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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张申府则随之发挥为“启蒙的中国化”的观点。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在这里，倒是“救亡”变成了“启蒙”的同义语。知识分子对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应变态度，启蒙运动也就不断变通到了迁就斗争对象的地步，甚至可以和平共处了。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指出：“一旦知识者被‘中国化’，他们就不能积极有力地投入启蒙，不能有效地发出警告：中国人还没有从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历史表明，这位美国学者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与此相关，是对五四的态度。蒋介石是基本上否定五四的。他在《中国之命运》中把五四思潮归结为“自由主义”，五四人物自然也就是自由主义者了。*者是不喜欢自由的。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神自居，批评五四一代对之“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对西洋文化则“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致使一般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他把五四精神与共产主义并提，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如果说他曾经对五四还有过一点肯定的话，那么就是反军阀，反列强侵略的民族情绪。对此，进步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接受的。闻一多曾经表示说，正是蒋介石对五四的态度，是刺激了他的思想的转变的。他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们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相反，毛泽东对五四一直予以热烈的肯定，与此同时，也曾指出其中致命的缺点。但是，在整个阐释过程中，有些论点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五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解释就很牵强。对于五四，毛泽东做的是大致轮廓的概括，至于其中由自由、*、科学等等构成五四精神的具体内容，则很少深入的论述。在涉及有关的精神范畴，也多基于*的需要，作了别一意义的引申。像个人主义，便长期被当作唯我主义而加以排斥。由于个性是隐没在党性所灌注的集体中间的一种间离体，所以，摧毁“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是必要的。又如自由主义，在毛泽东的文本中，像《反对自由主义》的使用就完全失去了原意。再如*，它并没有被视为一种保护个*利和自由的制度，而被仅仅解释为“多数”，这样便有了“*集中制”和“极端*化”两种褒贬不一的用法。总的说来，五四的全面反传统，也即非“中国化”的倾向，破坏偶像，个性解放的内容，是并不见存于毛泽东关于五四的论述的。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的意义，从中被忽略过去了。当然，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不但没有忽略，反而恰恰注重及此，才反复多次申论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重要性的。他承认，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运动中首先觉悟的部分，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更广大更觉悟的；但是，“它的弱点，就是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4＇。在《五四运动》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就十分强调知识分子的立场的“转移”。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不应当存在独立的立场的；所谓“转移”，即意味着对原有立场的放弃。这样，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这是一处重要的伏笔。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11）
其实，在当时就发生了著名的“王实味案”。
王实味以他的《野百合花》等极其有限的几篇短文，引来杀身大祸，并非出于偶然。这位出身北大的知识者，在他主动投奔而来的地方，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呼吁*和平等，希望进行中的革命臻于完善，本来是十分正常的，自然也是十分难得的。或许把此案同五四问题联系起来会显得过于迂远，但是至少可以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批判立场和表达方式的不尊重，在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多么严重！在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整个过程中，除了一个倒霉的肖军，竟没有一个知识者可以站出来为他说话！
在国统区随着“党治”的加强和战事的紧张，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除了当局的压力以外，这同知识分子自身的状态的改变也大有关系。从多次论争可以看出，许多动议和观点，是明白维护“*”，向政治权威邀宠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都有大批煊赫的学者进入“好政府”，以自己的知识资本和全部才智，为统治者效劳。为了迎合知识分子中普遍的“权力饥渴症”，从1930年代初开始，蒋介石政府便在政党保持不变的政治框架之内，实行专家治国。1932年，由地质学家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汇聚了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政治、经济、社会调查和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其中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王世杰、吴鼎昌、陶孟和、吴蕴初、刘鸿生等，堪称一代名流。1933年，征集马寅初等一批著名法学家参与《五五宪章》及其他有关法规的制订工作。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任院长，下属九个部中有三个由专家主持。1930年代，蒋介石还委任了一批专家教授和社会名流担任立法委员，任命蒋廷黻为外交部次长，朱家骅为*长，还任命和聘用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国家高级官员、大学校长，和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此中有几个重要人物，正是*主义的拥护者。1938年，国民参政会建立，从此又多出了一批知识者，充当中央政府高级幕僚的角色。1941年民盟成立，其他党派随之纷纷兴起，短短几年内形成一股组党热潮。这就是中国现代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群，他们努力通过参政议政，试图改变长期以来的无权状态。二十年间，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的几年，知识分子相率改变工作的书面性质，而热衷于具体的政治实践。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合流，是1940年代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是一道罕有的风景。
雅斯贝斯一再论及自由，说：“也许人类最深刻的对立，是由人们意识自由的方式决定的。对一部分人是通往自由之路，对另部分人则正好相反。在自由的名义下，人们几乎要求一切，但是也很有可能踏上奴役之路。”1944年5月，著名的西南联大开过一个五四历史座谈会。在会上，张奚若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则是思想革命。”闻一多则总结道：“张先生说现在精神解放已走入歧途，我认为还是太客气的说法，实在是整个都走回去了！是开倒车了！……”他不往回走，他逆风前行，结果死在政府爪牙的子弹和身后学者的讥嘲中。
难得的是抗议的声音。但是，在1940年代后期，那类具有批判立场而又富于道德力量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在知识界，很少有人不为党派所罗织；笼盖于五四时代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后启蒙时代的氛围已然为*所代替，虽不见文化思想的交锋，却一样的闪动着刀光剑影。储安平是活跃于其中的一位出色的人物。作为一个时评家，他表达的不是深层的文化思想，而是最坦率最直接的政治见解；从《客观》到《观察》，以办刊代替组党，意在“干政”。虽然他显示了在两党斗争中的独立不倚的决心，但是从个人文字和编辑倾向来看，毕竟是偏袒政府的。他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胡适和拉斯基的影响，一直向往秩序和法治，希求“在岗位有所建树”，“对国家有所贡献”。可以说，骨子里头是一个“好政府主义”者。他对政府许多做法的抨击，确乎十分猛烈，诸如反对摧毁舆论，践踏*，反对豪门特权，贪污*，反对用政治控制的办法控制教育，出动军警，用残暴的手段对付学生，等等；另一方面，仍然强调说“政治力量不能没有重心，现在中国政治力量的重心无可否认仍在国民党。所以我们能尽力来帮助国民党，努力建国大业，也就是我们尽了为国家服务的责任”。他呼吁“结束党治，开放政权”，也都是为国民党的前途设想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到底是“乱”，不是“叛”。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已经无法抵抗共产党，或本身确实无法维系社会与人心，这时，只有由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分子”出来领导。他关心知识分子的权力问题。对于权力，他所关心的也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像五四人物一样，而是政治上的领导权。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1947至1948年间，《观察》杂志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松散的争论。这个问题，牵涉到对国共两党斗争的前途的看法。所谓“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知识者是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当然也与对国民党尚怀希望是有联系的。
在时间的峡谷里，没有任何从容思考的余地。无论信仰也好，抗拒也好，疑虑也好，时代列车的巨轮是轰隆轰隆地开过来了！
思想：地面状态与地下状态（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正是在发生五四运动的古老而年轻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在五万万中国民众中间，所有的知识分子，怀着期待的、兴奋的、间或焦虑的心情，都听到了喧天的礼炮，和毛泽东的宏伟坚定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土改。镇反。三五反。各个领域，以异常的速度进行毁坏和重建的工作。知识分子队伍也在重新整合，从生活到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局外。首先是进入“单位”。美国著名记者巴特菲尔德以他在中国的体验，总结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5＇单位教会知识分子认识：“组织”是什么东西，这个从纺织物那里引申出来的语词是何等严密。通过单位，他们领取工资；通过单位，他们认识自己的同行、领导、同志和敌人，同社会发生关系；甚至通过单位，认识自己的思想。单位是一个巨物，无所不包，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其神秘而威严的存在。作为“单位人”，他们被赋予一种集体感、归属感；惟其如此，才觉得自己的渺小，任何独立的企图，转瞬之间就会变得孤立无援。他们被“分子化”了。他们害怕为组织所抛弃。这种依附关系和危机感的产生，使他们从外部到内部，从被动到自觉，变得十分顺从。
在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得不到平等的关怀与尊重。“解放区”与“国统区”，党内与党外，组织与非组织，所受到的信任和使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在这里，从档案管理到日常生活，都产生了一种对“身份”的普遍的重视与认同。在这个基础上，随之萌生种种的优越感或自卑感，萌生依靠组织谋取身份的欲望，同时也萌生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
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大学、报社、杂志社、出版机构、剧团等，全部国有化。社会上不再出现个人组织的社团，职业性团体如“作协”、“文联”，实际上也都成为了“国家组织”。作品必须经过审查，不能随意发表。上海书店通知沈从文，即称：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书局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其实，这种文艺禁令，此前早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后，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因为曾经有人指责为“同情地主”、“反映的是富农路线”等，难以获准出版。连根据茅盾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刚刚问世，也因被指责为有同情特务等立场问题，被公安部下令禁演。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同名电影曾经电影界负责人夏衍的推荐，同样因受批判而停映。夏衍本人写的剧本《考验》，被柯庆施下令停演。建国初，禁区已经相当森严。这是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所决定了的。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