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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他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计10种，但除了4种得以出版外，其余的包括《毁灭》在内都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结果，他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毁灭》，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叫“钻网”。钻网是大苦事，但也有报复和胜利的快意在吧！但看他为《铁流》做的广告：“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婉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此时，他的感情和意志，无疑也是鲜艳而铁一般的。 ＇返回目录＇
左联时期（4）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大会，党的实权落在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王明手里。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会全的召开十分不满，于是发动了一批同志，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会议未及结束，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30多个与会者全部被捕。 其中就有柔石，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都是左联作家。 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鲁迅。他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悲痛。这时，他想起柔石身上还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这正好给官厅留下了把柄，那么官厅还会轻易放过自己吗？经过反复考虑，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内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内山委托店员雇了几辆黄包车，亲自把他一家护送到花园庄去。 这时，谣言蜂起了。上海的《社会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纷纷揭载鲁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传为“###中重要分子”，“任沪红军领袖”。这些谣言是足可杀人的。于是，通过电报、书信探询鲁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远在北平的鲁迅的母亲，也为此担忧成疾。 不得已，鲁迅只好写信辟谣，在信中变换名字和写法，乃至使用暗语，如用换住医院代替出走等等。这种幽禁般的不自由的境地，使他变得十分焦虑而且悲哀。他写信给在日本的李秉中说：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 在此期间，他不断地打探柔石等人的情况，焦苦地等待着事件的发展。天气愈来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狱中有没有被褥？写信要的洋铁碗收到了没有？……但终于有一天，传来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是柔石和其他23人，已于2月7日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弹！……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归国，他书赠七绝一首，表达了一个现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 椒焚桂折佳人老， 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 故乡如醉有荆榛。 在一个凄凉的月夜，在什物堆间，在妻儿的柔弱的鼾声里，鲁迅不觉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愤中吟成七律一首：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两年过后，他犹未能释怀，写下有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结尾是这样的：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的…… 正是为了这“将来”，鲁迅不会在压迫中屈服，他会奋起抵抗。2月末，当他返回旧寓，便立即投入山上正义所译的《阿Q正传》的校阅工作中去了。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仅仅属于他个人的作品，而是一部政治色彩相当浓烈的纪念文集。本书于10月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书前印着李伟森等人的遗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辞，内文在《阿Q正传》之后，还译载了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人的作品以及小传，此外，还载有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特意为此书作的《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言。他的命意很清楚，生命和声音是打不死的。 鲁迅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交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嘱她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文章自然是激烈的，其中毫无隐瞒地说到左翼作家之死，说到警备司令部，说到当局，直接指出惟有通晓“杀戮法”或“侦探术”的某一位政府委员和侦缉队长。史沫特莱为此警告他说，如果发表了，他一定会被杀害的。 “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据当事人回忆，鲁迅当时很慢很沉着地回答说：“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史沫特莱临走前，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向西方知识界控诉中国对作家艺术家的屠杀。宣言和鲁迅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后，立即激起国际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返回目录＇ 。。
左联时期（5）
柔石等人牺牲后，冯雪峰接替冯乃超当左联党团书记。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找鲁迅商量出版一个纪念战死者的刊物《前哨》。鲁迅十分支持这个想法，《前哨》的刊名就是他想出来的，刊头也是他亲笔所写。他为刊物写了一篇不像悼文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说是不像悼文，就是他已然掩藏了深沉的悲痛，而通篇燃烧着愤火。此前，他否认“革命文学”的存在，而此刻，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个字眼；因为确确实实，中国的抗争文学已经染上了烈士的鲜血了。由于他是以能被利用的心理加入左联的，因此一直坚持他的“散兵战”原则而游离于组织之外，而此刻，竟也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一度为他所讨厌的“我们”的字眼，公开声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 在“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定的当天，鲁迅特意携了眷属，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留影。大约这对于死者和生者，也都是一种纪念罢。 ＇返回目录＇
救亡与启蒙（1）（图）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关东军队突然袭击沈阳，接着入侵吉林、黑龙江。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短短三个月内，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难当头。举国上下，一面是投降与倒退，一面是救亡运动的高涨。 从这时开始，鲁迅写下大量的时事评论，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专制政策。这些时评，以《伪自由书》为最集中也最直接。在战争刚刚揭开帷幕的时候，在蒋介石以民族领袖自居而宣称“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时候，在沦为异族的危机使每一个中国人变得空前亢奋的时候，鲁迅提醒大家说，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奴隶国家，我们从来就是一群奴隶！他认为，民族生存的关键，在于使广大奴隶获得做人的基本权利。因此，针对打出“民族”旗号而为政府着想，尽“宠犬”的职分，极力维护现代奴隶制度的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学”，他写下长文，指出：这是一群流尸，而流尸文学是与流氓政治同在的。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舆论日益偏向统一战线和保卫国防的宣传时，鲁迅仍然从自己的独特的阶级论出发，清醒地透视了从理论到实践都仍然处于混沌未解状态的###，从而确定自己在一场新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为奴隶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鲁迅的深刻性还在于，他不但指出抗战的障碍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自身。他常常把权力者的专制手段同国民的愚昧表现，把权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国民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在使统治者无所遁形的同时，让国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一面是救亡，一面是启蒙，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从事救亡。在特定的救亡时期，启蒙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打掉中国政治剧目主持人的欺骗性，把幕后的丑剧搬上前台。《二心集》的后半部，《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都是这样的短小精炼，入木三分的文字。其中，《宣传与做戏》《经验》《谚语》《沙》《偶成》《漫与》《世故三味》《谣言世家》《火》《捣鬼心传》《现代史》《〈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华德焚书异同论》《由聋而哑》《同意和解释》等，都写得十分漂亮，比之《热风》诸篇什，更扎实，更沉着，更具藏锋。 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上海事变以后，长达一个月内，甚至于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他心里想的，还是要说话，要写文章，打破禁锢的沉默。 1932年1月，《中学生》新年号征稿，要鲁迅面对中学生说说今后努力的方针。他的答复十分明确，说：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么？假如各先生说“不”，那么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1932年间，在左翼批评家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论战的中心，仍然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当创刊词发表的《真理之檄》，还有《阿狗文艺论》，一面批判封建意识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一面批评左翼文化运动，把“普罗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都称之为“阿狗文艺”。在左翼批评家的回击之下，后来又发表了《文化运动问题》《是谁为虎作伥》及《勿侵略文艺》等文，坚持自己的“自由人”观点，反对政治对艺术的介入，表明一种矛盾的立场和理论上的混乱。稍后，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加入了这场论战。他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边，提出“第三种人”的观点。从此，关于“自由人”的论争便转向“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现代》杂志上。 鲁迅介入这场争论很晚，直至苏汶破门而出，才发表第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作为左联盟员，苏汶竟然把矛头对准了“左翼文坛”；这种简直近于叛卖的立场和极不严肃的态度，使鲁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没有使用过去对付论敌的近乎刻毒的讽刺笔调，也没有使用周扬等往往把问题归结为阶级本质的简单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辩的事实和显浅的比喻，辩说苏汶所言及的两个要害问题，即“第三种人”是否存在，以及大众文艺的价值问题。 在专制的现代中国，不做奴隶，就是奴才，简直没有逃路。无论如何以“自由”“中立”相标榜，最后难免要分化；所以在鲁迅看来，论证“第三种人”存在与否不重要，全部的意义在于政治实践。针对苏汶对“横暴的左翼文坛”的斥责，鲁迅说，左翼作家有着引导的责任，但在“###”之下决没有超越指挥刀的威权，因此，所谓的“第三种人”也即“作者之群”说是因为左翼文坛的威吓而搁笔，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谎话而已。鲁迅承认，自有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确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但是，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断克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