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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的我的题辞。 二是《旧事重提》，编集时；改作《朝花夕拾》。大约涉及回忆的缘故，写的《小引》有点悲凉，说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随身带来的旧稿，还有德国童话《小约翰》，待整理完毕，再作《引言》时，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阴郁中涌动起来了。他写道，所在这楼外的世界与童话中的风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欢，“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对大屠杀的暴露是明白的。这场“血的游戏”对他的刺戟实在太大了，扩大的血泊，使他根本无法绕开。然而，他说：“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被梦境放逐的人（2）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个未经理性启蒙的社会里；群众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独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谓的“群众”，建立和维持其极权的统治。 文章是明白的，体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气；但是又是曲折的，隐晦的，因为写作者已然失去自由言议的环境。鲁迅特意指出，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这是深具讽刺意味的事。此外，他还变了手法，在翻译日人《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文的附记里写道：“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谓：中国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呢？在编1927年的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篇》末尾的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 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文辞的重复使用标志着世事的螺旋变化；流血的历史在短时间内重现，延续，正好说明了新军阀也是旧军阀，他们是一丘之貉。 身在现代而要做隐者甚难；何况鲁迅。来访者仍然不少，慕名前来的固然有，但也有侦探思想，伺机利用甚至降罚的。其间，鲁迅不无选择；但是必要时；他一样以身伺虎；不避危难；表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日本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山上正义曾经记录过同鲁迅在广州几次会见的情形。最初在大钟楼，山上问到对广州的看法，鲁迅的回答落到广州的学生和青年的身上，认为他们把革命游戏化，因为对压迫摧残缺乏痛觉，所以使人感觉不到必要的真诚和严肃。实际上他说的仍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谈到革命文学，他是否定它在中国的存在的。他说：“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现在，连这绝叫和怒吼都没有了。大屠杀之后，记者眼中的鲁迅明显地变得更加阴郁和冷峻了。窗外，白云路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急促的号声，口令声和脚步声。他们看到，原来是打着“工会”和“纠察队”的旗子的工人，并排在楼下走过。这就是“奉旨革命”。但是，所谓革命，已经完全为专制与恐怖所代替了。后来，鲁迅还对山上谈到过：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革命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等词句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 鲁迅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山上深为感动。从此，他决心翻译鲁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的一部作品：《阿Q正传》。他知道：这里面积淀了许多富于批判力量而又饱含人类同情的无比珍贵的物质。 7日，鲁迅还先后应邀作过两次讲演。一次在知用中学，讲题普普通通：《读书杂谈》。在大屠杀之后，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新的社会情势的认识，对革命的认识，对屠伯的认识。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提出，要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他拿自己的吃荔枝作比，说是在先前出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此推及新鲜的荔枝是如何的好，结果吃过以后，才知道与原来猜想的大不相同，结论是说非到广州来吃便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是自己对于革命思想的幻灭过程。事实大于雄辩，实践重于理念；因此，他强调说，“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另一次讲演是在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题目古怪而冗赘，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胸有积悃，发为狂言；虽然名目是关于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报告，却完全把学者的所谓“学术规范”的框架给打乱了。 ＇返回目录＇
被梦境放逐的人（3）
讲演说的仍旧是政治与文化学术，政治家与知识阶级的关系。在这里，他截取的是魏晋时期这一历史断面，借以解剖中国的文化传统，整个的政治道德和知识谱系。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从曹操到司马氏都一例是流氓、骗子和屠夫。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等，罪名都是“不孝”。鲁迅剖析说，天位本从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立脚点便不稳，办事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样才有了生杀予夺的随机性。其实，这些权力者有哪一个是孝子呢？鲁迅要指出的是，目前的杀共产党，借口忠实于三民主义，本质上一样为篡夺权位，与曹操是一党的。他以今例古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国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一样。 在这样的政治底下，知识阶级是要吃苦的。于是，魏晋时期就有了许多变态的表现，所谓的“名士风度”，就是如此。讲演特别提到了阮藉和嵇康两位代表性人物，对他们各自的思想、性格、与权力者的关系和不同的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但是，阮藉老年时改得好，嵇康则始终是极坏的，结果阮藉得以终天年，而嵇康则遭到了杀害。嵇康的害处在于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正统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这就给统治者造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因此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一个连人们的最起码的言论自由都给剥夺了的社会，还奢谈什么革命呢？ 讲演的最后一天下雨，而听众不但不见减少，反而增多了。“以几点钟的讲话而出风头”，此等“大获利生意”，无论对公敌私敌，都使他感到一种复仇的快意。 9月底，鲁迅偕同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 抱着梦幻而来，为梦境放逐而去，这种境遇是痛苦的。但与十年前经历民主革命相比，却并不如往日的颓唐，这是因为有许广平与他同在。“与子偕行”，而此际已不再止于师徒之谊了。 自从许寿裳提前离职，租下的白云楼二楼就剩下了两个人。他们就这样自然地结合到一起来了，从肉体到灵魂。从许广平写的独幕剧《魔祟》，可以看出，同居的地点正是白云楼，时间是有着一眉新月的初夏的良宵；而字里行间，也都盈溢着一种幸福的神秘感。 走前的一个夜晚，正值中秋。窗下，鲁迅编完《唐宋传奇集》，又写了序例，最后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大夜，璧月，饕蚊，既属写实，又是隐喻，在描述自身的恶境的同时，也流露了内心的欣悦。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革命文学家的围攻（1）
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到了上海。 从段祺瑞到冯玉祥，北京一直为军阀所盘据，对鲁迅来说于是成了危地，还有一个不再同返北京的原因是许广平的身份问题。在朱安仍然保持其作为妻室的名份的情况下，她将无法安顿。至于上海，也未必就是适宜久居的所在。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里，不但官僚政客党棍买办势焰熏天，帮头流氓特务赌徒之类亦随之蜂起，人数日夥，互相勾结。然而别无选择，何况现代派人物早已南下，文化界的空气到处是一般恶浊了。 鲁迅让三弟周建人在宝山路附近的###里租了一间三层的房子，两个很快居住下来。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一些熟人和朋友，如孙伏园兄弟，李小峰，林语堂；还有到访的郁达夫夫妇；结识了著名的内山书店的老板，这个日本人后来成了他的至交。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在许广平一面，本来她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又回复到从前孤独的境地中去了。他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许广平服从了。当她没有深刻意识到翻译工作的意义，并且全力以赴时，内心是委屈的。她在工作问题上放弃了选择的权利。她成了子君。然而，这又不是她所愿意的。几十年过后，虽然她也曾公开著文，以未谙习日文而抱愧于鲁迅的好意，但也分明表示了深埋已久的不满和反抗。 在鲁迅一面，由于在北京时代为经济所累，所以特别看重饭碗问题。但是在他这里，有一个长期缠扰的矛盾，就是：教书呢，还是写作？结果他决然辞掉了劳动大学的教职，而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的聘书，领取300元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允了领薪之后仍可自由著作，这样，他觉得也不妨一试。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无论如何是占便宜的事，何况这钱说到底也算不得是政府的钱。 鲁迅写信给江绍原说：“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现在，吃饭问题总算有了一点保证，可以喘口气了。 初来上海，其实也同初到广州一样，人忙得很。除了应酬陪客，就是讲演。但是，对于教师出身的鲁迅来说，讲演是他所愿意的；他可以藉此直接表述个人的思想，特别是面对青年大学生，那是引火的好材料。因此，讲演的场次也安排得很紧凑，平均每周一次，火力相当集中而猛烈。 讲演的中心，仍旧是：社会现实，政治，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鲁迅对目前的语境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讲述是非常的自由畅快，既有矩度又不断突破，命意在改造这境遇，这样，落脚点也就不能不是每个社会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厄运的担当。 在劳动大学，他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