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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稳定
在东亚任何国家间发生的对立、纷争或者国内的政治、经济###都必然要影响到日本的和平与发展。从地区内贸易超过50％的现状不难判断，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经济网络紧锣密鼓的东亚，应该被定位为左右日本命运的核心的生存空间。为维持本地区的稳定，日本必须高度重视。
保持东亚稳定的重点在于，防止国家间的对立、纷争升温，促进地区问题的和平解决，尽量抑制东亚各国政治###或经济破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方面。考虑到本国的特点，日本承担的最重要的义务是与美国等相关国家携手，发挥经济上的影响力，及时推出解决地区内经济、社会问题的措施。例如，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际，日本迅速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帮助东亚各国从危机中走出来；向内战刚结束的柬埔寨、东帝汶派遣维和部队，为两国的维持和平与战后重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为东亚的稳定能够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未来日本将继续在“事前防止”或“早期解决”阶段应对东亚的武装对立或混乱，维护地区的稳定。
在今天的东亚，最有可能直接威胁日本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是朝鲜的动向。日本应该本着“一直以来为东亚的安全保障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与它的合作不可或缺”的认识，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应付不可预测的事态；同时重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日本一样，中国的核心利益也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动向的影响，日本应该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加强合作。
防止日本周边出现敌对国家
各国确定国家利益的时候，“直接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探讨日本的国家利益时，也必须考虑地理远近、地缘政治的因素。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日本周边出现敌对的国家或政权，对日本的安全来说必然是负面的，假如它是类似中国的大国，就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不言而喻，如果中国政府愿意跟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中国人民也对日本抱着友好的感情，那么日本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将比中国与日本敌对的情况好得多。中国国家主席###曾说过：“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俱损。”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2）
为此，日本官方和民间都应当表现出重视中日关系的姿态。相互指责，相互厌恶不是邻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与中国打交道，那么就应当超越喜欢和讨厌的个人情感，在理性的基础上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为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日本方面不要点燃冲突的火种，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姿态。国家间外交和国内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外交则经常被内政纠缠。内政往往成为只在国内通用的，封闭的规范，而在国家之外则有国际社会存在。如果一个国家无视与追求不同利益的国家的关系，靠鼓吹对外强硬论，煽动民族主义来“垄断”内政，那么它的外交必然僵化，国家利益则会因此遭遇危机。因此，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克服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扩大开放的国际主义，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应该是最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
如今，已经有两万多家日本企业到中国开展业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这样的状况下，必须防止2005年春发生的全国性反日游行那样的事件，不再以无法控制的规模发生。对此，日本究竟能做什么？我认为，我们是有事情可做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从促进相互理解的角度出发，加强向中国一般民众主动发出信息的公共外交，长期、大规模地推进以青少年交流为支柱的“中国人招聘计划”。二是在民间层面上也积极推进环境、防灾、学术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关系，通过“官民一体”的多层次合作，构建以合作而不是对立为基础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正在酝酿一种观念，即把中国的崛起看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对中日双方而言，通过经济交流、合作，建立“双赢”关系是可能的，日本正在努力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无疑也是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的外交。这样的关系已经建立，而且正在不断发展。中日双方以此为基础，构建良好而稳定的政治关系，携手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将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打击威胁日本国民生命、财产的恐怖主义
尽管目前日本成为恐怖组织直接袭击的对象的可能性很小，但日本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恐怖事件卷进去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9？11事件”后经常发生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不仅威胁到日本国民的安全，同时也对日本的投资、贸易、旅游等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近几年来恐怖组织获得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加大，这将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从预防的角度谈，我认为，日本外务省必须加强信息/情报收集、分析的能力；充实以驻外使馆的法人保护为中心的领事服务；促进与各国搜查、治安当局的合作关系；为解决恐怖主义背后存在的贫困、贫富差距等问题，积极运用ODA政策。最后，除了“公共外交”之外，推进有助于不同宗教、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国际文化交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也是很重要的。
维持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
为了维持日本的繁荣，务必保持和加强以WTO为中心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因此，日本不能采取保守主义的政策，而是应当在更大程度上开放国内市场，推动WTO谈判，促使中国等国家遵守WTO规则。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3）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围绕WTO的多国谈判停滞不前，而各国之间双边的FTA谈判却不断取得新进展。例如，东亚某些国家就与欧洲国家缔结各种各样的双边协定。跨地区的不同协议错综复杂，日益明显地形成“意大利面碗现象”（Spaghetti Ball Effect）“意大利面碗现象”一词源于巴格沃蒂（Bhagwati）1995年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USTrade Policy）一书。此后，作为FTA的问题所在，巴格沃蒂曾在很多场合使用该概念，同时由于这一形容惟妙惟肖，所以一下子流传开来。甚至还有人以意大利面的吃法与日本乌冬面不同为例，来说明“意大利面碗现象”的意义。该现象指的是，由于制定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判定产品原产国的规则），使确定原产地变得困难，导致商业成本以致行政成本的提高，而且如果每个FTA复杂的原产地规则都不尽相同，那么会给企业及行政部门造成更多理解方面的困难，履行该规则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译者注。
为了使东亚在自由、开放的体系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不仅应当单独缔结FTA协定，还要与WTO一起制定全面的、整合性的地区协定框架。目前，地区内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深化，其“实态”正在促进着制度化，而制度化应有的状态还是从“单边”转化为“多边”，也就是形成自由贸易圈。为此，东亚各国需要具备协调与合作的精神，通过共享地区整体的利益，促进实现国家利益。占有地区内一半的GNP，在WTO中有最丰富经验的亚洲国家——日本，对于加强WTO以及与它整合、互补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
对于能源短缺、一次性能源80％以上都依靠进口的日本来说，确保石油供应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日本90％以上的石油进口来源——中东地区的稳定是其核心利益。回顾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受到的影响，中东地区稳定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理所当然，日本必须不断开发替代性能源，但暂时确实没有能够一下子扭转日本脆弱的能源状况的好方案，因此，今后中东地区的稳定将继续对日本的能源安全保障起到关键性作用。日本所能做的是：维持与中东产油国家的友好关系，通过外交途径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支持伊拉克复兴等。
海上航线的安全
作为海洋国家、通商国家的日本能否取得繁荣，取决于在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下，如何维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和平贸易。为了做好这一点，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需要确保结合产油国等资源出口国与日本、日本产品出口市场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航线的安全。目前，日本每天进口的石油相当于三艘巨型油轮的运载量，其渠道大部分是从中东经过马六甲海峡，再从南中国海往北，最后到达日本的航道。假如这条航道的安全受到威胁，日本的经济活动将会停滞，并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条航道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其安全无疑关系到日本核心的国家利益。支撑它的是以第七舰队为核心的美国海军，不过，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与海上航线有关的印度、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处理海盗、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国际合作。
以上谈到的几点，既是日本核心的国家利益，又是能够与很多国家共享的国际公共财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非常重要。政府应该推动有关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讨论，努力获得国民的支持和理解，投入必要的预算和人员，积极展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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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1）
第四章 中日关系新思考
二、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1）超越历史
（A）比较日本与德国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经常被拿来与德国进行比较。最典型的一种论调是：德国已经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性和解，但日本却没有，所以未能超越与中国、韩国之间的纠纷。不过，由于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东西分裂的特殊状态，所以没有像日本那样与周边国家缔结和平条约。既然日本与德国各自的战后处理方式不同，那么单纯地比较并评价两者的应对方式就是不妥当的。不过，德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说，如果德国与法国没有达成和解，欧盟就不可能诞生；如果德国与波兰没有达成和解，欧盟的扩大也不可能。当今，欧洲能够以欧盟的形式，不仅在经济领域，还在政治、外交领域展现出超越国家层次的共同谋求发展的态势，其中一个很大原因确实是各国“超越了历史”，并在“再也不重复悲惨的过去”这一强烈追求上达成了共识。
不过，我还是认为，拿这些欧洲的案例，批判东亚国家在这方面的迟缓和日本政府的态度，言之尚早。作为日本的外交官，我深知日本是踏踏实实地处理战后问题，认认真真地追求超越历史的。例如，处理与东亚各国的赔偿请求权问题、通过ＯＤＡ支援东亚各国的复兴与开发（欧洲则是通过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取得复兴的）、明确表示“谢罪”之意的村山首相的讲话等，无疑反映出日本对历史的负责任的态度。日本却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再加上，由于日本在战争中经历了原子弹惨祸、冲绳血战及其后的悲剧，在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人在战败后也遭受了磨难（有的被苏联送到西伯利亚劳改，有的留在中国），日本人的意识中同样遗留着“受害者”的创伤。值得一提的是，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战争记忆是不一样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意识差异或记忆的浓淡程度也是不同的。除了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与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之间感情上的差异之外，给日本人留下的作为“受害者”的战争体验也加剧了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认知鸿沟。
（B）如何正确认识历史？
正确认识历史必须由加害国与受害国双方共同作出努力，否则无法实现，这一道理除了欧洲以外，同样是适用的。而作为共同的事业，加害国要先表现出诚实的态度，才能使受害国拥有宽容的态度，反过来则是不可能的。对日本来说，在与政治有关的人士如１９９５年“村山讲话”拥有正确的历史认识的同时，在国民层次上也有必要坚持学习正确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历史应当首先由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主动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回避引起近邻国家担忧或不信任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