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蔷×τ志⌒摹�
下午当梭特来的时候，奥菲丽娅和我跑上去迎他，很快继父弗莱迪也进了客厅。梭特每次来都会带点小东西，通常是给自己亲生的女儿两美元，给我一美元，因为他把我也看作是他的养子。今天也毫不例外，梭特先是抱了抱姐姐，亲亲她的脸颊，把两美元放在她手心，然后姐姐挥挥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爸爸，再见！”然后就该轮到我了。
梭特看着我张开的手心，倒也没让我久等，先是夸我学校功课不错，然后就给了我张崭新的一美元钞票。我心里乐开了花，周身洋溢着幸福的感觉，忍不住问了一句：“你不就是我的爸爸吗？”
“对呀，”梭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就是你爸爸，来，拿着……”接着又掏出一美元递给我说：“儿子，去把钱存到你的银行户头上吧。”
我乐得合不拢嘴，虽然我没有银行户头，但是突然多出的一美元，加上奥菲丽娅的爸爸同意做我的爸爸，让我兴奋不已，我正要转身，却听到继父弗莱迪狮子般的怒吼从天而降：“好啊，我不是你这兔崽子的爹，给我滚得远远的！”
也就在那一刻，我瞟了身后的梭特一眼，看到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弗莱迪，也许梭特心里想的和我不谋而合，就是弗莱迪说这些毫无道理，首先，我是在和梭特说话，其次，他的话实在过于伤人、过于蛮横无理。弗莱迪其实已无数次地重复过他的这些观点，此外还毫不留情地刻薄挖苦我的大耳朵。
即便我就站在一旁，人们问起我是谁的时候，他也会咆哮道：“鬼才知道这个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是谁的。”
然后他仿佛毫不在意似的，转过身来咧着嘴看着我，仿佛把我踩在他的脚下，碾碎我的自尊心，就能给他带来极大快感。受到这种侮辱，我即便是黑皮肤，此时也感觉脸已经窘得红到耳根。
还有一次，我在洗手间，听到外面有人找我，接着传来弗莱迪的咆哮：“我怎么知道这个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在哪儿。”他在人前这么说我已经让我忍无可忍，特别是看到我极力掩饰这话给我七岁的幼小心灵所带来的极度痛楚，他相当满足，但听到他在不知道我在附近的情况下，还这么说，我几乎痛不欲生。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耳朵，想看看到底我的耳朵有多大，结果发现确实不小，这使得他的话显得愈发刺耳，即便是我长大后，这种感觉还让我心有余悸。
除了弗莱迪的恶言恶语不说，学校和邻居的孩子们也戏称我为小飞象“邓波”，就是迪士尼卡通片里的那只小飞象。所有这些仿佛悬在我头上的利剑，时刻准备把我的自尊自信劈个粉碎，加上没有个名正言顺的父亲，对我而言这更是雪上加霜的事情。别人都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姐姐奥菲丽娅知道梭特是她的父亲，弗莱迪是沙仑和金牡的父亲。再说，我那些朋友个个都有自己的父亲。那天下午，当梭特给我一块钱的时候，在我敏感的幼小心灵深处，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从继父那里是得不到丝毫温暖和善意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制定了长远的打算，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永远不会弃他而去，丢下他不管。但我一时间还想不出什么好的短期计划，怎么才能把 “没爹的孩子”、“大耳朵狗娘养的东西” 身上这种无形的标签拽下来，它不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也在无情地撕扯着我的自尊，让我坠入一种深刻的恐惧和无尽的黑暗之中，无法自拔。
这种恐惧来自继父弗莱迪在家的所作所为，来自他可能会愈发的变本加厉。我害怕自己一回家发现妈妈已经性命不保，担心姐姐妹妹以及自己都随时可能一命呜呼。担心继父弗莱迪再喝得烂醉，回家把睡梦中的我们打醒，用枪口对着我们，“狗娘养的，都给我滚出去！”他不止一次声称要把我们全都干掉，现在妈妈每天都是穿着鞋睡在客厅的长椅上，就是为了一旦有意外，可以最快速度抱上孩子，拽上我们去逃命。我还怕下次他再对身边的妈妈动粗，要是妈妈躲闪不及怎么办，而我在一旁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要是他对姐姐奥菲丽娅大打出手，那我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或者干脆就是对我拳脚相加，而我也只能就这么忍着，我到底该怎么办，警察来了帮不上忙又会怎样，因为以前他们来了也根本无济于事，或最多是把继父带走，等他酒醒了再放回来，仅此而已。
我该做什么？究竟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连在学校也会时不时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为此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甚至让我想起那些在福利院做过的噩梦，那是因为大家都以为街上住的那个老太太是个巫婆，小时候最恐怖的时候也就莫过于此。有些梦实在可怕，吓得我醒都醒不过来，在梦里我觉得若能碰倒床头灯之类的东西，屋里的人听到后会来救我，离开梦中的是非之地。
“哥哥”，我在半梦半醒间，又听到小妹沙仑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回想了一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睡前，除了万圣节的“不给糖就捣蛋”游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之后，姐姐奥菲丽娅去参加了派对，看来她到现在还没回来。今天晚上后屋相当的安静，这里是我们从贝希姑姑那租来的，她自己做生意，而且在我们亲友当中只有她有房产，这房子的地下室就是她的美容沙龙－－贝希美发屋。
沙仑带着哭腔，拽着我的袖子，说：“妈妈在地上。”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把被子扔到一边，抓起睡袍，匆匆跑去厅房，来到前屋。妈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全无知觉，有个木板嵌在脑后，她身下和四周流了一摊血。看到妈妈不省人事，沙仑的哭声越来越高，“醒醒，醒醒！”她尖声喊着，“妈妈醒醒。”
我惊得目瞪口呆，慢慢才缓过神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学着警察做犯罪现场分析，判断到底出了什么事。
首先我注意到，当继父用木板袭击妈妈时，她是想逃出家门去的，木板直接打到她的后脑勺上，用力太大导致木头直接打进皮肉之中，不只她身下有一摊血，血渍溅得到处都是。
接下来，让我惊恐万分的是妈妈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危在旦夕。一旁的保姆贝碧（她主要负责照看妹妹）正在忙着打电话叫救护车，想到医护人员已经朝这里赶来，我才稍稍松了口气，转身安慰沙仑。
血渍、恐惧、妹妹在抽泣，贝碧一直在念叨，只要到了医院妈妈就没事了，屋里到处是血渍，我努力想从这一切中理出个头绪来。“我该做点什么”，这个问题一下子跳了出来，答案是收拾厨灶！我总得让自己手里忙些什么事情，做什么都行。我需要让自己做点事，所以我飞快地跑到厨房，开始擦洗家里的老式厨灶，这厨灶似乎从清教徒时期起就开始用了，但已经满是煤烟。拿了块抹布、肥皂还有水，我开始全力清洗这个大家伙，同时我不停地祈祷，祈祷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主啊，别让妈妈死”，然后还有“主啊，别让人们进来，看到这里这么乱糟糟的”。
一想到那些白人医护人员还有警察看到屋子里到处是血，再有这个脏兮兮的炉灶，实在是太难为情了。所以我要把这里收拾干净，让人觉得住在这儿的这家人是很讲究的，不是邋邋遢遢的。继父是个例外，他又一次让家里的女人受皮肉之苦，还流了血。
救护车到了，救护人员马上进屋来，和保姆贝碧和贝希了解了情况，当然没人顾及我，取下妈妈头上的木板，把她抬上担架，上了救护车，急驰而去。
即便在这时，我还在努力收拾着，要想从混乱中找出条理来，这是我能想出的唯一法子。那天夜里，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那么小，我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让自己的情感冰封雪藏，也只有这样我才能熬过来。
我所有这些努力没能帮上妈妈什么忙，倒是多亏她自己的头骨结实才让她捡回一条命来。第二天，她满头绷带，颤颤巍巍，但神志还算清楚，说绝对不许继父再回到这个家来。她能如此痛下这种决心我还是头一次听到，她对我们大家，郑重发誓：“他再也不可以回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我们都没见到继父的影子，正当我刚要舒一口气时，他却回来了。这种反复我并不陌生。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了。每次他回来都会信誓旦旦，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但是他的反复无常我们早已见怪不怪。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故伎重演，但是大家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我搞不清为什么妈妈每次都会心软，我也没问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知道每当我们想逃离这里时，往往会使我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虽然短时期内，对于现状，我无计可施。但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长期计划。不但以后我的孩子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也绝不会成为继父那样的人，不会威胁、恐吓、伤害女人和孩子，更不会使用暴力。我也绝对不会过度饮酒，让自己行为失控。这个计划不断地发展完善，仿佛弗莱迪是在给我上了一课，教会我怎样成长，怎样不去变成像他那样的人。而在当时我对他有的只是仇恨，那种渗透在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的仇恨。
些许报复的小火苗在悄悄燃烧，对于一直困扰我的无能为力而言，这似乎是一剂解药。我就做点小小的尝试，看看自己到底能把继父怎么样。比如，我知道他自己不认字，因此感觉受到所有识文断字人的威胁，从这里我想出了点门道。
有时，我故意大声朗读，其实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让他知道：也许我耳朵确实比别人大，但我会读书，而且还成绩优异，你可以对我们大打出手，但你就是不认字。有时候，我还更过分，捧着书，故意问妈妈，声音大到继父肯定能听得到，“这是什么啊？”或是换个说法：“这个字该怎么写呢？”有时我甚至就干脆问他本人，某个字该怎么写。
妈妈总是温柔地看着我，用她会说话的眼睛告诉我：儿子，答案你自己清楚的啊。这是我俩的秘密，知道他也奈何不了我们，所以她就大着嗓门回答：“我不会，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相视一笑，开心之极。
最后，就是发生木板事件的同一年冬天，深夜，妈妈和我以及其他孩子一道准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了。弗莱迪用皮带抽打妈妈，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然后他扬长而去，到附近的酒馆喝个烂醉。妈妈从地上爬起来，用冰块敷在自己红肿的脸上，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她没再多说什么，姐姐奥菲丽娅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把衣服和杂物收在袋子里，没等她发话，就很快干完，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一切。我们没再和什么亲戚住在一起，母亲在第六街租了个住处，离第八大道右街的后屋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堆在一个购物车上，四个人站成一排就准备上路了。这时，我看到她神色慌乱，在口袋和钱包中翻来找去。抬头看着二楼的房门，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钥匙……我没有钥匙。”说完，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垮了。
仔细看了看建筑的构造，我指着一个杆子说，我可以爬上去，跳到走廊上，爬进窗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我当时瘦瘦小小的，爬树对我而言不在话下。我不仅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此举绝非寻常，这扇门是要通往新的生活，从此我们就不再受弗莱迪的骚扰。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此时的我要和弗莱迪开战。我别无选择，只能赢。就按我说的，我逐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顺着杆子爬上屋顶，从屋顶跳到走廊，幸好，窗户正好开着，我就势溜了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飞奔到楼下，母亲的脸上满是自豪与欣慰，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晚就安顿下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看到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是担心弗莱迪会再找上门来，把我们再次控制在他的魔爪之下。
“他不会来的，”母亲安慰我说，“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