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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流行的观点，在史料中，可以证明满清中国“愚不可及”的例证，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想指出一点，满清中国盲目自大和愚不可及这个错误，与中国被西方巧取豪夺，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假设一下，如果满清政府并不是愚不可及地拒绝交往，而是聪明伶俐地曲意逢迎，能够想象中国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么？处处可见的是，在近代世界历史上，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可以侵占他国全部土地，有谁见过，一个在工业化上落后的民族，仅仅因为表现得很聪明，而免遭西方的巧取豪夺？
落后者必定会遭遇霸权，先进者必定会建立霸权，长跑赛在有人跑出了第一步之后，就立刻变成了登山赛，对于还愣在那里没有开跑的落后民族来说，你或者很愚蠢，或者很聪明，最后的遭遇都是一样。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了实行“以华制华”，下了很大工夫劝说吴佩孚出山成立华北日伪政权。但吴佩孚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日本人屡试屡败，最后利用派日本医生给吴佩孚看牙病的机会，下药毒死了他。这个历史故事的寓意是：日本医生在医学上是先进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吴佩孚即使心存警惕，也还是接受了日本医生的治疗；而日本军界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先进优势，巧妙地实现了霸权方面的目标。这种事例，在西方国家建立全球霸权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登山赛开始之后，捷足先登到达高处的先发国家，利用其居高临下的霸权，对后发国家进行巧取豪夺。掠夺大大增加了西方的总财富，又保证了它们享有充足的研发和教育投入，为继续保持先进性创造了充足的条件。就这样，霸权和先进性开始以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互换形式，持续推动着西方在登山赛上保持领先，直到今天。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86％，占技术转让和许可权收入的98％，这个指标，与西方的霸权和先进程度，三者之间严格正相关。
洞察之三：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先进性和霸权，一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其先进性的所有方面，或早或晚、或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了对后发国家的霸权。而其强大的霸权，也或早或晚、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着自身先进性方面的发展。两者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
这就是西方这个老师的真实身世。
Knowledge Is Power，据说是源自培根的名言，中国人只是简单地把它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贴在学校的墙上督促孩子们好好念书，基本上没有理解其真实含义。只有将其理解为“知识就是权力”，甚至“知识就是霸权”，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是一句真正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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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题目叫做“认识西方，认识现代化”，我们把这个问题，当做需要在思想上澄清的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关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关于中西关系和现代化，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中国学界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和政治主张，大多和这方面的认知有关。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可以改善一下向西方学习这个过程，从过去简单的老师教、学生听，转变成双方的互动，转变成对等的博弈，这样才不至于“吃生米”，才有望建立起中国人应有的深刻洞察，不至于几十年上百年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向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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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1）
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某个时期，伯顿船长，一位原本可与库克船长齐名的英国军官，从非洲的东北海岸穿过索马里，成为第一位进入这片内陆地区的欧洲人。
与大多数白人探险家不同，伯顿不太喜欢他的祖国，他的探险只是探险，而无意征服，他谴责殖*义政策，自认为他在“野蛮人”这里受到的礼遇，要比在英格兰或苏格兰这些“文明人”地区好得多。那个年代的英国，人们互相攻击，“每个陌生人都是嘘叫和砖块袭击的目标”。
但是，伯顿在非洲部落中的漂泊和历险，却让他时时处在惊恐和危险之中。于是悟出了他的祖国发展为帝国的意义：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攻击和危险，都集中到了国家，标准化为大军团之间的战争，社会逐渐文明了，而国家成为暴力机器。
据说伯顿船长会讲二十多种语言，他第一个翻译了*名著《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把在非洲的探险写成了《在东非的最初足迹》，他热爱异教文化，但他还是认同了帝国主义，而且还同意，英国应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伯顿的理解没错，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开创出的现代国家，最初的意义，就是社会暴力的标准化、国家化。从此，国家不再是圣人的化身，而变成了战神的化身。
这个大转变，中国恐怕最难接受。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中国就定型为一个“为政以德”的圣人国家，国家就是道德最高标准，不容任何不仁不义之举。东汉之后，印度文化进入中国，尽管与儒教的圣人之治有所抵牾，但毕竟佛教也是和平宗教，佛祖并不宣扬烧杀抢掠，所以还是实现了大融合。但清末的这一次，无论如何融合不了了，西方国家非但不讲仁义，反而崇尚暴力，不再学做孔子，反而争当盗跖，不再是“喻于义”的君子，反而成了“喻于利”的小人。
1840年，英国这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国，派出舰队要求与中国“通商”了，“君子”国中国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当然可以说这很愚蠢，当然也可以说，这是至尊至圣、至仁至义！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到底有多难？答曰：圣人变强盗有多难，这个转型就有多难。
可是，再难的事，也禁不住暴力，先发国家带给中国的第一个见面礼，就是一通炮击。你学习不学习，转型不转型，现代化不现代化，和我没太大关系，我就是“通商”来了，或者直说，就是掠夺来了，我在全世界都用炮舰“通商”，今天走到你们家了。
无论这些强盗是什么道理，有没有道理，要紧的是，中国肯定不能就这样挨打，就算是一个岛国部落，也不会自甘挨打，遑论是一个两千多年的天朝大国！
从挨打的第一天起，中国就开始学习，就开始努力理解什么是新式国家，如何建国，让自己也成为现代化国家。
一开始时还好。洋务运动之初，奕主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位大人对英国这个国家，那时即有不错的判断：“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如果中国能保持这种认识，将现代国家理解为只问通商不论其他的暴虐国家，应该算基本正确。
几十年后，到了全面学习外国的维新时期，梁启超也能够对西方各国作出颇为精准的分析：观德国之锐意商务，可知其将有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兴工艺，而知英之商务将有蹶衄；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将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祸机必蓄泄于震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2）
梁氏还说：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
中国学界，若能够保持住这种水平的洞察、这般宽阔的视野，在理解现代国家、探求中国建国之路的问题上，也应不至于犯下太大的错误。
然而，甲午战败后，事情就乱了。受奇耻大辱的心理刺激，人们产生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梦幻，一种迷思，令中国学界产生了思想大偏转。脚踏实地的态度被放弃了，一步到位的臆想主导了思维，一股从美利坚合众国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让很多人中了邪，竟然把对现代国家的最初印象，把英、俄、德、日等国的本来面目，统统忘记了。“暴虐无人理”的战神，不知不觉间，又变成了充满魅力的女神，伴随着关于自由、*、民权的一整套动人学说，国家重新又染上了圣人的色彩。就是嘛，你看人家华盛顿，就是圣人嘛，你看人家美利坚，就是三代之国嘛。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句百年经文“你看人家美国”开始滥觞，也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共和宪政的情结油然生成，从此代代相传，不见消散——
从鸦片战争直到今天，由于中国一直没能建立起西方宪政*制度，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无法完成。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没有学到西方国家的根本，缺乏立国之本。中国今天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建立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政*制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上述思想被当做“学习成果”，在中国学界中珍藏了一百多年。虽然这个思想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机会公开表达，更没有机会落实到现实政治实践上，但它却一直存在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机会又来了，又可以公开表达了，于是，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掌握着话语权的学界主流，将这一见解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成了一种热烈的喧哗，成了一种振振有词乃至不容置疑的定论。
很不好理解，从梁启超那时就看明白的事情，竟然会乱成这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中国要想登山，就不要像日本等大多数后发国家那样，先把国家变成登山战士，然后一步一步地快速攀登，而是要一步到位直接学习那个已经到达山顶的美国，学它的*自由式的登山。谁要不学美国这个榜样，谁就是愚昧无知，谁就大错特错。
如果将其视为中国学界一百多年来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结论，那么我们只能说，受到“你看人家美国！”百年经文的影响，这套思想中关于国家的理解，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有误！
话音未落，就已经可以听到从道德高地上传来的霍霍磨刀声了。“自由派”的卫道士们，双手叉腰剑眉倒竖：这个结论有什么不对吗？美国是不是*建国的典范？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成为现代国家，依靠的是不是先进的政治制度？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不是先进政治制度的日本打败了落后政治制度的俄国？中国要想建立现代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立国之本对不对？你们到底在批判我们什么？你们所说的“一直有误”，到底是什么？
二、真正的“立国之本”：民族主义（1）
长期以来，只要一提“立国之本”，中国学界中的一大批人，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提到西方的宪政*制度。他们坚信：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先发国家，之所以几百年来长期主导世界，就是因为宪政*制度，使这些国家拥有最强大的竞争力。
例如，南京大学的任东来教授，在他的《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一文中写道：“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另一位民间知识分子傅国涌，则把美国的立国之本归结为“人性和人道原则”。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登山赛的最大胜利者，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宪政体制”、“人道原则”。以此为参照，中国的位置在哪，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还用多说吗？
正是这个定式思维，这个不知从何时开始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让中国学界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坚持着那个“学习成果”，坚持认为，中国至今尚未学到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根本。
“自由派”中的走火入魔者，近年来热衷于将民国初期差一点让中国解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说成是一次与*宪政失之交臂的历史遗憾（参考*《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一文），或热衷于对从孙中山到梁启超等有过国家主义倾向的近代人物，按*自由的价值标准进行历史批判（参考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一文）。这些人都是颇负盛名的大学者，但这些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斜视症”问题，令人不忍卒读。
我们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批判“自由派”，所有这些批判，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解释我们关于“中国力”的观点。由于这一派别往往作为反向力量出现，阻碍、压制“中国力”的发挥，所以，有些分析不得不从批判中展开。
1。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
如果我们说，只有民族主义，才可能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根本，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教训，正是没有坚持住这个根本，多次出现大的偏离甚至反向。这个观点，会引起中国“自由派”方面怎样的反应？
中国学界关于民族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