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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是正规军。换言之，富士康的员工不是义务兵，而是雇佣兵，粮饷是低点，但粮期够稳，与拖欠绝缘，也没人敢吃空饷，更不用担心老板拍拍屁股走人。
而在一个宿舍内部，舍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即使是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
自杀的员工之一卢新就是如此。这个曾经报名参加过“快男”比赛，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杀的前三天，写了一条QQ签名：一切都过去了。这阴冷的话语透露出他对死亡的预警。
这个湘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层次一共分为14级，从师1级到师14级，新人进来从师1级开始，两三年调升1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要10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员工，今年35岁，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个900人的车间。谈到这一让人艳羡的成绩，他摊开手掌，向记者数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各种证书和文凭，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数完了。
“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在富士康，不允许私下组织老乡会。
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次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地面对机器，机械地劳动，机械地生活，但他们却是明明白白的有思维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如此庞大的帝国，需要一个严谨的管理体系，企业必须处于强势地位，任何员工团体的强势都有可能威胁到富士康整体的稳定性，因此，在管理上，富士康所谓的安排都有意识地将这些对抗力量分散化，把员工之间的关系距离化。
这些独立而无助的员工在面临压力时，渴望援助，但是面对强势的“援助”又会本能地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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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与不加班，痛苦中的无奈
“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的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受到拷问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台铭的“无法保证”也并非推脱。因为，在现有的“代工模式”下，这样的惨剧仿佛早已成谶。
工人们“渴望加班”
这样的心理期盼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工作如此辛苦劳累，为什么还希望增加加班的时间呢？
然而，如果了解富士康的薪酬结构，这样的期盼却又是合理而无奈的——加班可以拿多一点，哪怕是少得可怜的钱。
在富士康，一个普工底薪900元——这是连深圳最低工资水平都达不到的数字。除去生活所需，工人们将所剩无几。他们所能期盼的额外积蓄只能来自于加班所得。
我们可以按照富士康公开的标准给他们算一下工资单。
假如一个普工正常工作天，平时加班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5元。这样，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小时。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
富士康的工人明白自己并不是在做选择题。尽管加班让人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工人愿意选择加班。
不加班挣钱太少，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加班，无选择权
富士康过度加班的问题被曝光以后，媒体开始行使监督权。他们首先要质问的，当然是郭台铭。
在前往讲座现场的路上，《中国经营报》记者发问：
“有没有打算给更多的员工不工作的自由，或者说不加班的自由？”
郭台铭当即停下脚步说：“你这个问题我可以马上回答，富士康所有的员工都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员工有被强迫被加班的，他绝对可以上诉。”
郭台铭的确可以中气十足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富士康的加班自愿书在理论层面上得到了很多员工的支持。
所谓的加班自愿和郭台铭的态度一样，有着一股强硬的劲儿。
按照加班必须签订的加班自愿书，如果选择加班，那将整个月都必须接受加班安排，而选择不加班，则意味着整个月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单独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出勤的收入，将会比选择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这份加班自愿书深刻了解工人对加班来挣钱的需求，却漠视工人因连续加班的劳累，用表面的选择权精明地取代了实际的无选择权。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意味着出卖更多的自由。而富士康的“优势”恰恰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
正如未满18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10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饶乐琴们在显微镜下遗忘了他们的高强度劳作，一心想着放大他们的劳动所得。
追忆凋零的生命
自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至2010年5月26日第12跳止，先后发生过16起员工突然意外死亡事件，其中最大的为28岁，最小的仅有17岁。
16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在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内部竟然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鲜活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难以承受继续活下去之重？
他们的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但是，富士康这个地方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选择。
他们的同龄人，或许在父母的膝下撒娇，或许正在上着大学，或许刚刚开始接触新鲜的社会，沐浴着生活的阳光，享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美好。
当然，这些只是同龄人的生活，他们跟同龄人在出生之时就划分了界限。
这些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在天然朴素中成长，但是也跟快速发展的城市有些脱离。在努力的路上，他们都选择了深圳，选择了富士康，但最后的选择让人不胜唏嘘。
他们曾经是一群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孩子，曾经是有着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一代……如今他们一个接一个离我们而去，追忆凋零的生命，让人掩卷沉思。
开朗的卢新
在好友曾红领眼里，已逝者卢新是一个开朗的人，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
“那天他说到那儿去看看风景，讲完这句话之后站了一会，很快的速度，把窗户拉开，跳到阳台上，再从阳台上跳下去，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我们马上起身拉他，拉到他左臂的一点衣服，被他甩掉了。”
开朗的他在生死时刻竟然是这样的决绝！
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是富士康09菁干班的成员之一，也就是干部储备班。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的卢新，有个梦想就是能当一名歌手。
卢新留下的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
“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他好像就发了1800还是1900，他寄了1500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很不错的。”同事回忆道。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了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刚开始根本就不应该看重钱，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茫。”
重感情的小祝
“她把感情看得那么重，又对人那么好，怎么会舍得离开我们呢？”
“她身高一米七四，以前还学过模特儿。以前说是要出国深造的。”
2010年5月11日，18点36分。一个女孩儿从一栋楼的604房间走出，直奔顶层，走路有些摇晃。18点37分，这个背影消失在顶层平台上。
这个女孩就是祝晨明，身亡租住房屋楼道里的摄像头记录了悲剧发生的瞬间。
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个花一般的姑娘把自己生命的最后瞬间定格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场面呢？
孝顺的孙丹勇
成功应聘到富士康时孙丹勇笑得很灿烂，他对父母说，“以后你们两个不用辛苦了，该享享福了。”
在孙丹雄看来，弟弟从小就不孤僻，会讲笑话，很活泼，不过只在朋友和熟人面前是这样，在陌生人面前话很少。但不至于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自杀。“我没有女朋友，他有，我不算孤僻，能说他孤僻吗？”哥哥孙丹雄说，弟弟在家里坐不住，很小的时候就想要一辆自行车，喜欢骑车带着哥哥去兜风，一兜就是十几公里。
孙丹勇的遗物并不多，家属只带回了两个箱子的物品。大部分是书，其中有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还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台海尔笔记本电脑。电脑是两个月前哥哥孙丹雄寄的3000元买的，不久前，孙丹勇坚持把钱还给了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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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的剪刀差（1）
一批又一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一代，带着最初的理想从偏远的乡村来到五光十色的城市。本该美好的生活从此开始，但现实是残酷的，拿着屈指可数的微薄收入，夜以继日没头没脑地劳作着……
渐渐地，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越来越远，感情得不到宣泄，情绪得不到排遣，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生不逢时”的“新生代”
这是一代区别于父辈打工者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新生代”。
“新生代”员工就其个体素质特性而言，普遍接受过比父辈相对良好的中、高等教育，怀揣美好的理想与抱负。
然而“新生代”又不约而同地被打上了“早熟、张扬、叛逆、自我”的个体特质，与父辈们相比，他们是“被呵护成长的一代”，是“缺乏生活磨难的一代”。由于绝大多数“新生代”都是独生子女抑或是有过“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与其说是相对缺乏自我生存技能尤其是人际沟通的一代，倒不如说是宁愿与小猫小狗为伴或是宁愿与陌生人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畅谈”，也不愿与现实中的人沟通的“自我”的一代。
当他们满怀激情踏入社会，美好的理想与抱负被现实击碎之际，当他们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时，当他们不得不要独自处理曾经在学校或是家里由老师或父辈们替他们处理的困惑而无助之际，当他们不得不承受着来自生活上或工作上或是情感上的压力之痛而不知所措之际，他们脆弱得似乎不堪一击。
相对而言，社会对“新生代”抑或是“穷二代”的关怀相对欠缺。
众所周知，当下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之际，社会分配体制不公平的矛盾日渐突出，随着“贫富差距”的日渐拉大，房价的高居不下，“买房难”成为社会的普遍难题。
“80后”“90后”的“新生代”们，更为准确地说，“新生代”中的“穷二代”们面临诸如购房难带来的生活压力，理想与现实出现巨大落差带给他们的工作压力，个人情感突变所带来的内心焦虑与情感纠结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不良情绪在其内心深处聚集纠结。原本相比父辈而言就缺乏生活磨难与抗挫折能力的“新生代”们，当他们不堪内心的焦虑与纠结之重时，又无法从组织、团队甚至社会上得到慰藉与舒缓。
来自全国各地的“80后”“90后”，为了各自的理想与追求齐聚在富士康，各人的条件不同，各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富士康工厂工会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