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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一张唱片给我，一边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后一看，是格蕾西·菲尔滋女士①唱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手里夺去。但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我默默地接过唱片。我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一九八四年在上海，巴老把仅存的大哥给他的四封信给我看。其中一段，也提到这张唱片：“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其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我一直很想找这张唱片，问音乐界的朋友，都不知道有这首歌。
一九九二年，我去美国探亲，闲聊时提到此事，儿子记下了我的心愿。去年庆贺巴老进入百岁，上海明星演出曹禺改编的话剧《家》。我两次在电视上听见剧中播放了一首英文歌，打电话问在上海的济生叔，果然是《Sonny Boy》。我立即将此事告诉儿子。不久，我收到女儿从北美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Sonny Boy》，是儿子在网上找到的。我连续听了许多天，一天听若干遍。我请女儿把歌词试译为中文。全文是：乌云遮盖了天空/我却不在意灰暗/，你就是我的蓝天，Sonny Boy。//众人弃我而去/就让他们离开/我仍然拥有你，Sonny Boy。//你来自上天，珍贵无限/你使人间变成了天堂/上帝保佑你！Sonny Boy//当我老去，意冷心灰/答应我你不会离去/我需要你在身边，Sonny Boy//。从李尧林的好友杨苡那儿，我知道李尧林也喜欢这首歌。我请教杨苡，她说：Sonny Boy，直译为儿子般的男孩。巴老意译为《小宝贝》。“Sonny是儿子的爱称，也可理解为心中最珍爱的人。”我想，是否还可理解为某种信念，如对人类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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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3）
巴老三兄弟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老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前面已经讲到，“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三兄弟唤醒。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协，巴老重在反抗。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别后，曾谈到彼此的心情。大哥在信上对巴老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老参与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得请专家评论。
巴老的三哥是一个有理想，开朗乐观的人，喜爱音乐，会滑冰，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在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五十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邢方群、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李尧林利用寒假，单独为方群补英语课，教他练习发音。黄宗江说李尧林教他们读《快乐王子》给他的启示，不下于曾经使他“感动并行动的宗教的宣讲，政治的宣言”。今年发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称李尧林为南开名师中的佼佼者，学生崇拜的偶像。他选教的英译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深受学生喜爱，几乎成了他们的班歌。五十年后聚会时大家还一起凑全诗的译文。一九二九年，大哥去上海。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尧林来上海，但因没有解决路费，失去这次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一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他却因贫病交加，在一九四五年逝世，年仅四十二岁。
作家###吾当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巴老前后写了两篇怀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李尧林逝世后被安葬在虹桥公墓，墓碑的形状是翻开的两页书，上面刻有他翻译的小说《悬崖》中的一段话：“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家。”过去，时有人来墓前献花。但“文革”中，这个从没有伤害过人的墓，也被作为“四旧”给毁掉了。巴老为此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在哪里去寻找他的‘真正的家’呢？”
巴老多次对我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两个哥哥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我希望他们两人能被人记住。”巴老希望他们三兄弟能在“慧园”见面（即有一个展览室展出他们三兄弟的物品），但难以实现。
为实现巴老的愿望，去年我选编了一本书，名为《不应被忘记的人·巴金的两个哥哥》。以巴老所写两个哥哥的文章为主，兼收了已有的###吾、黄裳、纪申等人的文章，还有新组织的邢方群、杨苡、黄宗江等人的文章，（由巴金文学院内部赠送）。可惜巴老不能阅读了。
巴老已用最后的言行证明自己
巴老生于一九〇四年，到二〇〇四年正好百岁。去年只是进入百岁。时至今日，巴老已经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了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人们爱戴巴老，称他为世纪良知。国务院在去年授予巴老“人民作家”的称号。明天是巴老进入一百零一岁的生日。在此之际，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档案馆联合举办“走近巴金”系列讲座很有意义。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自己对巴老的感受，尽管我讲得不深不全。还得感谢在座的朋友耐心地听完我用四川话讲的感受。不当之处，请不吝指正。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4）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