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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报告中会把加强环保作为重点，强调环保和发展并重，方向对头。但香港还需要一套完整的环保政策，需要认真去执行，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懂得清新空气至少与米老鼠同样可爱，搞好环保比开赌场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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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赌场比搞环保更重要？（2）
香港人环保意识之差，在世界上可算少见，官商民都是如此。举个例子，近年来政府鼓励公共交通行业竞争，三家巴士公司都增派车辆行走热门路线，致使一些闹市区的交通更加拥挤，一辆辆双层巴士排成长串缓缓爬行，制造大量废气。香港市区道路不宽畅，两旁高楼林立，废气难以散去，现在车辆增多，许多还是烧柴油的，空气污染常常达到危害健康的水平。与此同时，污染少得多的地铁系统则因巴士竞争乘客人数减少，可见政策之不周全。多数香港人只要自己方便，才不管环保不环保。早些时候港府曾建议，为了减少废气排放，所有汽车在市区的街道旁停留等候时必须熄火，结果却引来一片反对声，只好不了了之。世界上其他一些城市可以办到的事情，在香港就是不行。到超级市场或菜场买东西出来，人人都提着好几个塑胶袋，决不考虑对环境可能产生的破坏。又如，在金融风暴打击下，香港唯一的一家废纸再造企业倒闭了，废纸回收数量大减，政府无能为力。有的报社每天都有数以吨计的剩余报纸，过去卖给回收商，现在只好泼上红漆运去填海。本来，香港的制造业差不多全都北移，工业污染应该相应减少，但实际上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主要就是种种短视行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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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香港传媒界的众生相
1999年12月
张文中所著《传媒风云》是一本体裁很特别的书，说它是小说，不如把它看作是关于香港新闻媒体行业如何患上绝症的纪实文学，它刻画出了当今香港传媒界中的众生相，其中第二部《虚构的笔记》又夹插着数章对“狗仔队”和香港新闻自由的论述。借用本书封底介绍文字的说法：如果你对香港八卦新闻特别有兴趣，可以从中知道报老板和“狗仔队”怎样挖空心思填饱你们的胃口，又如何靠你们永无休止的“窥私欲”来发财的。如果你是一位有意加入香港传媒业的“新丁”，很可以把本书当作自己的入门指南和教科书，完全不必费钱费时到大学听“蛋头学者”的废话；也可以当作过来人的劝诫，想想清楚再决定是否真的打算吃这行饭，以免日后萌生悔意。至于资历同作者差不多或者在这一行混得更久的同行，可能会觉得本书没有多少价值，因为自己多年的所见所闻要比其中的故事更具戏剧性，也更加鲜血淋淋，还是少去回想为好。但如果你已经对这一行的前途感到绝望，掩卷之际可能会更加坚定自己的去意。近年来香港最多新闻的地方，除了娱乐界，恐怕就数新闻界了。本书出版后没有几天，又有记者深圳嫖妓枉送性命和记者涉嫌行贿警员收买新闻等事件发生，比书中讲到的“陈健康事件”、“议员北上寻欢”等例子更加精彩，建议作者再版时加入进去。而关于成立“报业评议会”的争论，则越来越变得像是“如何劝老虎不要吃肉”的学术讨论，实在不必当回事。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本书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极度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把世界各地的大众媒体都带进了难以自拔的陷阱，但像香港某些媒体那样不加掩饰的腐败，还是比较少见的例子。特别有趣的是，这正好发生在香港内外许多人对香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最最关切的那几年中，也发生在那些最最喜欢高喊这类口号的媒体中，如果不只是巧合，那完全可以再写一本书来探讨其中的关联。香港一些研究新闻的学者似乎不屑去分析当地媒体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例，本书正可以补足他们无暇顾及的部分。不过，作者编造小说情节的技巧还不太纯熟，容易令业内人士“对号入座”，受褒者或喜，被贬者或怒。好在传媒界有身份的人物都是见惯大场面的，应该不会过于计较。而且作者的褒贬基于自己的是非标准，别人未必都会赞同，书中的英雄美人或许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恶棍泼妇，大家都一笑置之为好。另外，作者虽然在书中批评香港媒体喜欢用港式的广东话来写作，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只有香港人才能懂。作者的“母语”不是广东话，能用广东话写出许多对话殊不简单，但如果外地读者因此而看不下去，那就有些可惜了。
女孩之死
2000年1月
“千禧年”到来的前半个月，十四岁的中学四年级女生林婕跳楼死了。早就想为这起悲剧写点什么，但与此相关的所谓“新移民”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讲得清楚的，恐怕要分两三次来写。香港真是个畸形的地方，一面普遍歧视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一面又有人要推翻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移居香港的现行申请审核程序，支持他们由非法途径大量涌来香港争取居留权。照此下去，一定还会有更多像林婕这样的孩子，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吞噬。不过，林婕的死还是震撼了许多香港人。刚过元旦，特区政府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就向香港全体校长和教师发去一封“电邮”。她说：“我反复阅读了林婕的两篇文章——《我在香港的日子》和《二十一世纪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服。香港是不少内地同胞‘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林婕笔下的香港却是冷漠得令人心寒……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会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十分相信罗范椒芬女士的真心，所以对她的“难以想象”更感到难以想象；“作为教育署署长”，直到今天才知道“新移民”遭受歧视，才知道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冷漠，“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新移民”一词本身就带有歧义，特指新近自中国内地来香港定居的人士，从其他地方移居香港的一般都不会被称作“新移民”。最近几年，为了加快解决香港人在内地的数十万配偶和子女来香港家庭团聚的问题，获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人数成倍增加，每年已超过五万，其中孩子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都是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新移民”家庭一般景况都比较差，已经构成香港社会中最贫困的新阶层。五年前林婕从内地来香港同父母团聚，一家三口挤在狭窄的“临时房屋”里。她又因为英文差，不得不“自愿”降三级到一所乡村小学重读。后来他们搬入“公屋”，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她也考入中学，父亲却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由于生活艰苦，母亲现在白天去报摊工作，晚上还要到烧腊店兼职。林婕学习努力，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全班第五名），去年还在一次公开征文比赛中获奖，三个月前又获得另一次征文比赛的冠军，可谓品学兼优。然而她还是自杀了，遗书中表示“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为什么？看了她的那两篇获奖文章（也就是教育署署长电邮中提到的），答案就很清楚了。特别是写于去年的《我在香港的日子》，表达了她和相当一部分“新移民”学生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下面作些摘录。林婕说：“初到香港，我们住进了破损不堪的临屋区……我还以为香港这一繁荣的城市，应该是处处高楼屹立，可没想到，天堂一角，也有如此地方。狭窄的铁皮屋子，站两个人已嫌挤迫；流浪猫狗随处可见，又脏又臭，令人恶心；还有体大如猫的老鼠……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想想我的老家，宽敞舒适的房屋，整齐洁净的家具……真是天差地别啊！陌生的语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街头——一切要从零开始……爸爸妈妈四处奔波，一面忙着找工作，一面为我找学校。他们真辛苦啊！”她写到父母所受的委屈：新移民难找工作、语言的障碍、种种的歧视。他们工作很累，又都有病，“可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他们别无选择的，只能咬紧牙关撑下去。爸爸妈妈每天起早摸黑，而所赚来的钱，只能勉强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开支。”家里的桌椅、床柜和电器，都是拣别人丢弃的破烂。她自己最大的委屈，则是被迫降级三年，重读小学。“好的学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乡村小学。天啊！我在内地就读的可是省级重点中学，而如今却被贬到了仅有五六十个学生的乡村小学……我做的第一份习作，是小学二年级的！当时的心情确难形容，这简直是种耻辱！”到香港的第一年，她几乎每晚以泪洗面。同学们都看不起我，爱以‘内地妹’称呼我；他们知道我不懂粤语，就常以此来捉弄我；后来他们知道我的年龄比同级的学生稍长，又以此为话柄，取笑我‘老’……同学的白眼、冷嘲热讽，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刺刀，戳向我的心窝。”“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些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这些外来的压力、心灵上的创伤，我都不曾告诉过父母，因为他们的担子已经够沉重的了……”文章最后，她说到在父母和内地好友激励之下，在老师辅导和自己努力之下，学习成绩迅速提升，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一九九六年夏天她考进了一所好的中学，望见父母的笑脸，我的心里甜丝丝的，庆幸自己所付出的，得到了回报”。但是，在不久前的另一篇获奖文章中，她又抱怨说：可惜，如今填满我们校园生活的，却是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林婕的中文写作水平，比许多香港的大学生都要高出一截；她的思想也相当成熟，如果再坚强一些，能够撑过眼下最艰苦的日子，将来很可能成为香港所需的人才。可惜，她选择以死来控诉香港社会对“新移民”的排斥，留下“我太累”三个字，真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与她相同境遇的“新移民”孩子，不知又有多少，好在还有别的路可走。就在教育署署长发出电邮的同一天，一位十一岁的“新移民”男孩拿了“回乡证”（香港的中国人回内地的证件）离家出走，留言说回内地老家去了。他去年九月才来香港，一直埋怨香港压力太大，难以适应，不如在内地无拘无束……家长报警求助，但也应该庆幸自己的孩子毕竟没有像林婕那样走上绝路。通过林婕的文章，我们知道“新移民”孩子对香港社会的看法。他们如果都在林婕所处的那种环境下成长，今天“心灵的创伤”难免变成明天社会的创伤，这才更加令人心寒。
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1）
2000年1月
上星期的《香港观察》谈到，特区政府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有感于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学生林婕自杀，向全香港的教师发出一封电子邮件，据说引起某些教育界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她的信会使公众认为香港的教师“有歧视新移民之嫌”。她则解释说，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教育署署长是老实人，她可能真的没有那种意思，但这并不能够改变香港学校中“新移民”学生受歧视的现实。也许不是多数教师都这样，更不是所有教师都这样，不少教师还特别关心和帮助他们，付出许多心血；但如果说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不歧视来自内地的学生，那也有违事实。不仅有教师歧视，更有许多学校公开歧视他们，尤其是那些贵族化的英文“名校”。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女孩子，原先是上海某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前数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她先到一所“名校”申请入读，校方听到她是内地来的，连成绩单都不看一眼就回绝：“你先到别的学校读两年再说。”经朋友介绍，她又到另一所中文“名校”提出申请，校方同意她参加入学考试，但也强调内地来的学生可能要降一级。好在学校发现她的考试成绩优于一般的香港学生，不仅同意她入学，而且不必降级。只过了半年，她就克服了英语、广东话、电脑等方面的困难，成为全年级“尖子”。现在，她已到美国某“常春藤”大学读企业管理硕士课程。近两年，由于“新移民”学生人数增多，学校对他们的歧视更加普遍，特别是降级入读的幅度越来越大，只降一级已算幸运。如果课室里有些学生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多半是“新移民”。他们有些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到香港后读书确有困难。但他们被校方硬插在小好多岁的同学中，往往更加觉得抬不起头来，更缺乏学习的动力。另外一些本来成绩较好的学生，像林婕在内地读的是省重点中学，来香港被迫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