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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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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流行的观点,在史料中,可以证明满清中国“愚不可及”的例证,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想指出一点,满清中国盲目自大和愚不可及这个错误,与中国被西方巧取豪夺,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假设一下,如果满清政府并不是愚不可及地拒绝交往,而是聪明伶俐地曲意逢迎,能够想象中国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么?处处可见的是,在近代世界历史上,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可以侵占他国全部土地,有谁见过,一个在工业化上落后的民族,仅仅因为表现得很聪明,而免遭西方的巧取豪夺?
  落后者必定会遭遇霸权,先进者必定会建立霸权,长跑赛在有人跑出了第一步之后,就立刻变成了登山赛,对于还愣在那里没有开跑的落后民族来说,你或者很愚蠢,或者很聪明,最后的遭遇都是一样。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了实行“以华制华”,下了很大工夫劝说吴佩孚出山成立华北日伪政权。但吴佩孚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日本人屡试屡败,最后利用派日本医生给吴佩孚看牙病的机会,下药毒死了他。这个历史故事的寓意是:日本医生在医学上是先进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吴佩孚即使心存警惕,也还是接受了日本医生的治疗;而日本军界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先进优势,巧妙地实现了霸权方面的目标。这种事例,在西方国家建立全球霸权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登山赛开始之后,捷足先登到达高处的先发国家,利用其居高临下的霸权,对后发国家进行巧取豪夺。掠夺大大增加了西方的总财富,又保证了它们享有充足的研发和教育投入,为继续保持先进性创造了充足的条件。就这样,霸权和先进性开始以密不可分、互为因果的互换形式,持续推动着西方在登山赛上保持领先,直到今天。
  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86%,占技术转让和许可权收入的98%,这个指标,与西方的霸权和先进程度,三者之间严格正相关。
  洞察之三: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先进性和霸权,一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其先进性的所有方面,或早或晚、或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了对后发国家的霸权。而其强大的霸权,也或早或晚、或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着自身先进性方面的发展。两者形成长期的良性循环。
  这就是西方这个老师的真实身世。
  Knowledge Is Power,据说是源自培根的名言,中国人只是简单地把它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贴在学校的墙上督促孩子们好好念书,基本上没有理解其真实含义。只有将其理解为“知识就是权力”,甚至“知识就是霸权”,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是一句真正的名言。
  ***
  本章的题目叫做“认识西方,认识现代化”,我们把这个问题,当做需要在思想上澄清的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关于近代世界的发展,关于中西关系和现代化,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中国学界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和政治主张,大多和这方面的认知有关。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可以改善一下向西方学习这个过程,从过去简单的老师教、学生听,转变成双方的互动,转变成对等的博弈,这样才不至于“吃生米”,才有望建立起中国人应有的深刻洞察,不至于几十年上百年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向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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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1)
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某个时期,伯顿船长,一位原本可与库克船长齐名的英国军官,从非洲的东北海岸穿过索马里,成为第一位进入这片内陆地区的欧洲人。
  与大多数白人探险家不同,伯顿不太喜欢他的祖国,他的探险只是探险,而无意征服,他谴责殖*义政策,自认为他在“野蛮人”这里受到的礼遇,要比在英格兰或苏格兰这些“文明人”地区好得多。那个年代的英国,人们互相攻击,“每个陌生人都是嘘叫和砖块袭击的目标”。
  但是,伯顿在非洲部落中的漂泊和历险,却让他时时处在惊恐和危险之中。于是悟出了他的祖国发展为帝国的意义: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攻击和危险,都集中到了国家,标准化为大军团之间的战争,社会逐渐文明了,而国家成为暴力机器。
  据说伯顿船长会讲二十多种语言,他第一个翻译了*名著《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把在非洲的探险写成了《在东非的最初足迹》,他热爱异教文化,但他还是认同了帝国主义,而且还同意,英国应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伯顿的理解没错,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开创出的现代国家,最初的意义,就是社会暴力的标准化、国家化。从此,国家不再是圣人的化身,而变成了战神的化身。
  这个大转变,中国恐怕最难接受。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中国就定型为一个“为政以德”的圣人国家,国家就是道德最高标准,不容任何不仁不义之举。东汉之后,印度文化进入中国,尽管与儒教的圣人之治有所抵牾,但毕竟佛教也是和平宗教,佛祖并不宣扬烧杀抢掠,所以还是实现了大融合。但清末的这一次,无论如何融合不了了,西方国家非但不讲仁义,反而崇尚暴力,不再学做孔子,反而争当盗跖,不再是“喻于义”的君子,反而成了“喻于利”的小人。
  1840年,英国这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国,派出舰队要求与中国“通商”了,“君子”国中国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当然可以说这很愚蠢,当然也可以说,这是至尊至圣、至仁至义!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到底有多难?答曰:圣人变强盗有多难,这个转型就有多难。
  可是,再难的事,也禁不住暴力,先发国家带给中国的第一个见面礼,就是一通炮击。你学习不学习,转型不转型,现代化不现代化,和我没太大关系,我就是“通商”来了,或者直说,就是掠夺来了,我在全世界都用炮舰“通商”,今天走到你们家了。
  无论这些强盗是什么道理,有没有道理,要紧的是,中国肯定不能就这样挨打,就算是一个岛国部落,也不会自甘挨打,遑论是一个两千多年的天朝大国!
  从挨打的第一天起,中国就开始学习,就开始努力理解什么是新式国家,如何建国,让自己也成为现代化国家。
  一开始时还好。洋务运动之初,奕主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位大人对英国这个国家,那时即有不错的判断:“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如果中国能保持这种认识,将现代国家理解为只问通商不论其他的暴虐国家,应该算基本正确。
  几十年后,到了全面学习外国的维新时期,梁启超也能够对西方各国作出颇为精准的分析:观德国之锐意商务,可知其将有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兴工艺,而知英之商务将有蹶衄;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将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祸机必蓄泄于震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2)
梁氏还说: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
  中国学界,若能够保持住这种水平的洞察、这般宽阔的视野,在理解现代国家、探求中国建国之路的问题上,也应不至于犯下太大的错误。
  然而,甲午战败后,事情就乱了。受奇耻大辱的心理刺激,人们产生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梦幻,一种迷思,令中国学界产生了思想大偏转。脚踏实地的态度被放弃了,一步到位的臆想主导了思维,一股从美利坚合众国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让很多人中了邪,竟然把对现代国家的最初印象,把英、俄、德、日等国的本来面目,统统忘记了。“暴虐无人理”的战神,不知不觉间,又变成了充满魅力的女神,伴随着关于自由、*、民权的一整套动人学说,国家重新又染上了圣人的色彩。就是嘛,你看人家华盛顿,就是圣人嘛,你看人家美利坚,就是三代之国嘛。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句百年经文“你看人家美国”开始滥觞,也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共和宪政的情结油然生成,从此代代相传,不见消散——
  从鸦片战争直到今天,由于中国一直没能建立起西方宪政*制度,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无法完成。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没有学到西方国家的根本,缺乏立国之本。中国今天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建立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政*制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上述思想被当做“学习成果”,在中国学界中珍藏了一百多年。虽然这个思想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机会公开表达,更没有机会落实到现实政治实践上,但它却一直存在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机会又来了,又可以公开表达了,于是,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掌握着话语权的学界主流,将这一见解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成了一种热烈的喧哗,成了一种振振有词乃至不容置疑的定论。
  很不好理解,从梁启超那时就看明白的事情,竟然会乱成这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中国要想登山,就不要像日本等大多数后发国家那样,先把国家变成登山战士,然后一步一步地快速攀登,而是要一步到位直接学习那个已经到达山顶的美国,学它的*自由式的登山。谁要不学美国这个榜样,谁就是愚昧无知,谁就大错特错。
  如果将其视为中国学界一百多年来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结论,那么我们只能说,受到“你看人家美国!”百年经文的影响,这套思想中关于国家的理解,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有误!
  话音未落,就已经可以听到从道德高地上传来的霍霍磨刀声了。“自由派”的卫道士们,双手叉腰剑眉倒竖:这个结论有什么不对吗?美国是不是*建国的典范?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成为现代国家,依靠的是不是先进的政治制度?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不是先进政治制度的日本打败了落后政治制度的俄国?中国要想建立现代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立国之本对不对?你们到底在批判我们什么?你们所说的“一直有误”,到底是什么?
  

二、真正的“立国之本”:民族主义(1)
长期以来,只要一提“立国之本”,中国学界中的一大批人,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提到西方的宪政*制度。他们坚信: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先发国家,之所以几百年来长期主导世界,就是因为宪政*制度,使这些国家拥有最强大的竞争力。
  例如,南京大学的任东来教授,在他的《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一文中写道:“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另一位民间知识分子傅国涌,则把美国的立国之本归结为“人性和人道原则”。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登山赛的最大胜利者,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宪政体制”、“人道原则”。以此为参照,中国的位置在哪,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还用多说吗?
  正是这个定式思维,这个不知从何时开始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让中国学界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坚持着那个“学习成果”,坚持认为,中国至今尚未学到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根本。
  “自由派”中的走火入魔者,近年来热衷于将民国初期差一点让中国解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说成是一次与*宪政失之交臂的历史遗憾(参考*《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一文),或热衷于对从孙中山到梁启超等有过国家主义倾向的近代人物,按*自由的价值标准进行历史批判(参考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一文)。这些人都是颇负盛名的大学者,但这些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斜视症”问题,令人不忍卒读。
  我们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批判“自由派”,所有这些批判,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解释我们关于“中国力”的观点。由于这一派别往往作为反向力量出现,阻碍、压制“中国力”的发挥,所以,有些分析不得不从批判中展开。
  1。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
  如果我们说,只有民族主义,才可能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根本,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教训,正是没有坚持住这个根本,多次出现大的偏离甚至反向。这个观点,会引起中国“自由派”方面怎样的反应?
  中国学界关于民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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