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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国会如何看待“国家利益”
首先，虽然在吉田茂首相任期的下半期有若干次关于国家利益的谈话，但整体上而言，直到佐藤荣作政府为止，在“二战”后20年间，日本这一“主权国家”的最高政府领导人在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会里讲话的时候，几乎没有使用或提出过“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其次，一个明显的转折是，1971年，佐藤荣作首相在国会有关“国家利益”的发言达到50次之多。而这一年，他在国会包括总会、委员会等演说或问答的次数总共只有140次，也就是说其中提到“国家利益”的占1/3以上。众所周知，1971年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来说是“极具变化”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印度###“印度###”，即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编者注
形势和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在日美之间也展开了“冲绳是否归还”的交涉。在这一年，日本周围的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佐藤首相关于国家利益的发言往往也针对时事，与冲绳归还问题以及中国问题息息相关。在此之后，除了竹下、海部、宫泽、村山几任首相，其他首相也都或多或少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
（3）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背景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的使用频率虽然在国会看不到长期的增加趋势，但在报纸上这一趋势却很明显。事实上，1990年后和2000年后的增加都是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媒体界在面临新形势的过程中，也认识到国家需要转变原来的对外战略，而作为向整个舆论的说明材料，“国家利益论”开始逐渐崛起。我认为，作为诱因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解体重塑了国际政治的格局。在东亚，以苏联的威胁为前提而维持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中国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不断加强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朝鲜在失去苏联的支持后，社会主义体制陷入困境，为了维持既有体制，以开发核武器为“外交王牌”，正在推行“边缘化外交”。在这些崭新的外部安全环境下，日本如何重新认识日美安保体制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政治课题。
另外，在“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战争”等全球威胁不断多元化的形势下，冷战时代以核威慑为背景的“恐怖均衡”格局以及相关讨论已经过时，“意识形态对立”格局全面终结。全球各地纷纷出现的民族、宗教纷争、恐怖主义活动等新的安全威胁，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在这个时代，对和平的“创造”比传统意义上的“维护”更加重要。日本也受到了这一时代主题的影响，围绕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执政党与在野党陷入对立僵局，舆论则陷入分裂状态。在需要对和平或安全问题展开新的讨论的情况下，媒体有理由重新开始探讨究竟什么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终结，推动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在全球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物品、资本等迅速、大量、跨国移动的趋势日益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地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正日益“深化”，从而促使东亚各国将相对劣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转变为贸易互惠增进政策。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讨论正在升温，这些因素也促进着“国家利益论”的升温。
其次是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日本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先谈政治领域，1989年，几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日本昭和天皇逝世，至此日本长达60多年，迥异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形态混合存在的“昭和时代”宣告结束，而战后始终主导日本政局的“55年体制”也在同年崩溃。此前，战后日本国会关于宪法和安保问题的讨论，始终处于意识形态化的“神学论争”之中，直到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政权对日美安保和自卫队采取容忍态度，冷静而理性的国家利益论争依然没能展开。但海湾战争发生后，在联合国的引导下，当世界各国间为建立世界和平成立国际协调机制进行深入思考之时，日本有关人士终于开始讨论：“在国际社会，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也需要在政治领域积极作出贡献。”
紧接着，伴随冷战的彻底终结，日本国内的意识形态化论争也走向终结。由于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推动，“安保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国内政治格局也被重新调整，这样一来原本趋于原则理论或形式主义的“安保论争”变得更加灵活而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僵化”的国家利益讨论，转变为对日本周边地区个别或具体威胁的讨论。进入21世纪，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制的趋势逐步确立后，日本国会中的论争也变得更加现实，“国家利益论”也将在此氛围之下继续进行下去。
此外，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在“失去的10年”这一经济低迷时期持续的过程中，“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等日本企业经营模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持续性经济增长”已经无法保证，财富或新旧权益的再分配等问题也使日本舆论界观点不一，有“代价”的自由化或市场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课题。面对“开放”这一趋势，“国家利益”在日本得到了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在关于WTO（世界贸易组织）或FTA的国内讨论中，农业问题经常成为议论的焦点。但是，日本人越来越意识到，只优先考虑本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或地区合作的潮流。如何区别判断“国家整体的利益”与“国家局部的利益”，对我们来说日益重要。
国家利益“论争”
第二章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二、国家利益“论争”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围绕着“国家利益”的论争在升温，而这种论争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日本国内关于国家利益的论争，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争论，即“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究竟是已有的还是崭新的。这是日本在未能“消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受到新的国际环境冲击而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战后始终未能像美国那样落实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或政策性探讨。日本国家利益论争的主要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种立场被称为“理想主义”，是本着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警惕意识，“警告”追求国家利益有不利的一面，并且有意“回避”国家利益论争的立场。这一立场比较顽固地认为，国家利益毕竟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同时期待世界道义或舆论也介入其中。市###动或非政府组织等依然固执地坚持这一立场，类似思潮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种立场被称为“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通过“安慰”国民在内外形势变化中感到的不满或不安，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虽然“追求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民众或媒体会趋于盲目主张本国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无视他国的利益，因此一味地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未必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大趋势。
第三种立场介于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即中文所说的“调和派”或“折中主义”。这一立场本着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超越狭隘封闭的国家利益，而追求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协调的开放性的国家利益，即“国际利益”，其外交手段必然成为“国际协调战略”。不过，这一立场在日本国内往往被批判为“软弱”或“随大流”。实现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首相吉田茂曾经在国会上说：
作为外交的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去伸张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其利益必须得符合世界共同的利益。换句话说，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繁荣、和平相悖的政策，它最终将不利于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日本的外交政策应该与世界的主流相协调，同时保持日本的自主性，尽量与世界其他国家协调发展。
在我看来，吉田首相与其说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还不如说是正视日本与国际社会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客观地观察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日本所处的状况，从此把日本外交的走向寄托于国际协调。
其实，即使是否定国家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应该把追求国家利益当做前提，否则无法界定真正的“国际利益”。而“第三种立场”恰恰把目标定位在如何协调本国利益与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上，在这点上，它与第一种和第二种立场存在本质的差异。2000 年1月，在《21世纪日本的构想》论坛第一小组提交给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就提倡了“开放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不增进国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在日本国内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能持久。重要点在于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这是站在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通过加强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来改善国际环境，长期、间接地满足本国需求的外交战略。日本需要的不是追求“零和博弈”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维护并加强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秩序，努力改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促进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全球规模的问题等，有利于增加国际公共财富的途径，与他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
在了解了日本国内有关国家利益的三种不同立场后，我们来进一步讨论一下，日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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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
第二章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三、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
下面我将梳理、分析日本在战前和战后分别是如何讨论国家利益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日本政府历任首相在战前帝国议会和战后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施政方针演说的内容一般涉及内政与外交，讨论每一个政权重视、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表明当时政治家的基本认识与基本对策。从客观性（“国会”这一公共场所的公示发言）、可信性（作为记录保存的公示文件）、可靠性（自国会开设以来，所有首相以同样的形式，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演说作为资料持续地保管）的角度来说，这是帮助我们“追踪”日本战前、战后政府的正式立场与见解的有效的公开资料。当然，战前，尤其是政党政治遭到危机的“5？15事件”关于“5？15事件”，发生在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以日本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中尉为首，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及右翼团体在内的“过激派”袭击了首相官邸、警察厅和日本银行，枪杀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此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当时日本政党政治无力，军部势力急剧上升的态势。——编者注
（1932年）以后，军事部门失控，议会流于形式化，演说也相应地脱离了国际形势的现实，内容则变成了自以为是的状态。虽然如此，但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状况与国家利益而言，施政方针演说仍不失为有用的资料。
关于战前，我将例举从第一届帝国议会（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演说一直到第八十七届帝国议会（1945年）铃木贯太郎首相的演说（总共79次），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对外政策上来讨论。
关于战后，我将举国会吉田茂首相（1950年）至福田康夫首相（2008年），每年举行一次的施政方针演说（总共59次），同样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对外政策上，并抽出演说中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外交的基本方针，对安全与繁荣这两个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的内容进行整理。除了首相演说以外，我也会参考战后历任外相的外交演说以及日本外务省每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
（1）战前：最终“失控”的国家利益外交
国家的独立与条约的修正
对于明治新政府来说，国家利益首先意味着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维护并保持日本的独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1890年）上，山县有朋首相表明“维持国家的独立”是“最紧要”的，而为了确保国家独立，通过实行近代化增强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