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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的惯，增加到四个字，这在封建时代应该算是大的突破。
在政治生活中，宋朝皇后、皇太后参政议政的现象极为普遍。象宋真宗时代的刘皇后临朝听政达十一年之久。在她之后的曹太后、高太后都有听政之举。南宋时期的吴皇后经历高、孝、光、宁四朝，在后位长达55年，是历史上后位最长的皇后之一，她虽然不垂帘听政，却每每帮助朝廷度过危机，深受后世史家的好评。在她之后有光宗时的李后、宁宗时期的杨太后、理宗时期的贾妃南宋末期的谢太后，都有干政之举。“太后参政议政”成为宋王朝独具特色的政治设计。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宋朝太后虽然参政议政但却很少越位。终宋朝各个时期，除极少数的朝代外，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发展成外戚专权，也没有出现宦官执政的局面，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太后、权臣三角权力体系。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非依靠家族的身份而在政坛上发挥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独立或地位提高的标志。
不仅皇室中，女性作用突出，在皇室之外也能见到这样的案例。北宋时的“杨门女将”，两宋交替之际击鼓抗金的梁红玉，在宋王朝的各个角落都有女性闪耀的光辉。
还有一个例证似乎也能证明上述观点。据说宋徽宗宠幸妓院名妓李师师，几度想把她纳入皇宫，却几度被李师师拒绝，无奈皇帝只能屈尊到妓院寻欢。这种现象在其它朝代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在宋代，荒唐中透露着开明和平等。
历史上所谓的“禅让”，大多出于被迫。只有在宋代，“禅让”才可能出自本意。
宋代的另一个政治现象便是“禅让成风”。
中国社会自夏以后便极少“禅位”，有限的禅让也有过几次，如汉禅魏、魏禅晋、后周禅宋，但大多是被逼禅让。主动禅让的也有：如唐朝时，高祖禅让太宗、睿宗禅让玄宗、玄宗禅让肃宗等，但大多还是迫不得已。真正算得上心甘情愿禅让的只有唐睿宗禅让给唐玄宗、清乾隆帝禅让给嘉庆帝。但这种案例实在太少。而在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上，禅让却有四次，其中除光宗禅让给宁宗是被迫外，徽宗禅让给钦宗，高宗禅让给孝宗、孝宗禅让给光宗则是自愿的。如此高的禅让比例为封建朝代所罕见。由此我们不能不为宋朝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文官制度设计而击掌；也不能不为这种开放的胸襟所感动，至少禅让比之于专制要强许多。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宋代经济、文化发达和和人们精神较自由的根源之所在！
观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官僚机构庞大无比，但人们的生活却较为平等和自由；虽然国家积贫积弱，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相对比较高，这也是宋朝被现代人们欣赏的原因之一。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
中国其实早在十八世纪中期就已落后于西方，但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才如梦方醒。
在中国历史书中，通常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划分，完全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1840年实在是一个耻辱的年份。这一年，拥有几亿人口数十万军队的中国遭受了来自万里以外的异邦小国英国4000兵力的侵略。这一年也成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这场爆发于1840年6月的英国对华侵略战争于1842年8月结束。战争的结果是：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全部的十三条款中，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句句都是中国的义务。中国从此开始走上了一条屈辱的半殖民化的艰难苦旅。这条路一走就是一百多年，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
以几十万人的军队不敌渠渠几千人的军队，这一结果明白无误地告诉世界：中国落后了！
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只是中华帝国落后的证明，人们想知道的是：曾经拥有“盛唐气象”称雄世界的中华帝国究竟从何时开始落后于世界？
中国直到十九世纪初仍沉浸在“乾隆盛世”的余晖中，为何只过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就迅速走向了衰败？
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华帝国的衰落？
2007年，中央电视台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政论片引起举国关注。该片以十五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为典型案例，分析近六百年来世界历史兴衰的轨迹，从中探索对中国发展有益的启示。
沿着这一思路，对照世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中华帝国正是在这六百年中，逐步与世界拉开了差距。而这个差距并不是指综合国力。事实上，无论是明朝前期，还是清朝前期，中华帝国的综合国力都处在世界前列。这六百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最主要的体现在帝国的制度和思维上。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清朝中后期综合国力的下降并使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
中国和世界的时差开始于何时？让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仔细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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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初，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葡萄牙几乎参不多在同一时间将目光投向航海，但双方探索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1415年。堪称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的三王子亨利率兵袭击了位于北非摩尔人的贸易重镇休达。事先摩尔人并不知情，结果仅用了一天时间，休达就被攻陷，而葡萄牙人仅阵亡38人。后人把这一年看成是葡萄牙人同时也是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开端。
葡萄牙人之所以把向外扩张的第一站选择在休达，有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综合考虑。
在欧洲很早就流传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由约翰王统治，那里有75个藩属国家，生活繁荣而富足。饱受十字军东征之苦的欧洲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寻找终于认为传说中的约翰王就是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他们认为从非洲西海岸不远的地方可以找到这位君主，如此便可以和约翰王联合起来夹击穆斯林。这是葡萄牙人在政治上的考虑；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讲，非洲也产有黄金和胡椒，利润非常可观；休达是当时摩尔人的西北大门，是穆斯林向基督教世界进攻的前哨阵地，既是重要的港口，也是一个贸易重镇，占领它既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又可以以此为立足点打击肆虐的海盗。当时，连亨利自己也未曾料到，正是他的这一举动，拉开了航海大发现的序幕。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2）
实际上，通过水上打通战略通道，和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不只是欧洲人的想法。
公元1405年，比葡萄牙人早10年，中国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就派宦官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开始了下西洋的历程。
中国人和欧洲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里选择了通过航海和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这种巧合真让后来的人回味无穷。但是仔细比较，却发现东西方的这两种航海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更多的是由思维来决定的。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首这一幕时不得不承认，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实际上从双方航海出发时就拉开了。此后的日子里，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直到400多年后，英国的兵舰驶向中国的海面，中国人才意识到这种差距，但为时已晚。英国的坚船利炮毫不留情的划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
明成祖朱棣的想法其实并不复杂。永乐初年，明朝内外局势并不稳定，朱棣以武力夺得帝位，建文帝的遗臣有的公开反抗，有的消极抵制。建文帝也不知所终，许多人都说他避难海外。同时东南沿海仍活跃着残存的反明势力，南洋各国对明朝也只是表面上顺从，兴于西北地区的帖木儿帝国更是虎视中原。朱棣非常希望能改变这种僵持的局面，以便他在位之时能看到天下太平的局面。在他的督促下，明朝有关部门大力修造船舰，为大规模出海做准备。
但朱棣造船出海和亨利率兵出海的目的显然不同。亨利出海的目的很简单，几乎完全为了经济利益，这从他日后横渡大西洋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来；而朱棣此时的目的似乎太过“写意”：他非常仰慕唐朝征服四夷的盛况，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打通与四夷的关系，并看到万国臣服的盛况再现。
如果单纯就当时的航海实力上看，中国当时的航海技术并不低，葡萄牙的航海规模也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亨利和郑和航海活动的差异。
1419年左右，亨利派出了他的第一支仅有一艘横帆船的探险队，向南寻找几内亚。因船被风吹向了西方，马德拉群岛被发现了，亨利随后宣布该群岛属葡萄牙所有，并于1420年派出了殖民船队。
随后几年，亨利王子又数次派出探险队从两个方向进行探索。一个方向是沿非洲海岸南下，一个方向是离开海岸向西南深处航行以发现更多的岛屿。1427年，向西南探险的舰队发现了亚速尔群岛，亨利随后于1432年派出16条船、数百人、一名牧师，带着几十头牲畜殖民亚速尔群岛。
1441年，亨利派出的一支探险队带回来十个穆斯林俘虏。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卷入奴隶贸易，亨利从此尝到甜头，于是在1444年组织了以掠夺奴隶为目的的航行，一次带回来235名奴隶，并将这些奴隶在郊外出售，这便是罪恶的欧洲400年奴隶贸易的开始。此后，亨利组织的航行基本上就是以探险为旗帜，殖民与奴隶贸易并重了。此时，葡萄牙王室颁布特许状给私人探险者，允许他们获得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国家允许和支持臣民公开抢劫。
中国的航海活动以国家为主，西方的航海活动以个人为主；中国的航海以炫耀和贸易为主，西方的航海以抢劫和殖民为主。
中西方观念的差异在这种“贸易方式和结构”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对于东方世界的中国而言，所谓下西洋的“贸易”，是国家组织而成行的。而对于葡萄牙而言，允许私人探险，个人只要付出很小的资金，只要敢冒险就可发大财；对王室而言，不用付代价就可得到收益。。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3）
在这种观念和制度的驱使下，葡萄牙国内掀起一股私人探险的热潮，每年都会有几十艘船开往非洲海岸。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明朝郑和几次下西洋的情形：
公元1405年，郑和的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这支船队共有大船六十二艘，再加上一些中小船只共二百零八艘，随行的人员有官员使节、军事部卒、水手船工及各色技工，以及医生、伙夫、书算等，共计二万七千八百多人。这只船队的船员人数和亨利初出海时的十几条船数百人的队伍相比，简直是太庞大了。
再比较一下郑和和亨利所携带的装备便可进一步了解中西方此次航海的动机。
在亨利的船上，除了必需的食品和水外，剩下的几乎就是用于作战的枪炮了。而郑和的船队却装满了粮食、淡水、盐、茶、酒等日用品，除此之外，还装有用于贸易瓷器、丝绸、织锦、铜钱等物品。
史书上对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经过均有详细记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明王朝航海活动的真正动机。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船队最后来到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是西洋诸国中较大的国家，为古印度半岛西岸一大商港，郑和向国王宣读了明成祖所颁的敕书，并赐给他诰命银印，赠给他手下的大臣丰富的礼物……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对锡兰当地的佛寺进行了隆重的布施，包括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紵丝五十匹，各色绢五十匹，织金紵丝宝幡四对，香油二千五百斤，还有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蜡烛、檀香、金莲花等，种类繁多、数量惊人，都非常罕见……
实际上类似的赏赐和布施一直贯穿于郑和的七次下西洋的活动中，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因而每次的下西洋活动都耗费了明王朝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鉴于此，公元1424年八月十五日明成祖驾崩，其长子朱高炽登基的当天就下令郑和停止第七次下西洋的活动。
中国的航海因没能商业化、利益化，因而呈现出“人亡政息”的特点，而反观西方，由于利益的驱使，航海活动百年不衰。
公元1426年，在位刚一年多的仁宗朱高炽病死，其长子朱瞻基即位，开始时仍按仁宗的方式对待郑和，继续停止郑和的航海活动。但没过多久，面对“海外各国来朝贡的越来越少，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明朝在海外的影响日益低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