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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放曹》第15幅，董卓睡下，曹操乘机拔刀，画面前景右部是曹操站立，两手拔刀，中部横卧着董卓。两个人物都不见头部。这幅画突出了主体人物，动作鲜明，气氛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以上两图，都将主要人物置于前景，这种处理在传统连环画中是比较少见的。
又如《白门楼》第71幅，画面右部为关羽下半身骑在马上，只画出马的尾部屁股处，上部为一杆青龙刀横举，下部远景是吕布率兵奔来。这个画面颇像影视镜头，关羽立马横刀极有气势，同时显出吕布人困马乏的狼狈相。
《马跃檀溪》第36幅，画面透过马的腹下和腿部看过去，下部全是降兵。此画面的构图取景，有影视镜头感，渲染了刘备兵将的实力强大。
这两幅画面，构图新奇、大胆，效果对比强烈，也符合现代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
8 量入为出
整个学生时代，从初小到大学毕业，我的吃穿用和上学的全部花销，都由父母负担，是父母辛勤操劳将我养育成人。建国初刚从南方举家迁回北京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不久生下小妹妹，她还要照料我和大妹妹，因此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并不富裕，只能说尚过得去。后来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家境得到改善，条件也渐渐好了。我介绍这些情况，无非说明我在工作之前，并不独立，没有经济收入，要买连环画，也并非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小学和初中时，家里每月给我一元钱零花。此外，每天给我一角钱早点费，嘱我吃饱吃好。我舍不得花，因为买烧、饼油条所剩无几，更不敢买鸡蛋面包。那里胡同里常有卖烤白薯的，烤白薯便宜，花上三两分钱就能买一大块，于是我便每天早晨上课前用一块烤白薯充饥。这烤白薯吃多了，就胃酸，影响消化，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放屁，闹得班里同学都取笑我。就这样，每天我能省下七八分钱，凑一个星期就能买一两本书。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生活之不易，自觉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那时出过一套《楚汉相争》，六本一套。我在书店橱窗里见过，很想看看它的故事，后来知道是描写刘邦、项羽之间的斗争，加上绘画者有张令涛、胡丁文与李成勋、陈丹旭等，更渴望保存一套。于是便用零花钱和省下的早点钱买下了。用老北京话讲，纯粹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那套书每册都较厚，单册售价三角多，幸亏不是一次出齐，而是陆续推出，我才能一本一本地买齐。
少年时期，我最盼望过节，一是春节，二是“六一节”，再者就是过生日。每年逢这三个日子，我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元钱，这笔钱我是基本上全送给书店了，从少儿柜台或连环画专柜换取心爱的小人书。
上高中以后，条件一度发生变化，原来大跃进时期全民扫盲，街道有许多大爷大妈不识字，也不会算术，街道居委会经与学校联系后，学校便选派一些高中生去进行普及教育。我当年也被委以重任，每周有两个晚上到学校附近街道居委会指定的场所去上课，教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们认字，学习简单的加减乘除演算。因为付出了劳动，占据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每个月都能得到一点报酬；又因为是学生教课，对象又是上年纪的老人，所以钱并不多，只是一点意思而已。我每月用这三五元钱的“意思”，全买了书。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书，因而我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可惜这桩好事并不持久，我仅教了大半年，不知是因为基本目的已达到，还是又换了别的同学，也可能担心影响毕业班学习，上高三之后就再也没遇到这种美差了。
四年大学生活，留下许多美好记忆，由于我已长大，又住校，家里便每月给我20－25元生活费，除了交元伙食费外，剩余零花钱不少。这时期虽然买书较之过去从容多了，但其他开销也增加，如开始交女友谈恋爱，就需要逛公园、看电影、给女友买零食等，所以买书只能量力而为，远做不到潇洒和气派。
大学期间，有些书尽管价格不菲，如贺友直先生画的《山乡巨变》32开线装本，印数才两千册，还有赵宏本、钱笑呆合绘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6开线装本，我因为喜欢，都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些书的珍贵自不待言，它们也成为我自豪的资本。
但是，有些书因昂贵却与我失之交臂。如程十发先生的《阿Q正传一O八图》上下册，摆在柜台里，我很想要，惜乎当时囊中羞涩，怎么也拿不出肆元伍角，只得望书兴叹，怅然离去。自己缺少经济收入，受制于人，这种滋味太难受了！
补充一句，粉碎“四人帮”后，该书再版，我终于购买到手。
9 三部沪版套书
“*”前，够规模的大型套书并不多。所谓规模与大型，指的是数量在10册以上的套书。
当年上海除了《三国演义》之外，还出版过三部大型套书，即《红楼梦》19本，《铁道游击队》10本，《东周列国故事》16本。还有一部《西汉演义》，计划出20本，却只出了16本，因没出齐，故略去不谈。
沪版《红楼梦》，聚集了多位著名画家参绘，如董天野、张令涛、胡若佛、刘旦宅、刘锡永、江栋良等，水平之高，有口皆碑。这部作品的特点，从改编角度而言，多以人物为主，即主要是写人，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如《王熙凤》《尤二姐》《尤三姐》《呆霸王薛蟠》《司棋与潘又安》等。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人美社重新编绘了一套16册的《红楼梦》，基本上以写事为主。
老版《红楼梦》的另一特点，是全书的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前后三家出版社相继出完。最初由三民图书公司出版，业内和连藏界称之为三民版，共出了13本，时间从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从名称判断，三民图书公司是私营出版机构，这在上海解放之初，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接着由新美术出版社出了两本，时间从1955年底到1956年。新美术存在时间较短，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性出版社，随后并入上海人美社。最后由上海人美社出了余下的4本，时间从1958年到1962年。
这部作品董天野先生独自绘画了5本，张令涛、胡若佛合绘了6本，使全书艺术质量得到基本保证。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靓丽生动，性格鲜明突出，出色地传达了原作精神，成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铁道游击队》从1955年出版第一、二册，到1961年才全部完成。绘画者是丁斌曾与韩和平两位著名画家。当年他俩从华东美院毕业，分配到上海人美社，进入创作室从事连环画创作，直干到退休才离开岗位。
说来有趣，这部书最初第一册，是一位叫李新的先生绘画的，第二册《打洋行》才由丁、韩合作绘制，后来第三册直到第十册，都由他二人继续绘画，直到完成。为了换下李新之作，也为了提高水平，丁、韩二人重绘了第一、二两册，终于使全书由他二人合绘，保证了风格统一，保证了全书质量优秀。
这套作品曾多次重印。“*”后出第二版时，改50开为60开本，不但将每个分册的书名由字数不等统一为四字题目，而且由丁先生新绘了部分篇章。后来再版时，恢复到老版原貌。
199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向上海人美社租型，以32开本一页两幅形式，再版过《铁道游击队》，可见作品影响之大。
1961年，《唇亡齿寒》和《诛石厚》同时问世，标志着套书《东周列国故事》正式出书。其实在此之前，上世纪50年代，上海人美社就陆续出版过许多选自《东周列国志》的故事，大约有30多册，不过那时不成系列，出一本算一本罢了。而60年代初推出的这部书，显然是按套书运作的，从封面设计看，每册都有统一着色和标志，即在书名处印成紫红色，而且左下角印一座铜钟，钟上有“东周列国故事”字样。1962年出版较多，约有七八种。到了1963年，又出了几种。因为没有书目，所以不知究竟多少本为一套。后来再不见出版，我数了数，共有15本，于是将这15本算作一整套。这种看法持续到2001年才转变。
广州有位连友收藏不少老版书，他写文章并举出实物，说明这套书共16本，多出的一本叫《伐子都》。连上海都不曾见到这本书，广东却有，真是怪事！当年因何遗漏，至今搞不清楚，只听说有少量样书流了出去。
到了“*”后，1979年到1984年，上海人美社又编绘新套书《东周列国故事》，共50册。这套书不但出了大32开精装选本，还出了4卷全本，这是后话了。
10 立规矩
随着购书的频繁，我的连环画越积越多，逐渐初具规模。最早我将书放在书桌抽屉里，后来放不下了，母亲为我腾出一个藤制提箱，我在里面垫上报纸，还能盛不少书。母亲鼓励我买书、看书，既长知识，又比像土猴一样疯野般弹球拍洋画要文明得多。到了高中时，抽屉和藤箱都已满满当当，我便游说父亲，想解决存书问题。
家里本有一个书柜，但盛满父亲的书，如《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沫若文集》，还有《莎士比亚戏剧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等，再也没有空间了。
父亲和母亲合计后，买回一个小书架，供我专门存放连环画。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便邀请要好的同学到家里看书，到了高小，除了女生外，班里男同学几乎全看过我的书，这遂了我的心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但是看的人多了，书的脏旧与破损程度也加剧了，这事让我心烦。望着书页上沾染的手指头印和汗渍，同学再看书之前，我便让他们洗手，并不许再用手指沾口水翻页。这一招果然奏效，减缓了书受污损的几率。
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某天放学后，照例有几个同学随我回家看书。插一句，最初只在屋里看，不能借回家，后来开禁了，允许借两三本回去，但必须次日或第三天马上归还。同学都能遵守约定，及时还书，正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这天快五点多了，同学纷纷离去，一个外号叫六子（并非孩子多，而是他左手长六指）的提出借几本回家，我同意了，照例将书名写在一张纸条上。过了两天，六子没还书，我催他，他满口应承，其实在敷衍我。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还没还书，反而又提出要借。我生气了，骂了他两句。放学后回到家里不久，六子上中学的二哥找上门来，指责我不该不借书反而骂人。我说六子借书不还，他二哥说早还了。我拿出纸条作凭证，他二哥接过看了一眼，说这是你写的吧？又没六子的签名，不算数，鬼知道是不是你想讹人！我气极了，有理说不清，就这样蒙受了损失。这件事被母亲知道后，她劝我要长记性，今后务必让外借同学签名。
升入中学后，原来的同学各奔东西，找我借书的人也几乎绝迹。可能同学们都大了，不屑于再看小孩才看的小人书。我一来图清静，二来出于爱书、保护书的目的，也不愿被更多人翻看，因此不再声张，希望书整洁如新。
别看我存了不少书，我家里人基本不动，连两个妹妹都从不提出看我的书。上高中时，某天我回到家里，见到小书架的布帘被掀起，码放整齐的书被动过了，来到父母房间，只见父亲半躺半靠在床上，点着一支烟，手里正翻小人书，枕边还放着几本。父亲从未动过我的书，今天是怎么啦？我心里既得意，同时又有些不满，生怕烟灰污染书或是烟火星子将书烧出窟隆。我叫了一声爸，接着“您洗手了吗”脱口而出。父亲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的茬，接着又看书。
晚饭时，我在饭桌上郑重地向父亲提出，希望他爱护书，看前洗手，不要折页，不要躺着看。父亲笑了，说你哪那么多讲究。我说同学看书前都洗手，我还要争辩，被母亲拉住了。我小声嘟囔，说就是要立些规矩，否则我辛辛苦苦存的书，都被弄脏弄旧了……
这件事后来传了开去。不知怎么回事，等我再听到时，竟被演绎成：凡看王家龙的书，必先焚香沐浴，然后签字画押。
11 谁更重要？
买书上新华书店，这种习惯做法我保持了40多年，而且在北京或其它城市的街上走，只要遇到书店，必定进去看看，在连环画柜台前转转，否则心里不踏实。即使当时公务在身不方便，等到办完事也要马上翻回头找到那家书店，遂了心愿才罢休。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后，各种专业书店应运而生，民营小书店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小商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