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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发展的趋势和目前的需要来看，中国是不能不整个地全盘西化的。要彻底的全盘西化，除非彻底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解放个性，发展个性，提倡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主力的个人主义。但是，我们没有痛定思痛去变换态度。对于西洋文化，外来东西，我们从来是蔑视排挤以致趋于畏惧的。回顾西化的全部历史，错误就在于迟疑不决的态度上面。至此，他进一步引用俾斯麦的判断：中国和日本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求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完事。他以印第安人和美国黑人的命运做比较，说：“一个中国人不愿去接受现代趋势的西洋文化，而要保留过去的文化，从一个旁观者来看起来，他必定说道：其异于奴隶者几希？”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7）
然而，“全盘西化”要实施起来实在太难，而作为一种理论，在已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传播，也如跟奴隶讲说期货交易或者环球旅行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学者施瓦支指出，“破坏”和“危险”，这是西欧和中国的启蒙先驱受到的共同责难；但是，中国的启蒙者还多出一个罪名，就是“非中国化”。在讲究忠孝的人们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对于文化，从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一种是受进化史观的影响，侧重于历时性的文化变迁，因此承认文化有先后优劣之分；另一种是相对主义的，共时性的，重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站在变革的立场上，大抵取前一种态度。“全盘西化”，就是承认西方文化从观念到制度的先进性。艾森斯塔德在其著作中这样描述现代化的轨迹：“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原点；所谓“西化”，就是现代化。这是一个事实。波普说：“我相信，尽管有我们可以十分正当地挑剔的一切缺点，西方文明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我们所曾知道的所有文明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义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具有最大的改进能力。”这也是事实。“全盘西化”所以不同于“文化殖民”，是因为后者的主体是“文化帝国主义”，它是带侵略性的，支配的，控制的；对于殖民国家来说，相反则是被动的，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在五四人物那里，西方的东西都是“拿来”的，而不是被迫接受别人硬塞进来的东西，如清廷的统治者对待英国的鸦片和炮弹一样。在这里，侵略与非侵略带有划界的意义，决定了政治—文化革新运动的性质。其实，“西化”之西，也只能是部分之西。譬如政制，是英式的立宪，还是美式的共和？譬如主义，是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即以社会主义论，是欧文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还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在“西化”过程中，也就势必要在众多的，其中包括互相牴牾的思想学说和文化制度中进行分析、研究和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化西”的过程。由于不同民族的诸多因素的作用，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变异。所谓“南橘北枳”，这在生物界是一个公理，文化变迁亦然。批判即选择，它是隐含在变异之内的。这样，说到底还是“中体西用”。问题是保守主义者打出“中体西用”的口号而又要反对“全盘西化”，实质上是拒绝充分“用西”，以保持原来的一成不变的“中体”。恰恰相反，“全盘西化”论者的目的，则是要改变这“中体”。在这里，弄清楚理想、手段和事实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正是要变革文化主体，“全盘西化”才作为对抗传统文化霸权的口号被提了出来。由于“西化”是一个选择过程，因此“全盘”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所以仍然要坚持“全盘西化”者，要而言之，乃是一种态度而已。
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带有互相制衡的性质，也即折中的性质。但是，当事物之间出现冲突时，这种不平衡现象，往往不能以“中庸”之道克服之。相反，不是加强弱势以对抗强势，便是削减强势以缓冲弱势，才能维持固有的均衡。但是，强势者是少有自弱的，迫不得已时，则采取“维持范式”策略，于是激进主义的实行也就变得势不可免。“全盘西化”，作为事实的无效性和作为口号的必要性就在这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8）
恩格斯说：“无论什么地方，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习俗还保存的地方，这种习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横暴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但是，当中国帝王仍然封闭自己，把改革局限在天文历算和器物制造上面时，俄国彼得大帝已在强制推行全面的向西欧学习的政策。俄国在十八世纪有一个积极鼓吹西欧*共和制度的启蒙知识分子群，而且，这种启蒙工作一直未曾中断。恰达耶夫—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知识分子传统从他这里开始—猛烈抨击一种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他指出，正是那种“爱国主义将国家引到了毁灭的边缘”。他所以高度评价彼得大帝，也就因为他首先教导俄国人不要偏袒自己，不要死憋在自己的历史中。他赞扬道：“正是他，使我们摆脱了所有这些历史的残余，这些残余充斥着历史社会的生活，阻碍了社会的运动；他用人们中间存在着的那些伟大、壮丽的思想开启了我们的智慧；他把我们完全转交给了西方，一如时代将他转交给了西方一样，并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的未来交给我们作了未来。……彼得大帝在自己家中找到的，仅仅是一张白纸，他用他那只有力的手在那张白纸上写下了两个词：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了。”俄国的*主义者都是坚定的西欧派人物。普列汉诺夫说：*主义者以“西欧主义”的责难为自豪，“因为所有那些在我国智力发展史上曾经留下最良好影响的遗迹的优秀的俄罗斯人，都是坚决的和无条件的西欧主义者”。列宁肯定欧洲派那种对中世纪的一切东西所采取的“绝对敌视态度”；对于启蒙者，他提出其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主张教育、自治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而*的俄国学生“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者的遗产”。
但是，在当时中国的“*”中，并不具备像俄国那样的向西方开放的气魄阔大的政治人物，也不具备像俄国那样“被派向全人类”的富于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被伟大的同一种俄罗斯民族精神所孕育所充实的。1930年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在主张有选择地迎受西方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批判“全盘西化”的喧嚣声中收场。论争“一边倒”的情况表明，五四的余波渐渐歇止；一个全面反传统的现代性行动，在知识分子队伍中间，尤其在精神的内部联系中间，正在走向死亡。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运动的退潮，中国进入政党和政治强人的霸权时代。在*之上，蒋介石一手加强政治控制，一手致力于思想统制工作。他把“三*义”确立为全国的“中心思想”，宣称“思想统一，比什么都要紧”。在党内，他强调党的纪律，说：“党要我们生，我们就可以生；党要我们死，我们就要去死”；“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党员要有服从性，不能有一点自由”。在党外，宣扬爱国主义，领袖崇拜。1934年，他亲自发动“新生活运动”，将国民党的政党文化社会化。他规定运动的目标是“改革社会，保国保种”，必须“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对于“公民”，则强调以德国和意大利为“卓越榜样”，结合儒教传统的“礼义廉耻”教育，使之按照义务行事，遵守社会秩序和集体法规，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在1938年3月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仿效纳粹的做法，公开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1940年初发表《中国之命运》，说“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标志着国民党一党*，已经进入它的巅峰状态。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9）
在蒋介石的党化宣传中，爱国主义是一个中心内容。再没有什么语汇比“国家”和“人民”更能够让大家获得那种利益分享的愉快了。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那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儒家大一统思想，以及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的结合。韦伯说：“国家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它只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的一个纯粹的技术性工具，国家惟有从这些其他价值中取得它自身的价值，而且只有当国家不追求超越它的这个仅仅是辅助性的地位时，它才能保留它的这种价值。”在和平时期，“爱国主义”的提倡，只能有利于权力者或最高权力者，因为国家权力在其中代表了“最终的”价值。但是它不可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因为概念自身的含混性，容易唤起他们关于幸福的幻觉，在国家的祥光之下，模糊，忽略，以至放弃个*利的追问，和争取这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合法权益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被剥夺了存在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从艰难曲折中走过来的。1940年代的延安时期，是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壮大的时期。在这个西北偏僻的小镇里，刚刚上升至党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并完成了两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抢救运动”是其中的一段插曲—这样一种带有首创意义的群众性运动，结合严密的组织措施，把全党全军和个体知识分子统一到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中国化了的*主义之中。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战阶段。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在阶级论的内容中，增加了比以往更为浓厚的民族色彩。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大肆宣扬其爱国主义—*主义时，毛泽东阐述的是*主义，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著作，就叫《新*主义论》。在论著中，他把*主义分为新旧两部分：“旧*主义”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性质，“新*主义”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可谓泾渭分明。这种观点，给历史的阐释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有利于现实政治的操作。但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并不可能像描述的那么明显。这种带有机械论味道的划分，在时间的纵轴上，容易造成对辛亥—五四一段思想文化成果的排拒；而这个时段，正是被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的启蒙时期。同时，这种划分，也容易从横向拒绝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两种可能性，完全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整风文献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和被它所辐射的运动，有两个相当复杂的特点：一，对西欧启蒙时代产生的一些重大理念基本疏离；二，对本土文化资源，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传统，乃至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等，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化”一词，就是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最早提出来的。1940年代初，出现在延安和重庆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其实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有关的思想在正反方面的展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即创立了一条与十月革命和莫斯科的中国模仿者完全不同的军事路线，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农村和城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两个反差巨大的象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同样也是他的思想文化路线，两者是完全吻合的。毛泽东把他心目中的革命，完全纳入中国的民族传统之中。他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上面，形成被认为对革命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支配了中国自延安以来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价值领域中的诸神斗争（10）
作为大*者，蒋介石使思想国有化。毛泽东统一思想，则在于凝聚党内力量，以利于进行革命战争。两者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相同的民族土壤，以及所遭遇的民族战争的特殊气候，使之同样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层面的皈依。因此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中国化、民族化的论调，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在延安，曾经一度形成风气。1938年，艾思奇、陈伯达等积极提倡“中国化”；1939年，五四时期的活跃分子，著名学者张申府则随之发挥为“启蒙的中国化”的观点。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在这里，倒是“救亡”变成了“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