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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也……
只是，最初傅斯年虽不以社科所此举为然，却因此事并“不关史语所，亦未注意也”，所以还对陶孟和直接“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不料，等到社科所因之而要广聘人才之际，傅斯年顿觉苗头不对，开始忧心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范围恐将有重复之病矣。原来，他早与陶孟和有“君子之约”，主要内容是“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因此，史语所的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就被他阻止了。现在，陶孟和想聘用的李安宅、费孝通与韩儒林等人的工作主题或范围，正是史语所原来成员各有专精者。如此一来，傅斯年以为“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便与陶孟和开始交涉。遗憾的是，双方沟通不良，终至以函件相征伐，在纸上“兵戎相见”。
第一章 开创学术的自主空间（8）
陶孟和生气的是，自己“受命进行西北工作”，计划进行并不顺遂，没想到傅斯年居然还来干涉社科所想要聘的人，难不成是说自己没资格主持这件事吗？他在信里对傅斯年这么说：
……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他在另一封信里的一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则更可能让傅斯年的血压升高不少，因而回信痛责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言语里的火气，既已至此，友谊决裂，自是意料中事。最后，只好“公事公办”，诉诸中研院的最高领导当局朱家骅。陶孟和致函朱家骅，言明道：“请其设西北研究所，集合院中各所力量，内包括贵所之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四门，此所另请高明主持，至于社会所则仅担任经济、行政两门……”
傅斯年一样写信给朱家骅，主张社科所和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并倡议“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其计划另呈”（按：傅斯年此一“西北工作站计划”，未见）。
面对着“西北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两项提案，朱家骅当时究竟做出什么抉择，他又如何化解陶、傅之间的冲突，目前尚不得而详（不过，就目前可以接触到的史料判断，“西北研究所”或是“西北工作站”并未曾成为中研院的建制。傅斯年之争，显然确有其实效）。然而，如果没有梁思成那个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动作，陶、傅友谊的裂痕，恐怕难以弥合吧。
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愿在象牙塔里孜孜不倦，理有必然。特别是，来自政府和院方的“最高当局”的鼓动，人文社会科学居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之雄心勃勃，意欲另辟天地，也不让人意外。可惜的是，陶孟和领导社科所“进军西北”的行动，“挂空牌于酒泉”，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却是“近于蒙蔽政府之事”。况且，这是“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一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说好了，就可以算数，就应该执行。中研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实在不容许“黑箱作业”。
相对的，傅斯年最后之大义凛然地主张将此事“闻之院务会议”，并另起炉灶，提出“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却又是他忧心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范围将有重复的“本位主义”的展现。用陶孟和的话，社科所和史语所的工作有所重复之处，实并无可忧：“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
唯在傅斯年看来，他不能同意各所的研究范围有重复之处，故与陶孟和早有“君子之约”。偏偏，陶孟和拟聘用的新进研究人员，正违背了前此的约定，如费孝通就与凌纯声的科目重复，韩儒林之治学范围则恰如向达。傅斯年之争，显然是要对自己所里的成员有所交代。傅斯年之“争”，也并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行动。不过，经此一“争”，朱、陶推动中研院“进军西北”的雄图，应该就此烟消云散矣。
必须承认，在“中研院”这个学术社群的发展道路上，往哪个方向上走，朝什么样的学术领域迈进，有时并不完全仰仗学术自身的逻辑而运作。即如彼时研究院想要“进军西北”的动力，日后“三*义”也得成为一个学术课题/领域，并可在研究院（与各大学）安寨扎营，成立研究所，显然都并不是学术社群自身酝酿出来的；政府和院方的“最高当局”，才是带领“开拓”学术道路的火车头。
那么，远离战争岁月之后，学术社群还必须扮演同现实需要相呼应的角色吗？当代“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结合景象，对这个问题已然做出了解答。因此，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看，傅斯年与陶孟和的争执，更终究只是场“茶杯风暴”而已。在“中研院”里，各式学术建制的“存在理由”，各有讲不完的故事。面对着“中研院”未来学术建制的兴废工程，述说这些故事，应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灵感吧。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1）
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
1958年4月10日早上9点，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结束之后，旋即召开了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突然之间，冠盖云集，蒋介石“总统”与陈诚“副总统”都来到了院士会议现场。于是，胡适以院长身份宣布院士会议召开之后，便邀请蒋介石讲话；接下来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宾致词。等到他们都讲完话，又轮回胡适致词。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胡适居然会和蒋介石“抬杠”，把蒋对研究院的“期望”，结结实实地反驳了一通。胡适的这番话“火力十足”，让人印象深刻，当时身在现场的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还只是民族学研究所的青年同仁，事隔将近半世纪，对这件事还是津津乐道：
对我来说，胡院长任内，从1958年4月10日他就任开始，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蔡元培馆开会时倒下去过世，在三年几个月间，有两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对“中央研究院”，对我个人来说，都是很难忘的，那就是1958年4月10日，胡院长就职典礼上发生的一件事……这一次典礼“蒋老总统”特别来主持，开会地点在蔡元培纪念馆。胡院长是“蒋老总统”费了一番精神邀请来担任院长的，因此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见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
历史学家吕实强教授，那时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当天也“恭逢盛会”，只是，他的回忆，却不太一样：
（胡适院长的）就职典礼在新落成的史语所考古馆举行，若干政要与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都来参加，蒋中正“总统”与陈诚“副总统”亦均亲临。在“蒋总统”的致词中有一段说：“我对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学问，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过只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愿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先生致答词的时候则表示：“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总统”听到胡院长这一段话，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来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陈诚，赶快拉他坐下，这样“总统”方在典礼结束时告辞离开。（见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 第213页）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2）
李亦园与吕实强两位教授，都从1955年就入院服务，套用台湾军队的术语，两人算是“同梯的”，自然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半世纪风雨的见证者。可惜的是，两位前辈教授的回忆，和本来的历史场景，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依据文字记录，胡适就任研究院院长与第三次研究院院士会议的地点，正如吕教授的回忆，都是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馆楼上；不过，蒋介石出席的是院士会议而非胡适的院长就职典礼，吕教授的回忆，也非尽为正确（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59、2661页）。至于蒋介石和胡适抬杠交锋的重点，与“五四运动”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蒋介石当天的谈话，官方的记录并不完整（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词》，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卷），推测言之，他应该没有事先准备讲稿。胡适的响应，基本内容则可见诸《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还好，当时《联合报》、《中央日报》等报纸记录犹在，综合归纳起来，犹可知其双方交锋的大概。
就蒋介石一方言，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所以就应该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任务。而且，在他看来：
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
蒋介石又推崇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因为：
今日大陆上“*”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他还说：
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必须此基础巩固，然后科学才能发挥其最好效能，*才能真正成功，而独立自由之现代国家亦才能确实建立起来。（《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参考同日《中央日报》）
“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建制，胡适身为院长，自然对研究院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做出许多思考。然而，这样的方向和任务，应该以学术自身的逻辑与需要为依据。蒋介石的讲话却要求以“复兴民族文化”作为研究院的任务，还指定学术研究必须得配合“*抗俄”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当然非驳不可。
不过，胡适的回应，固然针锋相对，却又曲折委婉。蒋介石希望“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胡适则说：
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蒋介石）“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第二章 “中央研究院”的任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