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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神秘的货柜车“司机大佬”
2001年8月
他们每天清早开着货柜车从深圳出发，经过皇冈—落马州口岸进入香港，傍晚前后又原路返回。他们驰骋在香港的道路上面，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十分偶然迷了路，不可以打开车窗同路人说话；就算他们有机会同香港人交谈，十有###也是“鸡同鸭讲”，因为他们多数只会说普通话，更听不懂广东话。他们在香港的开车时间最长的不过四五年，但对香港路况的熟悉程度绝不逊于有几十年经验的本地老手。甚至，他们在第一次驾车进入香港之前，就已经熟背《香港驾驶员使用手册》的每一段、每一行，熟记香港和深圳的每一条干线道路，对香港近二百种的交通标志“一看准”、“一眼清”，可谓名符其实的“活地图”。他们还知道每一条隧道的位置、长度、单管道还是双管道、几线行驶，知道香港所有隧道都限制时速七十公里，唯有大榄隧道限速八十公里。亚视《百万富翁》里面如果有这样的题目，不知道谁能够准确答出？这批香港最神秘的“司机大佬”，就是开着“ZG”车牌货柜车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深圳基地汽车连官兵。他们每天为香港的十四座驻军兵营运送物资，却几乎从来没有踏足兵营以外的香港土地，他们的纪律就是如此严格。可以说，他们天天行驶在香港的道路上面，但从来没有真正“到过”香港。某位班长有一天突然冒出这样的话：我真想到香港的街上走一走呀，体会体会，到底脚踩在香港马路上的滋味是什么样的，嗯？”一九九八年之前，他们开的货柜车（山东潍坊出产的“斯塔尔”）没有冷气设备，天气再热，阳光再猛，哪怕驾驶室里的温度上升到摄氏五十度，汗流如注，他们都不会开窗透风。如果不巧遇上大塞车，他们在车头里憋上几个钟点，浑身上下如同洗澡一般，只能够靠随身携带的一壶冷开水解渴，还不可以下车“方便”。他们天天从许多香港人身旁驶过，有谁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今年六月，也就是香港回归四周年的时候，北京《中国作家》杂志刊载了两位军队作家的长篇报道《往来香港的军车》，对这支驻港部队的内情作了罕见的披露，却不见有香港媒体转载或介绍。香港报刊这些日子最感兴趣的是富豪争产或者明星互斗，早就不再派出“狗仔队”去监视驻港部队的动静，甚至常常忘了他们的存在。报纸上面偶尔有点关于驻军的报道，除了兵营向香港民众开放参观，多数是军车发生交通事故。前几天一辆驻军的吉普车驶出石岗军营时，在荃锦公路与一辆电单车相撞，虽然无人受伤，但按照驻军的规矩，驾驶吉普车的军人有可能被调回内地，从此与香港拜拜。去年年初，一位开货柜车的老兵在香港某条道路干线上面超速行驶，香港警方给驻军寄去一张罚单，上级立即收回他的“往来香港特别通行证”，停止开车半年。这群特殊的货柜车“司机大佬”平均年龄要比香港同行小许多，开车的本事却不小。有一位班长参加驻军军事技术大比武，表演的绝技是把几十吨重的大型货柜车原地不动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掉头。他凭着感觉和经验，先找准车子的重心点，以最快速度把下面的地面打平，再用一个千斤顶把整架车子举起来，一个人就能够推着货柜车掉转头来。在每天的实际行驶中，这种绝技很少派得上用场。而从皇岗口岸开五十公里到赤柱军营再开回来，在港岛南面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盘旋，不断与本地的货柜车、双层大巴士擦肩而遇同样很不容易。他们的看家功夫是不管车速多少，一脚刹车踩下去，货柜车停下时保险杠正好距离前面物体十公分，不多也不少。几年开下来，最叫他们心里甜滋滋的，是香港的司机同行隔着车窗向他们举起大拇指，衷心佩服他们的车技。他们进入香港道路之后，最害怕的事情除了出交通事故，就数开错路。因为每次出发，上级给他们的港币就是沿途要交纳的过桥费、隧道费，一仙一毫（编者注：“仙”与“毫”是港币的单位，相当于人民币的“分”与“角”）都不多。如果走错了路，不得不多过一次桥、多过一次隧道，也许就会因交不出钱而遭扣押，更不用说出事罚款了。以前英国人的军车享有“隧道内执勤免费通行”的特权，现在解放军则放弃了。一九九七年驻军部队刚进入香港时，有位班长开车从添马舰驻军总部去九龙油麻地枪会山营地，走错了隧道，又急又紧张，几乎在车上哭了出来。所以，不出一丝一毫差错，就是对他们的最基本要求。如此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香港无法“洁身自保”
2006年8月
香港人很看重香港与广东之间的那条边界，把它当作“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标志，也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现在他们终于懂得了，这条边界可以限制人员、车辆往来，却无法限制空气中的污染物从珠江三角洲向香港扩散。特首曾荫权月初到广东出席第九次“粤港联席会议”，商讨两地环保合作，如何共同对付空气污染，就代表了香港人的最新觉悟。这几年来，香港的空气越来越差，据说二氧化硫的含量比一九九七年增加了约一半。尤其是秋冬时分，只要刮一点北风，或者无风的日子，维多利亚港就会被罩入白茫茫又略带黄色的大雾之中，气象部门也一定会劝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最好不要出街。谈起这件事情，香港人只觉得无可奈何，又都把空气严重污染的责任，归诸北方珠三角的发展破坏了环境。日前曾特首在广州考察企业环保设施时，有位香港记者居然会问他：广东的环保意识远远不如香港，双方有什么可以合作？”珠三角的环境污染确实比香港严重，但当前广东省治理污染的决心也比香港大，实际措施也比香港有力。曾荫权这次就发现，东莞的沙角电厂（广东最大）正为多个燃煤机组安装脱硫装置，每年将减少排放近四万公吨的二氧化硫。而香港的两家电力公司为此事还在同政府扯皮，已经拖了九年，至今没有眉目，电厂的机组每天都在污染香港的空气，这应该怪谁？而且，即使珠三角那里的污染的罪责，很大一部分也要由香港人承担。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香港经济转型，主要就是把加工企业搬到珠三角地区，包括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这些年来，香港投资者获得了巨额利润，却不需要为环境破坏支付必要的成本。没想到现在自作自受，让香港人每天都要呼吸来自珠三角的废气，饮用越来越不纯净的珠江水。今年以来，广东省收紧环保标准，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很可能要关门大吉，或者被迫迁移到内陆省份。香港政府如果真心要同广东省合作治理珠三角的污染，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那里的港资企业做好环保，包括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优惠。香港即使少建一条地铁，或者晚几年修建，也应该先把这件大事做好。至于珠三角空气污染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即汽车废气排放，虽然同香港没有直接的关联，还是需要香港方面的合作和帮助。目前深圳已有百万辆汽车，几为香港的两倍，广州则为香港的三倍。香港对汽车废气的控制比广东好得多，但如果不能让广东的汽车同样减少废气，香港就无法“洁身自保”。所以，香港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经验，并提供一定的资源，帮助广东建立起同香港一样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并且严格执行。一旦做到，还可能把影响扩展到整个中国，因为外省的车子开到广东也应该照此办理，否则有关措施就无意义。曾荫权同广东方面商定，要在二○一○年之前把珠三角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一半。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香港首先要明白，香港已经不可能划界自保，治理整个珠三角的环境污染已成为香港本身的一件大事，越早达到这个目标对香港自己越好。
香港新年好戒烟
2007年1月
刚刚过去的二○○六年，可能是香港近十年来最平稳的日子，政情无大的起伏，经济状况比年初的预料还要好。民调中对这一年感到不满意的民众已降到百分之十二，与前几年的怨气冲天已大不一样。谈起新的一年，居然一半以上受访者把“改善工作与个人生活”、多做运动”和“多与家人共聚天伦”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莫非香港人已不再是工作狂或者已经赚够了？尤其是恒生指数破了两万大关（一九九三年首次“上万”），香港没有几个人不炒股，于是到年底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荷包发胀，也就敢于大把大把地花钱。电视新闻中有一位股民笑口大开：今年不管买什么（股票）都赚！”赚了钱后他就同家人去日本北海道过圣诞节，每人万把港元，当然旅行社也趁机大幅加价。不过，新年到来之时也有人愁眉苦脸，笔者的凤凰卫视同事梁文道就是其一，因为有二十多年抽烟历史的梁兄，新的一年就要面临更加严酷的香港禁烟环境。但他不仅誓言宁可多回内地工作也不会戒烟，而且还在自己的报刊专栏中一再强调“人也有抽烟的自由”，更反控香港社会没有理性讨论禁烟政策，而是把吸烟者单纯地“妖魔化”。他的文章又引来一批读者的反弹，指斥他“教坏人”，真是好不热闹。根据香港最新的禁烟律，自元旦开始，全港一千二百多个公众娱乐场所，包括茶餐厅在内的所有饮食场所以及KTV、麻雀馆、夜总会等，全都禁止吸烟。甚至连大一点的公园里都要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特定的吸烟区。按照文道兄的说法，今后他除了在家里面，外出要吸烟只有站在街头了。严格来说，街头也只有有标示的特定地点才可以吸烟。）实际上，本人十多年前就因《亚洲周刊》所在的办公楼里不准再吸烟，经常到楼下铜锣湾海边“企街”粤语“闲逛”的意思）。后来因为每天要编写的稿件实在太多，没有时间下去三十多层过烟瘾，居然只一两个月就结束了逾二十年的“抽烟史”，从此不沾。
所以，如果有谁真的想要戒烟，香港也许是华人世界当中最理想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对香烟抽重税，弄得烟价特别贵，一般要三十多元港币一包，等于内地的两三倍。早先不少人利用去深圳等地带回免税烟，后来当局把数量由原先的一条减少到三五包，而且还规定当天来回的不许带。这也造成走私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