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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院儿里举行的，由现在的村支书，当时的电影放映员当的司仪，仪式挺简单的。那天的酒席当然是很丰盛的，乡亲们平时很少吃鱼吃肉，自然吃得有滋有味儿。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我就长到了自己该娶媳妇儿的年龄。我结婚那年是1994年，那时农村同龄人结婚都有新砖房，新娘子还陪送大摩托。新郎穿西装，新娘穿婚纱已成习俗。21英寸的日本东芝电视机，一台四千多块钱，是那时的时兴选择。我虽然在镇里工作，可婚礼完全按照农村的套路举行。除房子是单位分的公房外，别的与年轻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我的“临时新房”占用了父母家的大屋和客厅，被褥、家具、电器摆满了两个屋子。接媳妇儿时用了十多台轿车。那时岳母给的改口钱红包里装了一百零一元钱，取“百里挑一”之意。我的婚礼司仪是从市里请来的，典礼就在父母家的小院儿举行，亲朋好友们围了一大圈儿。录像师给我们录了像，司仪的说辞也挺逗的。单位领导讲了话，父亲和妻子的姨夫代表双方家长也讲了话，真的是挺有喜庆气氛的。
后来我又干上了业余婚礼司仪，主要为农村的新人们主持婚礼。农村结婚典礼有的仍在自家的小院儿里举行，有的选择在镇里的饭店举行，有的甚至还把城里的乐队请来助兴。新人的房子装修得又宽敞又漂亮，塑钢窗、地面瓷砖儿，象楼房一样整洁美观。屋里摆着时兴的家具、家庭影院，有的甚至还有液晶平面显示器的电脑，屋外陪送的大摩托就更不必说了。接亲的彩车和城里的一样漂亮，农村典礼时还保留着为婆母戴花儿，给公公点烟这两个“节目”。这样公婆都得为儿媳准备红包儿，有的红包儿里装的是“千里挑一”一千零一元钱。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婚礼那才叫有现代人的品位，一个字：酷！
乡村的婚礼是迷人的，她让人看出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红红火火的让人陶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立即抢救
立即抢救
王平
2008年8月19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小朱（化名）和老马（化名）都在医生值班室输液。我们卫生院条件有限，就值班室有一台电视机，这两位熟人想欣赏直播的奥运会节目，因此就享受了在值班室静脉输液的“待遇”。
大概9点多钟的时候，小朱突然叫住路过值班室的院长，说自己胸口憋、头晕。他当时正在输的液体是的氯化钠夜加注射用穿琥宁400mg；刚输了10多分钟。昨天医生只给他用了头孢噻肟钠和病毒唑，今天新加了一组穿琥宁。小朱很显然是穿琥宁急性过敏，院长立即召集医护人员进行抢救。
患者的穿琥宁被撤了下来，换上了生理盐水以保持静脉通路。老马也被转移到了门诊观察室，以保持足够的空间抢救小朱。小朱的血压偏低。口唇发白，四肢凉，提示可能要进入休克状态。护士给小朱吸了氧，其他人赶紧又去准备另一袋。院长拨打了市医院的120，值班医生说会很快赶到。“地塞米松20mg推上，副肾再肌注一支”，副院长吩咐着。二十分钟过去了，患者仍感呼吸困难，甚至出现了轻度抽搐的症状，但意识尚清晰。我给他扎了针刺，同时安慰他不要紧张，要有信心，抢救要有一个过程。七八个人都在忙着抢救小朱。小朱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来看小朱了，他们都很着急，不停地询问小朱的病情，一个同事还流了眼泪。又过了十多分钟，小朱的状态明显好转：血压20/12kpa；心率140次/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时患者体内已进了6支副肾和40mg地塞米松。患者的血压偏高，心率暂时偏快，这是急救药物的作用，否则患者早休克了，后果不堪设想。120急救车赶到了，小朱被拉到市医院做进一步的观察治疗。
二十八岁的小朱基本脱离了危险，大家的脸上都显出了轻松的表情。
穿琥宁是一种疗效较好的抗病毒药物，不需要做试敏，我们卫生院在过去数年应用该药过程中几乎未发现任何不良反应。极少数患者静滴穿琥宁却可以出现过敏性休克这样的严重不良反应，小朱就是这样的病例。
某些药物的安全性以及个别患者的个体差异，都让医生难以把握。我们也只有本着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积极应对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形，尽最大可能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
关爱的力量
关爱的力量
王平
那是1998年6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开完早会我步入一号病室查房。哦，新入院了一位老年男性患者——头部四周围着冰块儿，头发稀疏花白，面颊潮红，口角偏右，左侧肢体已经瘫痪，他的两个女儿正守护在床旁。患者经院长会诊，被诊断为“脑出血”。
第二天我因有事请假去了市里。当我从市里返回卫生院的第三天早晨，我看到一号病室聚了七八个人。除了患者的儿女，便是年近六旬的老伴儿了。其中两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尤其引人注目。一个身材超过一米八，偏瘦得体型，样子挺老练。另一个戴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他俩儿忙前忙后，很象是老人的儿子。当我给患者吸痰的时候，他俩儿便给我做助手。我把吸痰管儿一次次地放进患者咽喉附近，他们便一个拿注射器吸，另一个便因自来水停水，一瓶瓶地启开矿泉水冲洗吸痰管儿。大块儿大块儿的白色粘痰、沫子被抽出来。一般人看了都恶心，他们却一点儿也不在乎。患者的女儿和儿子也帮着忙，找卫生纸，换洗毛巾。经过我们一番忙碌，患者苍老的脸上，似乎显出一分轻松，嗓子发出的“呼噜”声儿也小多了。
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弄清：患者一共九个孩子，老大和最小的是儿子，当中还有七个女儿。上面提到的两个男青年，分别是老人的三女婿和四女婿，他们是从几百里地以外的工作单位赶过来护理老人的。
太阳一次次地升起，又一次次地落下，患者的病情也渐渐好转，日趋稳定。他的儿女们始终守在他的床旁，洗脸擦脚，喂水喂饭，洗涮接尿。不论是儿子、女儿，还是女婿、儿媳都轮流看护老人。患者因长期卧床出现了便秘，护士给患者灌肠时，老人的两个女婿也不嫌脏，即便是一夜未合眼，也帮着做好助手。合理的治疗，再加上精心的护理，患者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安全地返回了人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的“三分治疗”固然重要，而老人的子女们的“七分护理”才更是功不可没。老人后来存活了大概两年。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将近十年了，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迹却依旧是那么清晰，它让我感到：关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荧屏闪烁
荧屏闪烁
王平
小时侯能看上一场电影，那真是一大乐事。后来有了电视机，又让孩子们兴奋了不知多少个日子。
那大概是在1982年。一个宁静的夜晚，没有电，也没有点蜡烛，只有我和妹妹在炕上倚着炕柜儿坐着，当时仿佛有不太圆的月亮挂在天空上。我们望着地柜儿上放着的小镜子，不约而同地认为它很象电视机的荧光屏。它要是电视机该多好呵，我们可以坐在炕头儿看动画片和电视剧了，我和妹妹倾诉着彼此心中的热望。没过多长时间家里终于买了一台五百多块钱的日本产“声宝”牌黑白电视机，那真是全家人的一大喜事！这之前的“半导体”收音机曾是全家人唯一的快乐天使，这回它也因此失宠了。
那一年我们村的很多人家都买了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那台电视机也和全家人一起迎来了又一大家庭盛典，那就是1985年全家人从村里的“河南”的土房，搬到了“河北”的砖房。有了新房，全家人的心情都似乎变得更好了。母亲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电视机不看的时候总盖着绣着花鸟图案的白布单。晚饭后，我和妹妹做完作业，全家人便坐在炕上或凳子上看电视。那时只有两三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可全家人都是实足的“电视迷”，看电视成了全家人最大的精神享受。
大概是1998年，“声宝”牌电视机寿终正寝，家里又买了一台旧彩电。那时我已结婚，妹妹又工作在市里，父母是这台电视机的主要观众。这时候村里已安了“闭路”，能看十多个频道的节目。
2001年家里又买了一台25英寸的国产大彩电，父亲和母亲的视野也被它放宽了。没两年村里也安上了“加密”，那台电视机可以收到三十多套电视节目。儿女不在家的时候，老两口晚上总是一起看电视，那是每天不可或缺的休息娱乐的方式。2003年5月份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离开住惯了的老房子去和儿女同住，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一人的电视机。儿女回家的时候毕竟有限，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亲密的朋友。“天气预报”是母亲每晚必看的节目，除了电视剧外，“有请当事人”、“说案”等也是母亲爱看的节目。
母亲的地柜儿上放着两个可以说话的朋友，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电视机。电视机可谓是全家人的平凡的“快乐天使”，它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和知识。
抡大锤的日子
抡大锤的日子
王平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经过院领导的一番请示，上级主管部门终于批准了我们兴建新楼。6月中旬的一天，开早会的时候，院长宣布：“由于各方面的资金都很紧张，从今天开始有计划地自己动手拆墙，拆大烟囱，搬挪科室里的东西”。
劳动的第一天，是一个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好日子。由于大部分人都得照常工作，腿伤未愈的院长只好领着我们几个男青年先赶着。我们第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把车库的间墙拆了，准备以后放锅炉。那次，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抡大锤的滋味——抡过十几下，胳膊就开始发软。因此，40多岁的院长和我们五个年轻人采用车轮战术，一个人抡十几下，再换下一个人，只抡得尘土四起，满脸灰尘，浑身淌汗。没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拆掉了一面墙。也就是在那天的劳动中，我不仅把手弄破了皮，而且因抬东西弄了满身机器油。
忙了几天之后，老医务工作者也出动了。50多岁的支部书记和几个老医生干起活儿来比年轻人在行，经常指导年轻人干。后来大家在院长的指挥下，顶着烈日，开始拆大烟囱。大烟囱有十几米高，想把它放倒，又无任何危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院长担任总设计师，我们十来个人不分老少，采用车轮战术用钎子和大锤，一点一点地把大烟囱底部的砖敲掉。接连几天，在太阳底下持钎舞锤，挥汗如雨地干，终于在大烟囱底下敲了个大洞，院长说可以停下了。第二天上午，院长用救护车把住院的几个病人暂时挪到别处。回来后他让一位男医生爬上大烟囱把粗绳和导链儿拴好。女职工也出来帮忙，和我们一起拽绳。另几个人则把导链儿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棵树上，一点一点地导动。我们距大烟囱数十米远。院长派几个人守住路口，不让行人经过此处。大家听着指挥一起生龙活虎地干着。只见大烟囱渐渐向西倾斜，缓慢地向下倒，那高大的身躯倾斜了一定度数后，突然快速摔下来，“轰隆”一声巨响，无数砖块和着尘土四处飞溅，浓“烟”骤起，场面颇为壮观。大家高兴地喊起来了。几天的汗水终于没有白费，大烟囱被我们放倒了！
一个多月的时光匆匆而过，铁锤、铁钎等工具代替了手中的听诊器和手术刀，伴随我们男女老少在阳光下、风雨中完成了建楼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那是怎样的一个多月啊！
今天，当我们在整洁宽敞的新楼做着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时，总爱忆起那些拼搏奉献的日子。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用汗水换来的果实，品尝起来才格外有滋味。
（注：本文原发表于1997年11月15日《健康报》，未改动。）
美丽的小村
美丽的小村
王平
我的家乡是爱辉镇辖区的一个小村：西三道沟，又叫里三道沟。小村曾经历了满清、民国、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岁月，是新中国的诞生让小村获得了新生。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8年，母亲出生于1952年临近初春的时节。他们尽管经历了那场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十年“*”，可幸运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在1971年的10月，那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借助在亲戚家里。
童年时候的我对小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那一座座破旧的土房在我的眼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