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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委托的相关检测机构是否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基因数据库不得而知，该数据库是否覆盖了美国转基因育种公司的全部基因数据信息亦不得而知，美国方面是否期望并允许中国农业部具备这样的检测能力亦不得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拍着胸脯去为美国公司打保票，需要极大的勇气，完全值得在人类历史记录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很凑巧，2010年10月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就60多年前美国政府出于研究目的故意让数百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性病表示道歉。
希拉里和西贝利厄斯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当时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这些性病试验“显然是不道德的”，她们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研究能够在公共卫生的掩护下得以进行感到愤怒”。
声明说：“我们对于发生这种事深表遗憾，我们向所有受这种令人厌恶的研究行为影响的个人道歉。”
这个道歉的背景是，美国政府于1946年到1948年之间在危地马拉进行的这项医学试验中，美国医疗人员在受害者不知情或者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数百名当地人感染上淋病和梅毒。据披露的相关文件显示，受害者中甚至包括医院里的精神病患者。此外，作为该项研究的一部分，许多感染者还被鼓励将性病传染给其他人。感染性病的受害者中大约有1/3的人一直未得到足够的治疗。
我们无法预测，美国政府会不会在若干年或几十年后发表一个声明，该声明就“利用先玉335在中国进行转基因食品人体试验”表示遗憾！当然，最大的遗憾是，中国人当时不认识这种转基因成分！而中国的某些专家以及某些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媒体明星，曾经拍着胸脯竭力向中国公众证明先玉335绝对不是转基因！
本章小结
我们必须知道，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或动物的食用安全尚未得到证明，国际上更无一致意见。
美国政府长期支持转基因技术，转基因技术被孟山都等大公司高度垄断。
孟山都等生物科技公司巨头信誓旦旦地要用转基因种子造福全人类，但是遭到许多国家的高度怀疑。
转基因种子改变了粮食安全的内涵，有可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
对转基因种子带来的生态和安全威胁，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完全掌握对转基因粮食的基因检测技术，确保所有基因成分都为已知且被我国掌握之前，任何外来的转基因粮食都属于危险品。
转基因粮食涉及亿万人口的健康与国家安全，一旦出事，谁来承担责任？谁能承担责任？
免疫学简史
早在公元11世纪，我国医学家就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明了人痘苗，即用人工轻度感染的方法预防天花。在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人痘苗已在我国广泛应用；至17世纪，人痘苗接种预防天花的方法引起邻国的注意，先后传入俄国、朝鲜、日本、土耳其、英国等地，进而使人痘苗预防天花的方法得以推广和验证。此即经验免疫学时期。
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经典免疫学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免疫功能的认识由人体现象的观察进入了科学实验时期。在此期间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
牛痘苗的发明
牛痘苗的发明是继人痘苗之后免疫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由英国医生Jenner通过长期研究得到的科学成果。该疫苗给人体接种后，只引起局部反应，并不造成严重损害，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该疫苗可在实验室大量生产，很快代替了人痘苗，被医学界所接受。
减毒活疫苗的发明
19世纪末，随着微生物学的发展，法国免疫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细菌学家郭霍利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方法获得了减毒菌苗，并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巴斯德以高温培养法制造了炭疽疫苗，用狂犬病毒在兔体内经连续传代制造了狂犬病疫苗。这些减毒疫苗的发明不但为实验免疫学打下了基础，也为疫苗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
抗体的发现
1890年德国学者贝苓和日本学者北里用白喉外毒素免疫动物时发现，在被免疫的动物血清中有一种能中和外毒素的物质，称为抗毒素。同年，贝苓又与北里将白喉抗毒素正式用于白喉的治疗，开创了人工被动免疫疗法之先河。为此，贝苓于1901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后来，人们相继发现了凝集素、沉淀素等能与细菌或细胞特异性反应的物质，统称为抗体，而将能引起抗体产生的物质称为抗原，从而确立了抗原和抗体的概念。
其他成果
其他成果还包括补体的发现、血清学方法的建立、免疫化学的研究、抗体生成理论的提出等。
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为近代免疫学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时期，为现代免疫学时期。而疫苗是免疫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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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疫苗制造过程与风险（1）
疫苗人人都打过，但是其制造过程却少有人知，这里略作介绍，举一反三。
甲流疫苗的生产过程（详见http：//。）
1。获取病毒培养基
大批量地生产疫苗需要大量的病毒，首先需要对病毒（一般称为毒株）进行扩增。目前，国际通用的做法是利用鸡胚对病毒进行繁殖。鸡胚就是经过受精的鸡蛋。但这些鸡蛋是有特殊要求的，必须由那些身体健康、没有被注射过疫苗、没有使用过抗生素且年龄在28周至35周之间的母鸡生出来。
这些母鸡吃的是纯天然饲料，在给疫苗厂供蛋期间还有保密配方的饲料伺候，喝的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干净水。由于不能注射任何疫苗，这些“鸡妈妈”的抵抗力极低，它们必须睡特别干净全封闭的鸡舍。2009年，这些按要求必须是瓷白色的“金蛋”价格接近2元人民币1个，而市场上1斤鸡蛋不过元左右。
这种原产于美国的海兰白鸡蛋正是甲流疫苗的关键原材料之一。这些母鸡每天的任务就是和公鸡在一起制造“受过精”的鸡蛋。这些鸡蛋会被放进一个温度适宜的恒温恒湿箱里。到了第5天，会有养鸡场的专业人员在灯光下透视——这是第一关，专业的术语叫“照检”，只有通过照检的鸡蛋才会被特殊的运输车从养鸡场送到疫苗生产工厂，不过不能超过10天。按照规定，制作甲流疫苗的蛋必须在第9到11天里接受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甲流毒株。
2。培养并繁殖病毒
这些蛋到了疫苗工厂后还要经历第二关：又一次严格的照检。通过检验的鸡蛋按照个头大小被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36个一组被分别放置在6×6的特制托盘上，在几个小时后用针孔一样粗细的探头刺入并植入毒株，此后两三天内，病毒就会在鸡蛋里快速繁殖。
一般来讲，用针孔注入毒株的蛋将在第3天成为一个可以提取病毒液的蛋——生成鸡胚，事实上受精的鸡蛋其实就是要给病毒提供一个营养丰富的生长环境，小鸡生长的羊水就是甲流病毒繁殖的地方。
接着，工作人员要准时将蛋壳中的羊水提取出来，里面就是病毒收获液。如果火候过了，到了第16天，那就再也生不成鸡胚了，而是成了人们平时吃的毛鸡蛋。
在提取病毒收获液的时候，同样是机器动手“削壳”——用一种刀片削去鸡蛋的顶部，根据鸡蛋的大小来调整手指粗的针管的高低，让这些机器针管尽量探到鸡蛋底部将小鸡的“羊水”（更专业的名字叫“尿囊液”）全部抽取出来，就是甲流病毒和带有病毒抗体的病毒液。
3。高温杀死病毒
之后蛋中的小鸡和蛋壳就完成了全部使命。它们将被装入一种特制的3立方米的“大锅”中，在121度高温高压中“烹饪”15分钟。等到它们再出来时，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病毒的“鸡蛋羹”，甲流病毒在120多度的高温下被全部杀死。由于怕这些“鸡蛋羹”被非法之徒当做食品流入市场，因此会由相关的签约合作企业将其运走，制成饲料。
而那些病毒液被提取出来之后，再加入灭活剂，将病原杀死，使病毒失去感染能力，但仍保留病毒的抗原性。再经过纯化、裂解等一系列过程，疫苗就基本形成了。从将病毒注射入鸡胚，到生产出疫苗，大约需要45天时间。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甲流疫苗的瓶颈来自鸡蛋。能否提供合格鸡胚的蛋比较刚性，有供蛋周期的限制。 。。
你不知道的疫苗制造过程与风险（2）
收获的病毒需要灭活和纯化，最终就得到了高纯度的疫苗原液。疫苗原液经过配比，加入适量的缓冲液后进入到分包装车间，就成了疫苗成品。
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过程
第一种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匹兹堡大学的约纳斯·沙克在1952年研发完成的，这种疫苗被称为“去活化脊髓灰质炎疫苗（IPV）”，又称“沙克疫苗”，是利用3种血清型的致病性病毒株研发的。这些病毒首先培养于一种称为绿猴肾细胞的猴子肾脏组织中，之后再以甲醛溶液处理使其失去活性。
口服沙宾疫苗中所含的减毒性病毒有可能再度转变，成为带有致病性的病毒。因此而生的病毒被称为“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VDPV）”，产生症状与一般外源性的脊髓灰质炎无法区分。
1960年，一些用来制备疫苗的恒河猴肾脏细胞中发现了SV40病毒。这种病毒也是因此而发现的，是一种存在于自然界，可感染猴子，也可使啮齿类动物生出肿瘤的病毒。
SV40存在于一些使用于1954~1962年间的IPV库存中。根据估计，可能有1000万~3000万名美国人接受了含有SV40的疫苗。而后来的分析也显示，苏联、日本、中国和部分非洲地区，也曾使用含有SV40的疫苗。
SV40病毒是否与人类癌症有关，目前尚无一致结论。
疫苗及其他生物技术对人类的三重风险
一般而言，人类在使用科学技术的时候会遇到三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是技术上的风险。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疫苗可能被毒株培养基中的其他病毒所污染。人类所认识的病毒，只占病毒总数的极小一部分，毒株培养基中很可能含有我们不知道的病毒，这样的案例曾经发生过。
其次，在生产过程中，应该被杀死的病毒可能没有被杀死，从而带来感染的危险，这种案例也曾经发生过。
最后，某些疫苗对某些人群存在严重的毒副作用，这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认识水平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生物技术是新兴技术，许多问题还处在认识深化的过程中。比如：药物的毒副作用，需要足够大的试验样本才能充分暴露；进食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长期影响，需要长期（两代人以上）观察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袁隆平院士语）；在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存在的SV40病毒，就是在已经被大量使用以后才被发现的。这类风险，可能对人们带来伤害。这样的风险和伤害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必要代价。但是，这样的风险应该设法控制，对新兴技术，先小范围试点，确认安全或掌握了风险控制手段以后再做推广就是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
第二重风险，是偶然的事故性的风险。比如，医学研究机构储存的病毒，由于自然灾害（水灾、地震等）的破坏而被释放，造成人员感染。这种风险，同样不能绝对避免，所以需要采取格外的安全措施。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化学武器运输危险性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上，国防部的官员们否认了可能出现火车碰撞、铁路道口事故或破坏的可能性。就在做出这种否认后不久，一辆载有催泪弹和弹药的火车在内华达州发生了爆炸。（珍妮·吉耶曼著，周子平译：《生物武器——从国家赞助的研制计划到当代生物恐怖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1版。）
第三重风险，是生物技术被人为地用做武器来使用。这类风险就是有人恶意使用技术成果，比如，故意把致病病毒扩散到人类社会。比较典型的有生化战争和生化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的威力此处不赘述，但若干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源进行研究则是不争的事实。美伊战争时人们最担心的恐怖袭击是生物武器炭疽菌，而伊拉克正是从美国购买这种病菌的。
此外，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逻辑（先创造然后再实验研究）导致自然、人体和社会成为生物技术风险的试验场。这在本质上应该属于第一重风险，如果技术领先者蓄意在技术落后人群中进行这样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