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冲进厨房，拿了把切肉刀就转身回来，用刀指着那个白人，怒吼道：“不许你这么和妈妈说话。”
母亲瞅了我一眼，让我注意措辞和语气，要礼貌些。
我们对视一下，我用眼神示意自己会听妈妈的话。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手里依旧拎着刀，又说了一遍，但是口气缓和了些：“先生，请不要这么和我妈妈说话。”
他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妈妈。不过遗憾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别人用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妈妈、对我以及姐姐妹妹发号施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那些白人或有钱人这么和我说话时，我一直都在咬牙克制着自己反击的冲动。
需要我们马上面对的事情就是弗莱迪又回来了。他周而复始的性格反复又要开始了。每经历这么一次反复，我对他的仇恨则会再添几分。刚刚一个多星期，我们又要收拾行李，回到那间后屋，而太平的日子弗莱迪最多能坚持个把星期。失望和不解啃噬着我的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妈妈曾经入狱，她最怕弗莱迪会再把她弄到监狱里去。再往后，我才完全明白，妈妈经济上无法独立，更无法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能逃脱得了，但在当时我能理解的是妈妈确实有难处，她进退维谷。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想出应对之策。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当时我正看着弗莱迪在吃妈妈做的饭菜，是美味至极的炖猪颈骨。看弗莱迪进食就像城里的小孩看肥猪在猪食盆狼吞虎咽一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厌恶。但这次不一样，看着他敲骨吸髓，吧嗒着嘴，在餐桌上磕打着骨头，我对他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弗莱迪根本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不仅吃相猪样十足，而且打嗝、放屁、打喷嚏从不掩饰，样样精通。就是这样一个粗鄙男人，不仅长相，甚至暴烈的性情和极强的攻击性和拳王桑尼·里斯顿颇有相似，而且天天叼着宝马烟，再加上嗜酒如命，还有威士忌不离手，此外还动辄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家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嘲笑、侮辱、斥责、辱骂我们，特别是我，丝毫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人性可言。是因为我是家里除他以外唯一的男性？还是因为我能读书认字，抑或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要么这其中有着很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要过多久我才能真正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最终，我还是先明确了自己的短期行动计划究竟该如何实施。在那个周日的下午，看他啃着肉骨头时，突然一个闪念划过我的脑畔，那时的我应该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8岁男孩。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宰了这个狗娘养的。
与潜伏在家中的危险形成对比，密尔沃基城市的北部充满了我那些幸福时光里的欢乐和情趣，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相对安全和正常的孩提时光。安全感从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和它的边界，这里最北到东西走向的W。卡皮托尔大街，再往北住的就是那些处于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有色人种，那些孩子们的父亲都是职业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保险公司职员、政府职员，等等，他们与城市南部的白人富人区仅一桥之隔，但由于种族隔离的不成文法律，这座桥无法逾越。住在城市北部中心地带的就是我们这些低收入人群，但各个勤勤恳恳、老实巴交，大多是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这些人几乎永无出头之日。（当然，我们在内心深处无不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过上街那边那样的富足生活，但表面上对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傲慢家伙还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南北走向的第三大道是个主要的商业区，街两侧商铺林立，其中不乏高档商厦，如金贝尔百货、波士顿店、布瑞尔商店，等等，在第三大道北街上还有我最常光顾的价廉物美的折扣店。
离我们住的第八大道右街不远，就是第九大道万利捷大街的路口，我就在那附近的里氏大道小学读书，凑巧的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费莉的妹妹帕特也曾就读于那里，她俩也一度在威斯康星州生活。小学对面就是著名的沙伊犹太商店，店主是个高个子的秃顶犹太人，是在我们这一带屈指可数的几个白人之一，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犹太人肤色虽白，但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店主他人很不错，还让我们这些老主顾时不时地从他那里赊点东西。他雇了两个不错的黑人伙计帮他打理生意，后来两个伙计还从他手里把店面买了下来。这两个伙计亨利和他的儿子（绰号斗牛犬，他和斗牛犬还真有几分神似）都颇有人缘，也都热情好客。
沙伊的厨艺相当不错，他自制自销的美味不胜可数，其中有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棒的香肠，其中还有很多口味可供选择。每当妈妈喊：“克里斯……”我就知道这是让我跑腿帮她去沙伊店买东西，要么是一罐加里特糖浆，这是她最喜欢作为蘸料的糖浆，或是一种流行的日日香嚼烟，要么是些稀奇古怪的个人用品，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比如高洁丝之类，可不管我是多么想让妈妈高兴，结果总是出些差错，特别是她说：“克里斯，去沙伊店帮妈妈买双紫棕色的长袜。”我可能就会拿错了颜色。最后，她只好把要买的东西写成纸条，而不再口头告诉我要买这买那了。
从沙伊店往北两个街区就是第九大道克拉克大街，这一带最出名的就是“黑人店”，倒不是有什么歧视，只是这里的店主都是黑人，而其他地方的则多为白人。只要我兜里有点钱，就愿意去那条街上，买上一美元的糖果，或是一两包奶酪玉米花。
在我7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的兜里有点钱。可是比我大的孩子甚至所有的大人都在为同样的问题犯愁。但每个人都在想法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堂兄泰瑞，也就是贝希13岁的儿子，是个孩子王。我也曾跟他们这帮孩子玩过几次，是他们给了我一些做生意的基本概念，当然那是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的做生意方式。
当密尔沃基开始修建43号州际公路路段时，机会来了，这段路正好经过我家，也就是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中间的区域。由于第七大道所有的商家店铺和居民都必须搬走，为拆迁做准备。泰瑞和他的伙伴们就琢磨着要收废品挣钱了。
我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不大清楚，收废品能怎么挣钱，我还是尽力帮些忙，帮那些大孩子们在废墟中刨来刨去，想找些废品，比如夹具、铅块、铜线、窗户配件、旧衣服、破布头之类，甚至连废纸也不放过。泰瑞讲这不算是偷，因为我们是帮市里清理这些废弃的房屋。大家还得把这些废品用车子推走，我们先是把购物车分门别类码满废品，然后把车一直推到密尔沃基的城东区，也就是河流与湖泊交接的地方。这里有个犹太废品商凯茨先生，他要把废品过秤后再付我们钱。
为了多挣点钱，我们还想过一些花招，但都被凯茨先生一一识破，因为这行当是他一手干起来的，自然什么门道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把戏包括让废品增重，比如上秤前把破布浇湿，再把它塞到废品堆最下面的牛奶桶里之类。
凯茨先生一眼就能识破这些鬼把戏。当他感觉废品有些太重，就能立即猜到是怎么回事。他马上就大声叫骂，然后就在废品中翻找加湿的破布。我们这招根本没法蒙混过关。不管怎样，和凯茨先生做生意还是让我们的废品卖了不错的价格，也就是泰瑞和他的伙伴们挣了不少的钱。给我的远比他们自己拿到的要少得多，但也有5到10美元的收入。即便如此，我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用再向妈妈要钱，就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比如看看电影、买点糖果之类。此外，这种经历还教会了我最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所谓需求就是别人会从凯茨先生那里买走废品，而这些废品正是我们提供的。这生意是光明磊落的。
泰瑞忙活的另一些事情就不那么光明正大了。有时他会跑到我家后院，怀里还揣着几包香烟，然后附近的孩子们，包括我在内，就都会纷纷跑到后院一起分掉这些香烟。据他说这些烟是从卡车上掉下来的，或是怎样怎样，这种故事的可信度实在有待商榷。实际上，这些都是泰瑞从当地的饭馆里偷出来的，但此事和我无关。叼上烟卷显得我们很酷，很有派头。再说，我们也从未被抓住过。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随处乱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因为朋友们的家长都在一旁留意着我们的表现呢。在我们去看保尔兄弟阿瑟和威力的时候，这一点就表现得越发明显了。跟着这帮朋友，我们开始把大量时间花在橄榄球上，等我长高长壮些后，我就开始打四分卫的位置。我们玩的比赛大多都是传球、奔跑、评分这类，最后有很多触底得分的机会，最终得分可以高达114比98的样子，简直像篮球赛一般。保尔兄弟是不可多得的阻卫，多少业余队都想要他们，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大球星，他俩不但人非常好，个人素质也相当不错，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职业橄榄球内锋的身材了。我去他们家最早是在一个特别酷热的夏天，我到他家的时候，看到门上的纱窗都拿掉了，只剩了一个门框子，其实我就是直接迈过门框进他们家的。
立刻，兄弟俩的妈妈保尔太太就出现了，她冲我摆摆手说：“孩子，不能这么进来，你得退出去从门进来，太没样子了！”
我愣了片刻，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明明纱窗已经拿掉了啊，所以门是开着的，不对么？
可保尔太太不这么看，看我没动地方，她又加了一句：“你家里不是这么教育你的吧！ 我可认识你妈妈。出去，从门走进来，懂事点。转身出去，从门进来，听见了么？”
保尔太太是个大块头，比妈妈稍微年长一些，她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是她家，她说了算。
我还是没说话，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退出去，重新走进一扇原本打开的门。是和自己进门一样再退身出去？ 还是先把门框推开再走出去？她双手叉腰，两眼盯着我，我还是先推开了门框，从屋子里退了出去，又把门框关上了。
接着她说道：“进来吧。”
看到我重新进来，保尔太太高兴地说：“克里斯，你好啊？”
倒不是各家各户都这么严格要求规矩和礼仪，但是街坊四邻都有对管教孩子的不成文规定。当时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娇惯放纵和严加管教是分得很清楚的，必要的时候棍棒肯定必不可少。因为家长们彼此都认识，若是谁家的孩子太过分，别人家的大人用鞭子教训孩子一顿也并不为过。然后他们还要告诉孩子的母亲，结果回家后还有一顿惩罚等着他。接着孩子还得等着老爸回来，等着又一顿的收拾，这顿打可比别人打得更狠、更凶。
我家的情况稍有不同。弗莱迪动辄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这已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不管我们做错与否，都是如此，所以妈妈根本不会动我们一个指头。她就像老师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真正能从中有所收获。而且，她用词也恰到好处，声音的高低、眼神的严厉，足以让我们知错改错。
但也偶有例外情况发生，一次，我从一家卖奶酪爆米花的黑人店里顺手牵羊，拿了一袋爆米花。店主人是个黑人老大妈，那天我正准备混在其他小孩子中间溜出去的时候，她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她不仅知道我妈妈是谁，而且还知道她在哪里上班。就因为我想拿一袋爆米花解馋，结果警察和妈妈都被惊动了。妈妈来把我从店里领走，带我回家后，把我一顿狠抽，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不可再犯。
而且极富创意的是，妈妈找来老式的电话缆线缠在一起，每抽打我一次，电话铃就响一声。那次打得实在是太狠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同时，都有些怀疑她是不是想要了我的命。在那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心有余悸，甚至听到电话铃一响，就不由得哆嗦一下。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对我动手，当然也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动过偷东西的心思，直到我十多岁以后。
也许妈妈发怒也有泰瑞表哥的原因，虽然我喜欢和表哥他们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