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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境较好和年少得志让洪秀全变得自视甚高，当他第四次落榜时，他感到的已不是屈辱而是愤怒。他在同样落榜的书友冯云山的劝说下，一怒之而砸了孔夫子的牌位，断了科举进士的念头，转而决心造反。
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考试已成为天下读书人和劳动人民进入统治阶层序列的唯一通道，尤其在太平岁月更是如此。现在这条路在洪秀全面前了无尽头，已经而立之年的洪秀全不愿再等待，于是他选择了造反。
促使洪秀全造反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但是未被科举考试录取肯定是其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洪秀全被科举录取了，那么他完全可能象康有为那样加入“公车上书”的队伍中，甚至终身保皇而不反清。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他没被录取，而此时的他听到了冯云山的劝说，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觉到了清帝国的腐朽和麻木，于是他造反了。
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清朝的科举为什么没能接纳他？是考试的内容出了问题还是考试的形式出了问题？或者，在当时的体制下象洪秀全这样的青年还有没有其它形式可以进入清朝统治集团的序列？除了造反，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和洪秀全相比，康有为（1858…1927）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被当时的科举制度接纳，很早的时候就成了举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生于官僚家庭，家境自然比洪秀全要好，他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同时吸取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思想。
康有为和洪秀全都深受孔子“三十而立”的影响。洪秀全三十岁那年，开始信仰基督教，他将基督教和儒家学术结合起来，编成了通晓易懂的诗文，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檄文，教化民众；康有为三十岁那年（1888年）进京参加考试，第一次起草了上光绪帝的万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虽然无人敢将他的万言书上奏皇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名声鹊起。
让康有为名声大震的是“公车上书”。1895年，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举子们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18个省的1200多名举人推举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挥笔一天两夜，完成了万字的《上皇帝书》。但这一次上书再次被都察院拒绝。
康有为虽然两次上书被拒绝，但他毕竟被清统治集团接纳。公车上书当年，康有为考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有了向皇帝上折的机会。从1895年5月29日到1898年1月，康有为三次上书光绪，要求变法。这期间，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与帝党中开明的官僚文廷式等人创办强学会，并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设立学会、报馆，为维新变法造势。纵观康有为一生，只求变法但未曾反清。即使是在变法失败后，他也并没反清，而是日趋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6）
和康有为成功向皇帝上书相比，孙中山（1866…1925）就没那么幸运了。
1893年，27岁的孙中山怀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撰写了《上李鸿章书》，建议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但是他的满腔热情未得到李鸿章的任何回应。
如果联想到两年后康有为等1200名举子联名的“公车上书”仍然被清廷拒绝的事实，那么孙中山单枪匹马上书李鸿章而未得到任何回应就毫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仍然想设想，假如李鸿章大人得到孙中山的上书后能认认真真的读一读，或者找孙中山认真的谈一谈，或许清朝的历史会改写。
可惜这一切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一个政府，当他对人民的建议和呼声连倾听的欲望都没有时，这个政府离灭亡就该不远了！
实际情况是，孙中山没等到李鸿章回应的第二年，即1894年11月，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的。而清王朝也在孙中山上书后不到二十年就灭亡了。
孙中山和洪秀全、康有为一样，也是广东人。他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农民家庭。12岁时远赴美国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在那里的西式学校读书。较早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
从孙中山、洪秀全二人后来的历程来看，孙中山的境界要远高于洪秀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改良和后来发动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目的，而洪秀全发动的起义只不过是想取清廷而代之罢了。
洪秀全对清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孙中山对清朝的打击是致命的；而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失败也使清朝失去了一次治病自救的机会。
今天，当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是不禁要问：有什么办法不让洪秀全造反吗？有什么措施防止孙中山革命吗？究竟是什么原因将孙中山、洪秀全这样的有识有为之士拒之于统治阶级的大门之外，又是什么原因让本已进入统治核心的康有为一腔热血洒空？这三个广东青年的不同遭遇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他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何启迪！
时光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知道无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个人命运如何，清朝灭亡的历史趋势不会更改。但是如果清廷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选拨方法和健全有效的民意表达和反馈机制，那么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极有可能改变。
人才选拨和民意表达是历代兴盛王朝十分重视的事情。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持秦王朝的统治机构并使其发挥应有的效能，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为此，秦王朝建立后又制定和实行了一套选拨和考察官吏的制度。
担任秦国的官吏须符合种种条件，其中主要有三条：（一）要有一定家资，穷人是无当官吏资格的，如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所以“不得推择为吏”；（二）要会书写、懂法律；（三）年龄须当“壮年”以上，至少要17岁才有担任官吏的资格。至于其它条件如立有军功等等，也是取得官吏职位的资格，但并不是绝对的。
秦的这套选拨官吏的办法和按血统选拨官吏的世卿世禄制相比，无疑是进步了，他扩大了选拨官吏的范围。不再按血缘亲疏来选定人才。但按照秦的这套办法，穷人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穷人既无家资又很难识字，象韩信、樊哙、周勃这样的人才如果没有后来的楚汉战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官吏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7）
值得一提的是，秦在建立一整套选官办法的同时，还建有一套等级制度，即爵位制。
秦统一后实行十二级爵制。这个制度的最终确立，反映了秦王朝统一后等级制度的凝固化和最后完成。有无爵位是区分每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有爵位者在当官为吏以及犯罪赎刑方面均有特权。无爵位者称为“士伍”是无任何特权的阶层。
秦统一后的爵位制度和统一前有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授爵条件有变化。商鞅变法后实行的爵制，主要在于“赏军功”。秦统一以后实行的爵位制，不再局限于军功，这也是大规模战争后的必然变化。
二是爵和官相一致的原则出现变化。秦统一以前赐爵与授官是统一的，“斩首一级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选，与斩首之功相称”。为官必须有爵，凡是没有爵位的人，不用谈当官，就是当个佐吏也非常困难。但在统一后任命官吏已不以有无爵位为条件。秦朝的不少大臣如丞相王绾、冯去疾等不仅无爵，就连军功也没有。另一方面，许多有高爵的也不一定当官。这种官、爵分开的原则有利于选拨治国的人才。这是适应统一后新形势的、有利于封建政权的改变。这种改变凝聚着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控政权的有益经验，值得后人思考。
汉帝国建立后，在秦朝选拨人才制度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汉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备衣马之饰，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 赀选”。郎是皇帝的侍从，有汉郎、中郎、侍郎、郎中等。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但在这种选官制度下，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中郎等郎管和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时，在各郡县推选“孝悌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拨，也没有成为正式的选拨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两人，以给宿卫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公元前134年，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
武帝时还令公聊、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过这类察举属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此外，还有献策上书为郎，射第田科为郎等选官途径。
武帝还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为名太学。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大体沿用西汉的选官制度，但到东汉末年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魏晋时成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和官僚大都出自这个阶层。曹操由于其官吏家族的身世，不被当时的名士所尊重。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为袁绍，实力和影响远甚曹操。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私通。曹操为了战胜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度用外人，即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有能力的人才。后来他一再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选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8）
九品中正制代替了“唯才是举”，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曹*后数月，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时，采纳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选择贤而有鉴赏的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评列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这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士人评定之权掌握在政府中正的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操纵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但在士族阶层发展和易代纷纭的岁月中，此制并不能长久地超然于士族势力和政局之外而坚持其既定准则，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了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到了东晋，士族几乎垄断了选举官吏的所有途径。
保证门阀世袭的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在隋朝废除，这标志着世袭制的衰落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尽管如此，由于隋朝门阀贵族，特别是关陇军事贵族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他们的子弟仍可门荫出身，即按照父祖官位取得入仕资格，升任高官。所以门阀世袭制在隋代选举中仍居优势，一般地主的入仕道路主要是通过吏职和军功。
值得一提的是，隋朝时出现了两种新的科目—进士和明经。进士科为隋炀帝所创。进士只试策，明经除试策外还要试经。这两种新科举的产生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标志着科举取士的开始，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唐代官吏选拨的途径有三种，即门荫、杂色入流和科举。唐朝对门荫入仕作了严格的规定：一是有封爵者可由子孙承袭；二是皇亲亦可按亲疏叙阶授官；三是散官、职事官三品以上曾孙、五品以上子孙、二品勋官子可以资荫入仕。
门荫入仕，是唐朝前期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杂色入流主要有品子、勋官和流外入流。
品子，以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成年子充任。
勋官需轮流番上服役，供京城诸司和各州驱使，不服役者需交纳课钱。服役或纳钱期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