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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政权力并不是充分依附于立法权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当
君主对主权者的比率大于人民对君主的比率时；就必须对政
府进行划分以弥补这种比例上的失调了。因为这样一来，政
府的各个部分对臣民的权威并没有减少，而它们的划分又使
得它们全体都合在一起也不如主权者强而有力。
人们还可以设立各种居间的行政官以防止这种不便，这
些居间的行政官并不妨害政府的完整，而仅仅能起平衡上述
两种权力的作用并能维护他们相应的权利。这时候的政府并
不是混合的，而是有节制的。
人们还可以用一些类似的方法来补救与此相反的不便；
当政府过于松弛的时候，就可以设立一些委员会使之集中
化，这正是一切民主制国家所实行的。在前一种情形下，人
们划分政府是为了削弱政府；而在后一种情形下，则是为了
加强政府。因为强力的极限与软弱的极限同样地都出现在单
一的政府之下，反之，混合的形式则产生适中的力量。
第八章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
适宜于一切国家
自由并不是任何气候之下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
都力所能及的。我们越是思索孟德斯鸠所确立的这条原则，
就越会感到其中的真理；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得到
新的证据来肯定它。
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
末，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
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由此可见，唯有当人
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
在。然而，这种过剩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里并不是都一样的。
在某些国家里，它是相当大的，但在另一些国家里却微不足
道，另有些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再有些国家则是负数。这一
比率要取决于气候的好坏，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物产的
性质、居民的力量和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这一
比率所由以构成的许多其他的类似比率。
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它们的胃口也有
大有小；而且这些不同还要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
离它们的来源愈远，则负担就愈重。衡量这种担负，决不能
只根据税收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的手里
时所必须经历的路程。如果这一流转过程既简捷而又规定得
好，那末无论人民纳税是多少，都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总会
是富足的，财政状况总会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所缴纳
的是多么地少；但是，如果连这一点点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
里的话，那末由于不断的缴纳，人民不久就会枯竭；于是国
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就永远都是贫困的。
由此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越扩大，则贡赋也就越沉
重；因此，在民主制之下人民负担最轻，在贵族制之下负担
较大，在国君制之下就承担着最大的重担了。所以，国君制
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
国家；民主制则适宜于小而贫困的国家。
事实上，我们越是加以思索，就越会在这里面发现自由
国家与国君制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前者之中，一切都是用于
共同的利益；而在后者之中，则公共力量与个别力量二者是
互为倒数的，一个的扩大乃是由于另一个的削弱。归根到底，
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
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许多自然因素；我们可以根据这
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
量所制约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出它应该具有哪种样子的居
民。凡是贫瘠不毛的地方，产品的价值抵不上劳动的，就应
该任其荒废，或者只由生番来居住。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刚能
维持需要的地方，应该是由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
一切典章制度都还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剩余不多的地方，适
宜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饶肥沃，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
需要以国君制来统治，以便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
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个人浪费掉好得多。
我知道，这里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的本身就证实了这条规
律，那就是，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得事物又回到自然的
秩序。
永远应该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原因区别开来，特殊原因只
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纵使整个南方布满了共和国而整
个北方布满了专制国，然而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之宜于炎
热的国土、野蛮之宜于寒冷的国土、美好的典章制度之宜于
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我也看到人们虽
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
的国土也有非常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非常贫瘠的。但是
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
真是难题。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
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
假设有两块相等的土地，其中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
为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为四，而后者的居民消耗量为
九；那么，前者产量的过剩是五分之一，而后者的过剩则为
十分之一。两者过剩的比率既然与生产量的比率成为反比，所
以生产只等于五的那块土地，其剩余就要比生产等于十的那
块土地的剩余多出一倍。
然而这并不是个产量加倍的问题，并且我也不相信，有
任何人竟然把寒冷国土的丰饶程度一般地等同于炎热国土的
丰饶程度。可是，姑且让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相等；如果我们
愿意的话，让我们衡量一下英国之于西西里以及波兰之于埃
及吧；再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岛，再往北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了使它们的产量相等，在耕作方面就应该有多大的悬殊啊！
在西西里，只须松松土罢了；而在英国却须付出多么大的精
工细作啊！因此，在必须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同等产量的
地方，它的剩余量也就必然会更少。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同等数量的人在炎热的国土上，
其消耗却要少得多。气候要求这里的人们必须节制食欲才能
保持健康；欧洲人在这里如果要像在自己家乡里那样生活，一
定会死于痢疾和消化不良的。沙尔丹说：“比起亚洲人来，我
们简直是食肉兽，是豺狼。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归咎于他
们对土地耕种不足；而我则相反，我相信他们的国家之所以
不那么富于粮食，正是因为居民需要得少。”他接着又说：
“如果他们的节食是土地歉收的结果，那就应该只有穷人才吃
得少，而不应该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并且在各个省份里，
人们也就应该按照土地的丰饶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却不应
该是全王国的人都同样吃得少。波斯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非
常自豪，他们说只要瞧瞧他们的皮色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生
活方式比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优越得多了。的确，波斯人
的面色都是匀净的；他们的皮肤是美丽的，又细润、又光泽；
反之，他们的属民，那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而生活的阿美尼
亚人的面容，则粗糙而多面刺，并且他们的身裁也是既肥蠢
而又笨拙。”
越是接近赤道，人民生活的所需就越少。他们几乎不吃
什么肉类；大米、玉米、高粱、小米和卡萨麸便是他们的日
常食品。印度群岛有好几百万人，他们每天的食品还值不上
一苏钱。就是在欧洲，我们也看到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之
间，食欲有显著的差异。一个德国人的一顿晚餐，一个西班
牙人可以吃上一星期。在人们比较贪吃的那些国家里，奢侈
也就转到食品上面来。在英国，奢侈表现为筵席上的肉食罗
列；而在意大利，人们设宴则只是用糖果和鲜花而已。
衣着的奢侈也可以表明类似的差异。在季节变化急速而
剧烈的气候之下，人们穿着得就更好也更简单；但在人们的
穿着只是为了装饰的那种气候之下，人们便力求衣服华丽而
不求适用了，衣服本身在这里也就是一种奢侈品。在那不勒
斯，你天天都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在鲍昔里普山上闲逛，只穿
着光彩夺目的外衣而没有内衣。就房屋来说，情形也是一样：
当人们完全用不着耽心气候会伤害人的时候，他们就一味讲
求富丽堂皇。在巴黎、在伦敦，人们要求住得温暖而舒适。但
在马德里，人们虽有着精致的客厅，但却没有可以关得上的
窗子；而且他们就在老鼠洞般的屋子里睡觉。
在炎热的国度里，食物更丰满而多汁，——这是第三种
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不可能不对第二种差异发生影响的。为
什么在意大利，人们要吃那么多的蔬菜？就因为意大利的蔬
菜好，营养高，滋味美。在法国，蔬菜都是用水浇灌的，所
以毫无营养，因而筵席上也就几乎完全没有把蔬菜当一回事。
可是它们并不少占土地，并且至少也得费同样的气力去栽培。
这是一条已经确定的经验了，巴巴里的小麦尽管次于法国
的小麦，可是能出更多的面粉；而法国的小麦却又比北方的
小麦出粉更多。由此可以推论：在从赤道到北极的这个方向
上，一般地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级差现象。从同等数量的产
品之中，所得到的粮食却较少，这岂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
利条件吗？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考虑而外，我还要补充另一条考虑，它
是从其中引申出来的，并且还可以加强它们。那就是：炎热
的国度比寒冷的国度所需要的居民更少，而所能养活的居民
却更多；这就产生一种永远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双重剩余。同
样数目的居民所占的地面越广阔，则反叛也就越困难；因为
他们无法敏捷地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而且政府总会很容易
揭露反叛的图谋，并切断一切交通的。但是为数众多的人民
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发无法篡夺主权者。首领们在
他们的密室之中策划，也正像君主在他的内阁会议中是一样
地安全；而且群众集合在广场上，也会像军队集合在营房里
一样地迅速。因此一个暴君政府的便利之点，就在于它能在
远距离上行动。借助于它所建立的各个支点，它的力量就能
像杠杆的力量一样随着长度而增大。相反地，人民的力量则
只有集中起来才能行动；如果分散开来，它就会消灭，正如
洒在地面上的火药的作用，只能是星星点点地燃烧罢了。这
样，人口最少的国家就最适于暴君制；凶猛的野兽是只能在
荒野中称王的。
第九章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
如果有人要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
就是提出一个既无法解答而又无从确定的问题了；或者
说，——假如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各民族的绝对的与
相对的地位有多少种可能的结合，也就有多少种最好的答案。
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根据什么标志才能识别某一个民
族治理得是好还是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事实问题是
可以解决的。
然而，人们却根本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方都
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臣民们赞许公共的安宁，公
民们赞许个人的自由；一方宁愿财产有保障，而另一方则宁
愿人身有保障；一方要求最好的政府应该是最严厉的政府，而
另一方则主张它是最温和的政府；前者要求惩罚犯罪，而后
者则要求预防犯罪；一方认为最好是被四邻所畏惧，而另一
方则更愿意被四邻所忽视；一方所满意的是金钱的流转，而
另一方则要求人民有面包。纵使人们对于这些以及其他的类
似之点都能意见一致，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前进一步了呢？道
德方面的数量是缺乏精确的尺度的，所以即使人们对于这
种标志意见一致了，可是在估价上又如何才能意见一致呢？
至于我，我总是惊异何以人们竟不认识一种如此之简单
的标志，或者说何以人们竟这样没有信心而不肯承认这一点。
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它的成员的生存和繁
荣。而他们生存和繁荣的最确切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