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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从2009年8月开始，联建在苹果公司的建议下用正己烷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iPhone 4G手机显示屏，由于厂内的部分区域通风不良，酿成惨剧。
分析人士指出，社会公众对“血汗工厂”的忍耐限度逼近极限，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也从经济的层面展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亡，这可能成为将来“中国制造”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企业的本质是逐利的，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无可厚非，但不能一味只想到从员工身上榨取。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抛弃“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老板和职工应该实现共赢局面。一个不让员工求得发展的企业是无法做强做大的。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劳工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角色日益凸显。事实证明，只有“社会公民”角色扮演好了，企业才能和职员实现共赢。在丰田等日本企业，企业往往就是员工的“家”，几乎所有员工一辈子只为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和员工组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大型国有企业里，其内部也是完全的“小社会”。随着对事物的认识加深，简单的下岗再就业政策的执行乏力，现在看来，企业办“社会”的辅业发展，并非全是弊端，起码它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解决了员工融入社会和企业的现实困难，客观上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除了企业的主动“社会化”、承担员工长期发展所需的必要社会责任外，政府对企业的“适度干预”同样值得研究。未来地方政府需要转变理念，和企业打交道不要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而要将重点放在监管企业对所承诺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员工的幸福指数提升方面。实际上，这些年很多地区的政府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带来的是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反思。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2）
在国外政府的适度干预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电信因为裁员在一年半时间内接连发生了30多起员工自杀事件，一时在法国引起公愤。工会组织公开进行谴责，法国总统亲自过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辞职。法国劳工部在发现法国电信员工自杀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有关后，建议检察机关开展正式司法调查。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法国电信不得不推迟重组计划，采取措施减轻员工压力。这说明，除了追逐利润，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相对国外比较完善的机制和企业相对成熟的理念，对于富士康履行社会责任的整改表现，各界反应不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这些迥异的观念，可能需要重点和一般兼顾地加以实际地统筹解决。
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企业都能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我们的社会无疑会和谐许多。
履责：从道歉和员工加薪开始
富士康这种生产方式注定不是恒久的，并且一直都会处于“血汗工厂”的争议漩涡之中。
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曾经有一篇报道披露，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制造iPod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所赚得的月薪却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全球关注；并促使多家关注劳工权益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发出抵制苹果产品的号召。该文的发表还直接引发了苹果公司派出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履行社会责任，进驻富士康深圳工厂，展开全方位的有关工人待遇的调查。这些，应该不是富士康和其他类似企业所希望看到的。
这一次，在不断发生的跳楼事件中，社会大众也适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5月25日，香港的职工盟和大学师生组织抗议富士康，呼吁抵制iPhone，同时高举“自杀非偶然，管理要改善”、“无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等标语牌抗议。而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中，富士康更是遭到大部分网友的唾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包括“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瞿海源等重量级学者在内的150位台湾地区学者、30位海外学者，针对此次恶性事件，联合发表声明，直指“剥削劳工的富士康及郭台铭根本是‘台湾之耻’”，表示不应欢迎像富士康这类的企业鲑鱼返乡。学者甚至疾呼各界持续关注跨国公司的剥削行为，促使台商在大陆的员工劳动条件改善。
台湾地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所长黄德北根据自己的调查披露，Apple等跨国品牌基于“零库存”的生产方式，往往在接到客户订单后才要求富士康等代工厂加班赶工，不能说是大陆民工要求加班好赚更多钱。他两年前曾到台达电珠三角的工厂调查研究，当时台达电就已形成合法加班的模式，但富士康在这次加薪之后，工资才追上台达电标准。黄德北先生的批评没留丝毫情面：“郭台铭是台湾地区之耻”，富士康是羞辱的代名词。并且他质疑：“吴敦义和王金平为何还在帮忙*？”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3）
台湾地区辅仁大学心理系助理教授何东洪更指出，人类历史近百年来，没有一次因劳工事件促成加薪一倍的案例，这次富士康加薪只是凸显出以前企业对员工盘剥程度的严重。
学者在联合声明中除了呼吁台商“终结军事化管理”，建立尊重人性的生产流程，以及希望大陆调高基本工资到生活需求的水准外，也抨击台湾地区当局对富士康事件的反应“不恰当”。东海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杨友仁质疑，在大陆、东南亚剥削劳工的台商，“还算是自己人吗？”他认为台湾地区应更积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责任。
对于岛内这些尖锐的学者批评意见，富士康一改往日的争辩，选择了虚心应对。鸿海集团发言人表示要“虚心检讨，并全力改善”，“请社会各界与媒体，都多给鸿海一些时间”。
毫无疑问，“连跳”事件已重创富士康企业品牌形象。近期富士康国际（02038，HK）大跌，在蓝筹股中跌幅居首。其重要合作伙伴苹果、惠普也不得不关注“连跳”事件，诺基亚和索尼（SONY）都说要介入了解劳工工作状况。而竞争对手也正虎视眈眈欲抢夺市场份额。股指下跌也是品牌形象受损的一个侧面反映，如果不及时加以弥补，恐怕也难阻又一次从高空坠落的年轻生命。
事实上，富士康已经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4月份阻止了20多起自杀事件。富士康集团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数度用“检讨”一词表态。“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富士康媒体办主任刘坤说，虽然富士康在深圳厂区有42万人，管理难度很大，“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脱的借口”。
在深圳龙华厂，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首次公开面对媒体。郭台铭甚至三鞠躬，向系列事件中涉及的死伤员工及其家属、集团的所有员工和家属以及向社会公开道歉。“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郭台铭数度用“痛惜和惋惜”来形容自己的心情。郭台铭说：“首先我自己要以非常诚挚而且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向所有的社会大众，我们所有的员工还有家属，致以最高的歉意。”“大家产生冷漠才造成这些心理因素，而这些呢，我们是没有做得很好，我们也没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效地来防止。”
但同时，郭台铭认为，企业不能承担无限的责任，如果把责任无限延伸，对企业很不公平。他举例：有些员工是因为感情问题而自杀，“很多轻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感情等方面，这与个性与情绪有密切关系，而与集团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压力关联不大。我们将会尽己所能，建立各种各样的管道去帮助员工缓解这样的情绪”。“现在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姻生活，企业如何干涉感情生活”。
郭台铭诚恳地说：“需要时间解决，但我们一定会努力地做。”“少说话，好好地做，盼时间解决伤痛。”
说到不如做到。本着诚意解决问题的原则，富士康国际正式公告，称公司考虑控股股东鸿海集团的建议，公司管理层批准进一步调升深圳地区生产线员工的薪酬及工资，将经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的基本薪酬及工资调升至每月2000元，升幅达66％。这是继上次6月1日调薪30％以上后，富士康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薪。
道歉和加薪无疑是企业应该做到的，毕竟生命无价。但我们需要冷静地想想：涨薪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近几年的CPI一直涨得利害，可是普通职工的薪水却不能水涨船高，承受能力弱的甚至选择了轻生。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涨薪的合理化动态机制如何建立。如果每次都必须以惨剧带动涨薪的话，无疑我们的社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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