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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大多属于公开的私人论战的文字。所谓“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几乎把每一个论敌当成为一个典型，从单个的解剖来揭示人物的共相，因此，就像瞿秋白曾经指出的那样，像章士钊、陈西滢之类，都是明明白白地可以作为政治名词来读的。这是鲁迅在斗争实践中开创出来又一种文体风格。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源照例说“闲话”，说是罪在群众领袖，而非政府；正是他们“叫”人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的，女师大学生也是因为被“叫”才“不得已”参加的，所以“当得起虐待的名字”，结论是：“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种走狗的论调，必然遭到鲁迅的加倍的痛击。 而加倍的压迫也接踵而至。惨案发生的次日，政府下令通缉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据传还列有一个50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名单中就有鲁迅的名字。不得已，在亲友的多方劝说之下，他终于在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之后，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暂的流亡。 避难前，写下《死地》；避难中写下《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大衍发微》等，是一个完整的创作系列，在愤怒的抗议和痛苦的辗转中，反复言说关于“壕堑战”的思想。对于一个专制的政府，固然不可以抱有和平的幻想；倘论战斗，也都不可以采用“正规的战法”的。这位被众多称为“自由主义者”所嫉恨的人物，对事件表态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大约这也就是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革命论者与别的革命者不同的地方罢？但是要战斗下去，这态度在他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除却战斗，一个衰亡民族不可能有别的获救的希望，虽然希望一样微茫。 在长期的斗争中，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他的鼓舞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他已经从曾经试图了结自己的黑暗的深渊中苏生过来，重新点燃灰烬，显现出甚至连青年期也都不曾有过的健旺的战斗意识。他写了《死火》、《腊叶》，以记录内心深处对许广平的感激。大约在1925年10月，即许广平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和《同行者》前后，两人的爱人关系就确定下来了。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旋涡中（4）
一个人，在有了家室之后还有没有爱的权利？这对鲁迅来说成了严重的问题。他绕不开朱安。而且，与自称为“同行者”的许广平的结合，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一直相爱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呢？在这个问题上，最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多疑的性格。在一个月内，他写了两个小说：《伤逝》与《孤独者》。子君迎着严威和冷眼勇敢地携爱人走来，却是一个人诀袂径去；单身的魏连殳以送殓始，同样以送殓终。在自己所敷衍的故事中间，他一面咀嚼人生和爱情的本味，一面琢磨下一步的走法。 政治的阻遏，爱情的发展，在这夹缝中间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最后，他决定与许广平一同离京南下。此前，同上黑名单的老同事林语堂已在厦门大学就任语言学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等职，这时恰好介绍他去当教授；而许广平毕业后，也将回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女师范任教，这样，就有了同行的借口了。其实，他们的关系还是相当隐蔽的，死结还没有解开；但有一个想法是比较明朗的，就是在相近的地方分头为社会服务两年，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以后再会合到一起。 对于即将离去的北京，鲁迅是颇多眷恋的，这是新文###动的发源地，是他长期与政府及走狗文人相周旋的地方。学生章廷谦到他家里求字留念，他从司马相如讽谏汉武帝好神仙的《大人赋》中抄录一段见赠，最后两句是：“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并不企慕个人的宁静与安逸，他所喜欢的，惟是战斗的人间。 ＇返回目录＇
孤岛（1）（图）
厦大是一个孤岛。 厦大中的鲁迅，在各种包围和阻绝中也成了孤岛。 在鲁迅看来，厦大就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四面都是海滩，无屋可租，校舍极其窄而且散漫，许多同来的教授讲师都被搁在当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鲁迅的住处距课室不远，倘要上课，则必须走96级石阶，来回192级，所以他开玩笑说，这简直是“收拾光棍”。后来迁到号称集美楼的一个无人可以为邻的大房间里，环境似乎略有改善，而搬迁时为了一件器具，一个灯泡，都得处处受气。总之，他初来几天，对厦大的印象便糟透了。 本地人相当封闭，又欺生，歧视外来者，把鲁迅等南来的教员称为“北人”。在教员内部，也热衷于派系斗争，互相攻击排挤，惟以校长之喜怒是伺。除了普遍的权力崇拜之外，这个近海的地方还有一种特别的拜金主义的风气；用鲁迅的话说，在这里，“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争宠，献媚，叩头。”从校长到教员，大抵是趋炎附势，汲汲于名利之徒。在通信中，鲁迅如此写下自己的观感：“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这里指的是史学家顾颉刚。在鲁迅看来，顾颉刚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革命的，而且为人虚伪，圆滑，善于经营。鲁迅最感厌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的；此外还安排了多人，而且都有眷属，大有从此江山永固之概。他表示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然而，既然来到了这个荒岛，只好放火烧荒，开拓，播种，尽可能地多做些事情。新文化运动兴起已久，而这里的学生还是读《礼记》《大学》之类，做的也是“之乎者也”的文章。在群贤楼大礼堂开会或观剧，男女学生各坐一边，界限清清楚楚，有一个男生给班上的女生写信，要是在北大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在这里却闹得沸沸扬扬。对于一个恶浊的环境，凭一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除了讲授文学史和小说史，鲁迅课余仍悉心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两个文学社“泱泱社”和“鼓浪社”就这样组织起来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随之相继产生，成为荒岛上最早散发出新文化气息的异样的花草。学生请求鲁迅审阅和修改稿件，他并不推辞。此外，他还应邀做了多次讲演，散播自由平等和反抗的思想。比如《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光看题目，就知道它的危险的鼓动性质，他希望在眼前的青年人中，有更多的叛逆者出现，为改变现存的秩序而斗争。 在日常生活中，毕竟太缺乏刺激。除了许广平来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炮声能够不时地为他带来欣喜之外，整个的心情，都像这孤岛一样笼罩着一种近于恒在的荒凉。仅来一个月，他便写信告诉许寿裳说：“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几乎在同时，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重复了同样意思的话：“一个人要生活必须要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他是热爱生活的。为此，他决定放弃原先计划，把两年单干的时间缩短为一年。 既然是短暂的勾留，势必没有大计划，比较而言，厦门的日子，也就几乎成了锐进的一生中的又一处明显的停顿。此刻对他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进取，实际上也无由进取，而是总结。而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生活，是宜于回忆和反思的。 思想总结的完整体现，是杂文集《坟》的出版。后记《写在〈坟〉后面》是一篇胶结着诗与思的极富创意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字。 在文章中，鲁迅严格地解剖着自己，说在思想上，是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的，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心里也常有；他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因摆脱不开而时常感到沉重。他说是常常诅咒这思想，并且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概念，强调说，“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是把自己，连同其他的启蒙思想者也看做这“中间物”的。“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所以，他把生活和斗争看作是通往坟的道路；这道路是探索的，实践的，总之是无须指引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极力反对保守，倒退，反对复古，把这一切等同于试行自杀。“中间物”意识是一种生命意识，一种平民意识，一种革命意识。由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一意识，故而使他卓然独立于所有的文化人和大队的革命者之中，既峻切，激烈，又满怀依恋的深情。 这时，高长虹和他的“狂飚社”同仁向鲁迅发起了攻击。起因大约因为向培良有一个剧本投给《莽原》，主持人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却因版面的关系而拖延了两期，后来接获消息，说是剧本已由作者收入即将出版的书中，便将原稿退还。为此，向培良愤愤不平，认为压制稿件是别有用心的，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接信后，接连发表文章，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又说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社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接着步步进逼，又著文说鲁迅想获得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连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高歌和向培良也相跟着漫骂诅咒，指鲁迅为“世故老人”、“绊脚石”、“前一个时期的人物”。鲁迅一面忍隐，一面调查，但当忍无可忍时终于出手反击了。对于狂飚社特赐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纸糊的假冠”，他联系了此前陈源类似的嘲笑，指出，这是“暗中所加，别有作用”；至于自己对“假冠”的态度，则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深入批判了高长虹一类青年中的“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高长虹还在文章中暗示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又作诗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高长虹明显以“太阳”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了。对此，鲁迅特别愤怒，便写了小说《奔月》，用了影射的手法，作了猛烈而刻毒的回击。对于这些年轻朋友，他坦言道： ＇返回目录＇
孤岛（2）
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力气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奔月》发表后，这场近于“内讧”的斗争便告结束。斗争使他深化了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问题的思想，此即所谓“新的世故”；所以，斗争的结果非但不曾使他感觉沉重和痛楚，反而更加激越了。 在与高长虹的交战中，只要涉及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爱！”可是当他要对两人的关系作出最后的决定时，便又犹豫起来。他的顾虑有好几重，从朱安的处置到自己的固有的地位的保持，都是他所不能不虑及的；尤其重要的是对人生的毫无把握，耽心因此而连累了许广平，让别人替自己再做牺牲。在通讯中，光是一个“牺牲论”的问题，两人就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把决定权让给了许广平，希望朋友给他“一条光”。许广平回答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这“遗产”显然是指朱安。关于“遗产”的处理，她又说：“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里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