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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他就是南加部长了，对吧？”欧洲人说道，大家哄笑了起来。
“还能是谁呢？”另一个人补充道。
不用说，我马上就对成立平民大会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别的不说，正当我想同南加较量时，这恰好给我增添了一个手段。不过，我现在还不急于向马克斯和他的朋友暴露这一想法，让他们以为我是个容易受影响的人。
“先生们，女士们——我深思熟虑后才把先生们放在前头的，因为这里是非洲——①非常感激你们如此迅速地接纳我。我想使你们放心，你们的信任是不会落空的。不过我不想成为鸽群里的那只猫，所以我必须指出，一个自称为‘平民大会’的政党，仅仅由一些专业人士组成，我觉得有些奇怪……”
立刻，许多声音打断了我的话。但大家都让马克斯先讲。
“这样说并不准确，奥迪里。你在这儿见到的不过是些领头者，这还是创建阶段。一旦准备好了，我们要吸收工人、农民、铁匠、木匠……”
“当然，还有失业者，”那位年轻女士以一种自信的口吻补充道；这种口吻是又漂亮又有头脑的女人常有的。这种女人让我有点胆怯。“我想把我的朋友带到一个纯粹的历史观点里去说。历史上的伟大革命运动都是由知识分子、而不是由普通百姓发动的。卡尔？马克思就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他甚至不是俄国人。”
工会会员拍着手高喊“说得好，说得好”，对她的话极为赞赏。其余的人也都发出不同的声音表示欣赏。
“噢，噢，”我想了想，放弃了原来想提出的如何筹措资金的问题。
“我们不会赢得下次选举，”马克思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多少朝气勃勃的政党声称要获得惊天动地的胜利，而后却都无声枯萎了。“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马克斯说，“哪怕是些小事，然后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我不能说什么时候来，怎样来，但它终究会来的。我们不可能让这种停滞和腐化的现象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散会后，我们回去睡觉时，他便进屋取出七年前他为一首著名非洲舞曲填写的一首词。那是他在独立之后不久，在那充满希望、令人陶醉的年月里写下的。
我在写下这些文字时，这篇“献给地球母亲”的诗就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把它全部抄写出来给你看。但是这些印刷出来的文字却没法表达，当马克斯踏着非洲舞的节奏吟唱着它的时候，我那悲怆的感受。它真实地唤醒了七年前的情绪高涨和满怀希望，这七年现在看来却好像有七代那样遥远了！
经过多少个世纪的徘徊——我终将回到她的身边。
我要把礼物放在我可爱的母亲的脚下：
我要为她重建家园——被他们劫掠一空的神圣土地，
我要用黑色的木、青色的铜、红色的土，把她打扮得更加美丽。
我把最后一行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怜的黑母亲！她等了多么久哟，等她不懂事的孩子长大成人，来慰藉她，来报答她，来洗雪她遭到的多年的耻辱和蔑视。然而，她寄予了莫大希望的儿子，最后却长成了南加部长。
“可怜的黑母亲！”我大声喊叫。
“你知道吗，它是我父亲最喜爱的一首诗，他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让白人离开。”
“也许他是对的，”我说。
“噢，不。问题是国家独立没给他个人带来什么好处。做他这一行当，白人走了以后也没留下什么空缺能让他提升上去。在整个教区，只有一个主教，可主教已经是个非洲人了。”
“你这样说那个老人，不太好吧，”我笑着说。
“你知道，奥迪里，”他停了好久，突然又开口道，“我不相信天意，也不相信诸如此类的迷信，但你恰好此时来到，这真是我们的运气。你看，我们正打算立即向每个地区派出精悍的组织干事，有了你，我们就不再为东南区发愁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马克斯。”我说。
人民公仆 第九章（1）
马克斯和他的未婚妻尤妮斯要我在博里过圣诞节，可我谢绝了他们的挽留，于十二月二十三号回到了阿那塔。下车的地方是一个叫做瓦亚的小路摊市场，这个市场是应语言学校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乔赛亚的小酒馆看上去像是出了什么事。市场上的人纷纷向那里涌去。我看见，一位老太太把手举在头顶上，朝着乔赛亚的小店使劲地挥动——这是至为不吉利的。
“老师，”一位老乡认出了我，一边喊，一边朝我伸出手。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你已经回来了？我帮你拎箱子。但愿你全家平安。”
握过手后，我告诉他，我离家时，全家都很好。接着我问他，那铺子里出了什么事。
“除了乔赛亚，还会是谁，”他说着，举起我的手提箱，顶在脑袋上。“我说过嘛，那个白人的钱会带来什么，你等着瞧吧。你认识阿佐格吗？”
“那个瞎乞丐？”
“对，就是那个要饭的瞎子。乔赛亚对不幸的阿佐格一点也不同情，以买卖之名鸡鸣狗盗还嫌不够，还要打阿佐格那根拐杖的主意。”说到这几，他侧过身去向另一位老乡打招呼，他们一同对着那桩不光彩的勾当摇摇头。
“我不明白，”我们重新聊起来时，我说。
“乔赛亚把阿佐格叫到铺子里，给他饭吃，又给他许多酒喝。阿佐格以为遇上了一位好心人，于是放开了肚子，又吃又喝。正在他吃喝时，乔赛亚拿走了他的拐杖——你可听说过这种缺德事吗？——然后在原来的地方放上一根与旧手杖差不多的新手杖，以为阿佐格不会知道。你说，一个瞎子不知道自己的拐杖是哪根，他还知道什么呢？因此，阿佐格起身要走，去摸拐杖时，发现原来的地方放着的是一根陌生的东西，便喊了起来……”
“我还是不明白。乔赛亚拿他的拐杖做什么？”
“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他当然是为了做巫药，为了生意兴隆。”
“太过分了，”我说，其实我还是没弄明白，但也不想弄明白。
“我早说过，钱能给人幸福，也能给人痛苦。”
乔赛亚把自己掩藏在铺子里，他从那儿肯定能够听见外面的群众对他和他铺子的猛烈的咒骂声。瞎子阿佐格，仍然站在那儿，一遍又一遍诉说他的遭遇。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论，我逐一凑过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这个畜生从我们身上赚了钱嫌不够，还要做出一种巫药，把我们都变成瞎子，好去买他的货，”一位老太太说，“去弄瞎他老爹老娘吧，可别弄瞎我。”她右手在头顶上划着圈，把魔鬼通通驱赶到商店里。
“有人的肚子像个地球。你看他吃饱了，可实际上还能装下一头牛。老天，别叫他们太贪心了，”我认识的一个棕榈酒贩子喊道。不过，威胁性最大的话是从一位中年人蒂莫西嘴里说出来的；他是个木匠，也是某个宗派的基督徒。
“乔赛亚偷鸡摸狗的事做得太多了，多得东西的主人不可能注意不到，”他说了一遍又一遍。“谁要是再看见我迈进这个铺子，就把我的双腿砍断。乔赛亚太过分了，上得山多终遇虎啊！”
“上得山多终遇虎”，事后我一再咀嚼这句警言。这是我们人民嘴里所能发出的最大抗议了。这不只是一个人敛财自肥的问题。一些人可以闷声发大财而无人知晓，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东西的主人已经发现了，而“东西的主人”，我省悟到，就是指全体人民的意愿。
一个星期之后，乔赛亚就失去一切了；男人、女人甚至小孩，都不再走近他的店。普通过路人以及短暂停留的长途汽车乘客也被警告别走近他的门。不到一个月，小酒馆就永远关门了，乔赛亚也不见了——暂时离开了。
还是回头去说从博里回来的那一天吧：当天晚上，我从自行车修理行租了一辆自行车，去看望南加夫人。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博里去？”我问道，“那所房子没有你和孩子们可太冷清了。”
“别跟我提博里，我的兄弟。我想在这儿休息一下……艾迪的爸爸说，让我下月底在他去美国之前再回去，可我不知……”
“我还以为你会和他一道去？”
“我？”她笑了。
“是啊。为什么不可以？”
“我的兄弟，站着的人还捞不到，怎么轮得上跪着的呢？你可听说过ABC都认不得的女人能到美国去？”
人民公仆 第九章（2）
好了，我想，该入正题了；我正要开口，南加夫人竟替我引出了话题。
“艾迪娜要是进门了，她就会到那些地方去，”她说，“我太老了，不中用了。”
“艾迪娜是谁？”
“你不认识艾迪娜，我们的新夫人？”
“噢，那位姑娘。她怎么行，她懂的事还及不上你的一半。”
“我考上了中学，”她哀怨地说，“可艾迪的爸爸和他家的人非要我嫁给他不可；随后，我的父母也参加了游说；他们说，一个姑娘家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愚蠢地答应了。那时我太年轻，没有力量拒绝。艾迪娜正在掉进同样的陷阱。你想想看，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姑娘，连至少教一年书的经验都没有，她没有机会看看周遭，理解世情。可这同我又有什么关系？让她来分享南加部长的财富吧，越快越好，趁它还没有被挥霍光。”她凄苦地笑笑。
“她的家在哪儿？我一定去找她谈谈——明天早上就去。”
“你愿去就去，”南加夫人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说道，“可别对外人说是我让你去的。日子如果不能越过越好，至少也不要比现在更坏。”
我迷了好几次路，最后才找到奥多家的红土茅草房。奥多正坐在堂屋里搓绳子。我们握了握手，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背向房门。他手里干着活，连说了几声“欢迎”。
“真抱歉，我没有柯拉果①来招待你了，”他表示歉意后，重新系了一下刚才没有拉紧的绳结。“今天早上才吃光的。自从这屋子的女人住了医院，就没人照管家务了。”他叹道。
“但愿她很快就会平安出院。”
“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我问起了艾迪娜。
“她正在做饭，准备送到医院去，”他冷冷地回答。
“我的朋友南加部长让我替他传个信。”
“你是我女婿的朋友？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从博里来的啰？”
“正是。我昨天才回来。”
“真的？你走时他好吗？”
“他很好。”
由于我占据着有利的位置，艾迪娜一进屋，我就看见了。我猜想，她一定在手掌里倒了一点水，拍洗了一下脸；她向我们走来时，正拉起缠腰布的一角擦脸。她一出现在堂屋里，我的自制力一下子离我远去了。我应该像个男人——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那样，端坐在那里，但我没有，我立马站了起来，跟那些有女性恐惧症的英国人似的。她微微皱起眉头，竭力回忆我这个人。
“我是语言学校的老师，”我自我介绍，声音有点沙哑，“南加部长演说的那一天我们见过……”
“噢，想起来了，我们见过，”她快活地笑着说，“您是萨马鲁先生。”
“一点不错，”我畅快极了，飘飘然地说，“你不但美丽，还有那么好的记性。”我用英语说，这样她爸爸就听不懂了。
“谢谢。”
也许因为她的衣着和她正在操持的家务，也许不过因为自十月以来她又长大了一点，不管什么原因，她现在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女郎，再也不像一个等着被送回女校的女学生了。
“请坐，老师。”她父亲说，我看出他有点不耐烦。接着他转向女儿，说我从博里带来了一个口信。她圆圆的大眼睛盯向我。
“其实没什么大事，”我发窘了，“南加部长说我应该回来向你问个好，并问问你妈妈的情况。”
“你可以告诉他，她还在住院，”艾迪娜的父亲厌烦地说，‘告诉他，她吃药花了许多钱，她今年既没栽巴拉塔树，也没种木薯。”
艾迪娜用英语说，她必须赶在一点之前把饭做好，给妈妈送去，不然护士就不让她进去了。她淡淡地笑笑，转身就走，我第一次有机会注意到，她的背部也像她的前面一样完美无缺——真是万里挑一的人才。我注视着她迈出的每一步，直到她转进屋不见。
于是，我只好同她贪得无厌的父亲单独坐在一起了，我们几乎没再说什么话。我就那么坐着，坐着，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该起身走吗？那可是再蠢不过了。我忽然产生一个美妙的想法。为什么不提出让她搭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