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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帝为什么产生于唐代？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女主专政”，如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宋仁宗的母亲刘太后、清同治帝的母亲慈禧太后，但真正跨出历史性一步的只有武则天一人。
武则天祖籍山西，但从小在四川长大。这使她的性格中兼具了山西人的远见和慎密、四川人的多情和果断。和她的另外一个老乡杨贵妃相比，武则天得宠而不骄、得意而不忘型、位高而不奢靡、权重而不结党。此外，她在登上皇位之前已进宫53年、为后35年、参政30年，实际掌控朝政7年。她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宫廷斗争经验和政治资源，而且拥有了相当的从政经验和人脉资源，这些都是其他“女主”无法望其项背的。
除了武则天的个人原因外，唐朝社会的开放心态和大度气象也是武则天登上帝位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唐朝社会中充满着鲜卑和汉人、关陇和关东、南方和北方的双重血液和气质，这使得唐帝国在许多方面能够引领风气之先。唐朝的“胡俗”和“胡食”、唐朝的衣妆和舞美等许多方面都体现了一种雍容大度和开放兼容。
“盛唐气象”最具体的体现莫过于唐朝灿烂的文化。唐诗独步天下，不但为唐朝所独创，且后世至今仍无法超越；书法虽源于魏晋，但在唐朝却达到了鼎盛；绘画在唐朝承前启后，它不但继承了魏晋画法，而且启迪了后来的宋元山水。
唐代灿烂的文化源自唐代人才辈出。而唐代人才之所以灿若星河和当时的制度和风尚有关。
从唐开始，科举制度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它不但成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条途径，最重要的是打破了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科举取士使唐朝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局面，人人激情汹涌、人人自由奔放，整个社会的竞争格局和自由空气由此引发。尽管后来科举取士由于日益教条僵化而失去了唐代时的活力，但它仍然持续了一千多年。它说明由隋唐原创的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甚远。
此外，贞观年间的“*”空气格外浓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当时人们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
唐太宗主政后，经常与臣下讨论治国之道，以史为镜；亲君子，远小人，求贤纳谏；重农恤民、知人善任，其虚心好学、与民同乐的平等思想为历代帝王所罕见，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初的社会风气并使唐朝在短时间内发现和聚集了一大批人才。
唐代还有一件事对后世影响深远。这就是人所共知的玄奘西行。
中国历史上曾有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
第一次发生在西汉盛世。远行的方向中国西北方向，代表人物为张骞。张骞出使西域，使西汉帝国和西域加强了联络、加深了了解。
第三次发生在明朝朱棣时期。远行的方向是中国西南方向。明成祖及后来的仁、宣两帝共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加深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
第二次远行即发生在唐朝贞观年间。远行的方向是中国的西方。主要的目的是西行取经——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实地学习、考察和研究。
没有人能够否认，佛教的传入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乃至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现代一些中国人的许多思维习惯、处世方法甚至常用语言都还留有明显的佛教痕迹。玄奘取经虽然不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但玄奘之后，中国佛教真正从古代印度佛教那里“取回了真经”，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汉地佛教时代”。当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消亡以后，汉地佛教却更加兴盛发展，延续至今已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盛唐气象（12）
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经只是中国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经。距这次取经一千六百多年后，中国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从“西方”迎来了共产主义学说。如今共产主义学说在它的发源地德国和最早的实践地俄国已销声匿迹，但中国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并将它列为自己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经。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无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也并不是十分明显。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远行只是为了探究信仰和学习知识，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正因为这个原因，玄奘西行取经还激发了国人一向贫乏的幻想能力，并在历代传说的基础上最终诞生了伟大的古典小说《西游记》。
和另外两次远行相比，玄奘取经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如果说张骞出使西域和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的话，玄奘取经则完全是个人行为。唐朝皇帝对玄奘取经虽有资助，但取经的主体是玄奘个人。由于行为性质和主体的不同，两者的内在动力也截然不同。个体行为可以自由地从个人的兴趣和求知欲出发，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突破；而国家行为则可能受制于固有的条条框框。
从现代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人行事的常规，并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性。
这三次远行分别发生在汉、唐、明三个汉族政权的盛世时期，为各自时代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同样是远行，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有天壤之别。
张骞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途中两次被匈奴截获。虽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详细掌控了西域地区的国家分布、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特征、人情风俗等情况，为汉朝加强同西域的联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实的资料（也给玄奘后来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对于后世而言，张骞只是一个使者，他对西域的情况也只是介绍，虽然对政府的外交、军事提供了便利，对民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三十三年，到达过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明帝国和西洋各国的联系，拓展了明帝国对西洋各国的影响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轰轰烈烈的远航以后，由于朝廷对外政策的骤变，他的传奇壮举突然销声匿迹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几乎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过，更不用说在民间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会风向的转变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相比于这两次远行，玄奘西行却有着特殊的意义。玄奘西行十七年（627年——645年），行程五万多里，带回了大量的经卷。唐太宗称赞他舍身求法，惠利苍生，并询问沿途所见的物产风俗、山川气象、佛教圣迹，以及张骞未见、《汉书》未记的种种问题。玄奘都一一作了回答。在唐太宗的鼓励下，玄奘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这部书记载了玄奘十多年旅行中所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所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一共一百三十八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物产情况、宗教信仰等等。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书籍，是记载中亚细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书籍。
现在看来，玄奘西行只可能产生于盛唐时代。鼎盛的唐代对于异域文化的开放胸襟远非汉代、明代可比。它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同时还具有世界影响力；不仅惠及当时，还传播于后代。
中国古代这三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及其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极其值得探究的。在我们的民族特性中，一直缺少探险和开拓的张力，直到现代依然如此。而玄奘西行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更甚，我们的民族特性中一向以实用理性居压倒地位，不具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精神性的探索很难获得承认。这种行为模式不但导致了人们过多的短期行为而且极大地扼杀了人们的想象力，这也是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长期缺乏发明家和思想家的原因所在。从这点看，玄奘西行体现了大唐空前绝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常值得后世重视和学习。
唐朝从开国六十年到安史之乱间的七十七年中，虽屡遭宫廷之乱，但国力却一直蒸蒸日上，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所有这一切和唐初贞观年间各项举措密切相关。
唐在进入开国六十年后，开始出现很多转折：政治上相权遭到削弱、皇位继承缺乏严密的制度；经济上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军事上由过去的主动进攻转为以防御为主，此举导致府兵制崩溃，为藩镇剖据营造了土壤；国家管理上一度酷吏横行（为后世的密折政治和特务机构提供了风气之先），所有这一切都在日积月累，到玄宗后期宦官登场、外戚横行、中央官员骄奢淫逸、边镇将领拥兵自重，这是诸多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和解决的结果，并非玄宗一人之过。当然，对于“安史之乱”的最终爆发和唐朝由盛转衰，玄宗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但是更应该负责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高度集中专制的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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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文官政府（1）
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长河中，由篡位而来的政权大都短命，惟有一个王朝例外。它不但长寿，而且在其鼎盛时期经济、文化和科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王朝就是大宋王朝。
宋朝曾被今人评为最想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十大王朝之一。纵观整个大宋王朝，名将贤相熠熠生辉，文学家、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层出不穷，确实是一个文人们心中理想的朝代。
杨家将、岳家军等名将产生于宋代。
赵普、吕蒙正、寇准、包拯、文彦博等贤相产生于宋代。
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家产生于宋代。
晏殊、柳永、欧阳修、曾巩、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文学巨匠产生于宋代。
理学家陆九渊、朱熹产生于宋代。
毕升的活字印刷、沈括的《梦溪笔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都产生于宋代。
直到南宋末年，仍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民族英雄交相辉映。
可以这样说，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高峰，许多领域直到明、清时代都未能超越。
历史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疑问：宋代，这究竟是个怎样的朝代？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个朝代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为何在这样一个群贤毕至的朝代最终依然逃不脱“四面楚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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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各个封建朝代相比，宋代人才最为灿烂：名士贤相熠熠生辉；三朝*比比皆是。
中国历史上的长寿王朝都很重视文臣的作用，如汉朝之萧何、霍光，唐朝之魏征、裴度，明朝之刘伯温、张居正，但将文臣作用推向极致的首推宋朝。
宋代文人政府较之于其它朝代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宋朝名臣贤相辈出。如果没有文官政权这样的政治心理基础，如果没有封建皇帝对这种政治制度的认同，名臣贤相的大量涌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观宋代一朝，一是名臣贤相交相辉映，二是三朝*、四朝*比比皆是。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宋朝出现众多贤相，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制度保证。并大体得到了各代皇帝的认同。
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功臣，其地位可比西汉的张良、明朝的刘伯温。他曾与宋太祖共同策划了“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重大活动，后来宋太祖平定南方，赵普更是立了不少大功。因此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巨细都跟赵普商量，对赵普给予了足够的信任，而居功自满的赵普也敢于在皇帝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当即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赵普见状，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到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这些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
宰相敢顶撞皇帝坚持己见在封建时代很少见到。类似的例子似乎只在唐太宗时期发生过。
虽然赵普后来因为其它事被宋太祖撤掉宰相职位，但他在宋太宗时期再次被拜相，除了赵普本人具有过人的能力外，宋代君主对大臣的宽容也是赵普东山再起的原因。作为三朝*，赵普晚年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还被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