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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2）
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第3—4页）
陶孟和将身材肥胖堪称“重量级学者”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相当传神；他把史语所这群青年学人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则更若众口铄金之论，在学界传颂不已。像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就回忆曰，系里的资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大师劳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第18页）
这样看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秀，确实“监督甚严”，他的作风，往往也让这批青年俊彦心生惧畏，“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监督”，会严厉到连他们的读书范围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吗？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钱穆所说的这位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专治明史”，又被“拔尖”进入史语所的“某生”，应该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进入北大，与日后史坛名家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以及王毓铨等人是同班同学，他与邓、张及傅三位，更被称为北大的“四大傲人”（见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正可揣想其青春风采。王、邓、张、傅四位会被冠以这样的“雅号”，其来有自，盖风华正茂的他们，还没戴上学士方帽之前，都已经各在学术上交出可观的成绩单。
以王崇武来说，就读北大期间，他就已经在顾颉刚创办的《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专业论文。像王崇武对于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四十年之后，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检讨评述这一课题的研究，就特别介绍了他的多篇论著（见徐泓：《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第396—397页）。可以想见，还只是大学生的王崇武，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过，王崇武在1936年毕业之后，却先担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员，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语所的队伍。
王崇武进入史语所之后未几，就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从此随之转徙漂泊西南天地之间。面对战乱变局，王崇武“胸怀抑郁，无可发泄，只有靠读书来排遣”（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埋首史籍，耕耘不辍。因此，顾颉刚在1940年代末期点评中国史学研究的业绩，指称在明史研究领域里，王崇武和吴晗的“贡献为最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3页），正展现王崇武的学术业绩，已然深受学界肯定。
仔细检讨王崇武这一时期的论著，对于明清易代之际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为困难，“欲纂修南明清初历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选择，互相印证不可”（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页）。那么，王崇武向这个领域“进军”，如未广涉清代史书文献，恐怕难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证《敬修堂钓业》一书的作者是明代遗民查继佐，搜索史料，罗掘俱穷，考证细腻，令人叹为观止。像为了证明查继佐的父亲名唤大宗，母亲姓沈，他引证了黄石斋（黄道周）的《沈尔翰传》等资料，还特别注明曰，这篇《沈尔翰传》的来源“据沈氏《年谱》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黄《集》无此传”（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第596页）。显然，王崇武引征黄道周《沈尔翰传》的时候，必然查核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刻印的黄氏《文集》，却毫无所得，只好从沈尔翰的《年谱》转引。举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仅广阅史籍，甚且读书精细，校核史料，绝无轻忽。傅斯年尝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8页）
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场合窥涉元清两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细密”“确切”的态度来追索访求史料，并进一步地开展考证工作，探索史事，业绩确实牢靠，对他“整理史料”的高强本领，傅斯年应当只会颔首称誉才是。否则，傅斯年如果真要“令出必行”，看到王崇武的这篇文章居然引征清代史籍，违反他的清规戒律，那么它也不可能登诸《史语所集刊》了。
就别的例证来说，史语所里的青年学者，要读些什么书，应该都是自己决定的。像是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专业领域的周一良，比王崇武稍早进入史语所，当他入所之后，固然以魏晋六朝诸“正史”作为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亦复涉读批览在此范围之外的《金石萃编》、《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或史著；至如清代学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考证成果，也是他阅读“正史”必同时检阅参照的著述。在1945年才进入史语所的严耕望，则以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人文地理两大范畴为研究主题，唐朝历史也是他主要投注心力的研究领域。但是，为了要对治唐史有所帮助，严耕望自称还是“把《宋史》自头至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看了一遍”。（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15页）
这样说来，即令傅斯年对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者确实“监督甚严”，就平素往来应对的生活面向而言，这批青年或许也确实是害怕惧畏傅斯年这头“胖猫”的“小耗子”。只是，在知识探索的天地里，如果傅斯年真想要发号施令，决定他们在史料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的工作方向和范围，恐怕必有力不从心之叹。对学术权威唯唯诺诺的人，不会在知识生产的天地里，创生出任何实质的成果。王崇武的学术业绩，证明了他绝对不是容许“胖猫”颐指气使的“小耗子”。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1）
一
顾颉刚放下了笔，看着摊在自己面前厚厚一沓的稿纸，最后一张纸上的墨迹还没全干，他不敢照顺序把它放在最下面。他有股想再写下去的冲动，实在很想继续提笔，在一旁的妻子殷履安却已然笑着说：你这篇文字不成为序文了！一篇《古史辨》的《自序》，如何海阔天空，说得这样地远？
顾颉刚想想也笑了。《古史辨》第一册早在1925年9月就已付印，“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就只差作为编者自己的一篇序言。为了让书早日出版，从1926年1月12日起，他开始动手写这篇《自序》，前后三个月，不知增补修改了多少次，洋洋洒洒，近七万字，堪称平生所写篇幅最长的文章。述说所及，不仅是“古史辨”运动的来龙去脉，连自己的童年往事都坦白地说了出来，连自己青年时分怎么热心于社会党的党务也写了进去，实在和《古史辨》扯不上关系。不过，想想自己平常读书的时候，也最爱看作者带有传记性色彩的序、跋，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当然得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告诉读这部书的读者才是。只是，顾颉刚反省了一下，觉得近来这种下笔不能自休的“毛病”，还是得改改才好，终于还是抑制住想再写下去的冲动。
他站起身来，看看四周的藏书，却又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空闲，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书呢！又想到最近老是领不到薪水，想再买些书，想同去年调查妙峰山庙会一样，再到山海关探寻孟姜女的遗迹都不太可能，心里更不好受了。又想起前些时候，鲁迅他们跑到国务院索薪，还闹了个乱子，心里越发难过。
经济困窘如此，偏偏军阀混战，似无止时，北京竟为战场，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每天飞机一来的时候，大家只觉得死神就在自己头上，老是盘旋不去。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已经给飞机、炸弹骚扰得几无安宁，从天而降的炮弹，落点离自己住处最近者，竟不到百步之遥（《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3日），惊恐之余，连移动水缸盖和开阖门户的声音，也变成了弹声、炮声的幻觉。生活不安定如此，如何是好？
虽然，就在这样危险、紧张与困穷兼而有之的气氛里，相关的活动都停止了，更没有人来催稿子，顾颉刚居然得到难得的空闲，可以从容不迫地为《古史辨》第一册写这篇《自序》。现在既已写毕，看来《古史辨》确实可以出书了。只是，转念一想，书出来了，会不会累得靠大伙儿的基金才成立得起来的朴社亏了本？越想越多，顾颉刚开始有些烦闷了。
二
1925年4月30日早上6点，顾颉刚便起床了，为的是准备调查参观北京城西北八十里远的妙峰山庙会的活动情况。8点1刻，约定同行的容肇祖、容庚、孙伏园还有庄严都来了，一行人遂一齐出发。事隔多年，容肇祖回忆起这趟旅程，依复记忆如新。容肇祖说，参加这趟调查活动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偏偏就数顾颉刚最是游兴勃勃，走得比谁都快。在进香的队伍里，他忽焉在前，忽而在后，忙个不停。他一下子抄录沿途的进香碑记全文，一下子又同进香者谈话、照相，进香者沿途叩拜的情态，顾颉刚也不愿轻易放过，为的只是详细记录民间风俗信仰（容肇祖：《回忆顾颉刚先生》，第21页）。顾颉刚说自己“素甚害羞”的人，这回会如此活跃，“敢冒众人之疑诧，则由于数年中渴望之逼迫也”。当然，顾颉刚也付出了“左足曲筋”的“代价”，夜里休息的时候，不论用了多少“烧酒”擦脚，始终都好不了。5月2日是调查活动的最后一天，脚疼未愈，“步履极艰难”的顾颉刚，只好坐轿子继续这趟活动了。
第五章 顾颉刚离开北京（2）
顾颉刚一直对这样的调查活动充满兴致的，他说：
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做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这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然而因为智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
顾颉刚终于获得了“到民间去”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他自然全力以赴。特别是调查同仁之一的孙伏园正担任《京报》副刊主笔，这次调查的材料结果，不愁没有发表的园地，顾颉刚更觉得兴奋起来了。只是，转念一想，发表这些调查资料，会不会引起非议：《京报》提倡起迷信来了！顾颉刚又突然感觉有些沮丧。
想要“到民间去”，竟陷于这样的精神困境，是顾颉刚始料未及的。然而，更让他难过的是知识人的经济困境。这趟妙峰山之旅，调查的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已不禁令他叹息不已：“堂堂的*，为什么在学术方面的供应竟缺乏到这样呢？”不要痴想国家政府会支持这样的调查活动，顾颉刚自己的生计，都大有问题了。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顾颉刚，基本上得仰赖薪水过日子。可是，财政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