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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学家的围攻（4）
《创造月刊》第二期集中刊发了批判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明确地把鲁迅当作“敌人”，“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eelligentsia的浦逃薮”；因此批判鲁迅，“‘除掉’鲁迅的教训”，便成了“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化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对鲁迅的歪曲和攻击特别厉害，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是：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正是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发表的当日，鲁迅又写下一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这是他进行正面论战的最后一组文章。他想及早结束这种近乎无聊的纠缠。对于论争的焦点之一——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有一段十分扼要的说明：“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并不以阶级性否定人性，但也反对以人性抹杀阶级性。他指出，创造派“自以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唯心的”。在迎战创造派的同时，也批了一下新月派如梁实秋者流的面颊。 此后，革命文学家多少还有一些明枪暗箭，但都断断续续；而鲁迅，也还时时提起旧事，像当年同现代派斗争那样“不能带住”。然而，作为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战役，毕竟已告结束了。 关于这次论争，鲁迅写信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40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提提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 在论争中，鲁迅一面解剖论敌，一面解剖自己。既然论敌以“唯物史观”标榜自己，而又不愿意做介绍的工作，他只好加紧购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且努力把它们译出来。对于这些书，他觉得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暖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从中得到说明。后来在编定的包括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集《三闲集》的序言中还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校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托洛茨基的文艺观；与普列汉诺夫大致相近。鲁迅称之为“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托氏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尤其为鲁迅所喜爱，多次引述其中的观点，并选译过个别章节。在此期间；鲁迅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著作：《艺术论》和《文艺批评》，作为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的补充。此外，鲁迅还重译了《文艺政策》一书。1929年4月出版的文艺理论论文集《壁下译丛》，作者除俄国的开培尔外；其余都是日本人；其中有有岛武郎，小路实笃；还有为他所喜欢的主张坚实而热烈的片上伸。 创造派称鲁迅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断施以攻击，新月派也对“浅薄的人道主义”加以非难，一时形成鲁迅所称的“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为此，鲁迅选择翻译了苏联和日本的有关托尔斯泰的系列评论。苏联官方对于托尔斯泰的态度，基本上是列宁观点的过度阐释，“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重新估价运动，鲁迅称之为“廓清运动”，同时对这种把观念同艺术截然分开的作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这里牵涉到一个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不应成为权力的附庸，也不应成为“知识”或“技术”的奴隶，他们应当拥有“道德力”，应当敢于抗争。鲁迅指出：“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陆续翻译了一批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自从托洛茨基使用了“同路人”的概念之后，苏联文艺界便广泛地以此称呼大批的非党作家。这些作家，在他们国内，是受到自以为正统的如拉普“岗位派”一类人物所歧视，甚至敌视的；认为“同路人文学”在本质上是与革命目标相敌对的，反革命的。这种“狂妄的、一知半解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与创造派极其相似。因此，他的翻译，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的现状，毋宁说他借此事实批判革命文学家的错误倾向，为长期陷于“瞒和骗”的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范型。 这时，遭到政府封禁的《语丝》已由北京迁到上海，由他担任编辑。他仍然觉得手头只有一份杂志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还得有揭载译文的场地。于是，他便同郁达夫共同主编了另一种刊物：《奔流》。实际上，整个编辑工作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翻译，编辑，校对，完后还得写编后记，还得搜集和安排插图。正如他所说，“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返回目录＇ 。。
左联时期（1）（图）
1927年5月，鲁迅只身返京省亲。 年前，他就接到“老太太的命令”，但因为陷身斗争，无暇他顾，再者恐怕同许广平的关系有关，便一直拖延着。而今，“害马”已经怀孕，他不能不把两人同居的“秘密”向家人公开了。 在北京逗留的大半个月里，鲁迅在燕大，北大，以及两所师范学院里一共做了四次讲演，很出了一下风头。讲演的内容有新文学问题，妇女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他讲话时总是处处联系着个人过往的斗争经验，执著于记忆中的创痛，“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如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他强调政治先行，强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意义；相对于“阶级斗争”，提出“同级斗争”这一特别富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概念。他的意见是，应当及早消除普遍的“互斗”现象，致力于阶级的抗争。由于思想的魅力，他每到一处，听众如潮。在北大讲坛，因为拥挤，他不得不通过后台走上讲坛。还有报道说，青年看到讲演的海报，奔跑相告，争先恐后，以致一度使周围一带的警察受惊。 鲁迅先后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青年朋友晤谈，又特意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了重病中的韦素园。此外，他还访问了几个###里的旧同学，得悉因有学校拟留他教书，遂使一些教员惴惴危惧的消息。往日的北京，已经变做北平，然而，城市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日见停滞和颓废。感慨之余，更加坚定了他在外“漂流”的决心。 返回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同老板李小峰打了一场版税官司。虽然，官司以鲁迅获胜告终，但《奔流》也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给养而夭亡。由于这场官司，林语堂同鲁迅在一次晚宴上起了争执，终至友情破裂；究其实，在思想倾向上，两个早已是分道扬镳了。 9月，海婴出生。从此，在精神上不免多出了一种负累。过份的关怀就是负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给他带来少有的欢愉，但是并不能减少他的隐忧；这从后来关于转地疗养的通讯，从遗嘱，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孩子的爱是感人的，《自嘲》诗里有一联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他的《答客诮》，作为父亲的自画像，更是传神：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党中央高踞于国家之上，党政不分，从军队直到所有的群众团体都成了党的御用工具。1928年8月，蒋介石宣布：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应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月封闭晓山书店，8月封闭创造社出版社，上海几所学校也遭到查封。10月，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鲁迅同青年朋友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知识者群体秘密召开的会议上，他没有正式发言。他向柔石的朋友，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表示说，他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但同意发表一个宣言。但当发起人名单正式发表的时候，他却同郁达夫一起，成了领衔的人物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20多个分会。自由盟敦请鲁迅等出席系列讲演活动，宣讲自由的真义。他先后做过几次讲演，都是讲说文艺和美学，是自由的边缘主题，并没有进入组织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通过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却成了自由和人权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可是所有这些，都骗不过嗅觉发达的“文探”。他们跟踪自由盟的活动，利用党国的传媒，诽谤，漫骂，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文章，最恶毒的是，强调“以党治国”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当性，目的在于鼓励当局采取镇压活动。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