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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出一个，带出一窝”说明近年来官场勾结、官官相护的情形已不是个别行为或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有扩散的趋势。吏治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这起案件中，冯顺桥之所以落马，缘于“局内人”地产商的举报，地产商之所以举报，是因为他在争地中失败并被冯顺桥打击。如果地产商没有受到冯顺桥的打击，或者在争地过程中能“利益均沾”，那么他是否还会举报？
另外一起*案件和这个案子有些类似。
据新华社2008年6月报道：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晓云因徇私枉法，日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此前她的父亲——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王亚忱的儿子王晓军也因同案被判刑。
王亚忱曾先后担任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退休。从权力高位退下来后，王亚忱转而投身商海。2002年2月，王亚忱以顾问名义进入正在策划开发阜新商贸城项目的民营企业双龙公司，后任商贸城项目总指挥和财务总监。
在公司立住脚后，王亚忱向公司负责人高文华提议，让他具有“南非国籍”的儿子王晓军与高文华合资重新注册外资企业华隆公司，以获得政策优惠。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王晓军以外商身份占40％股份，担任副董事长；高文华占60％股份，担任董事长。
2003年8月，商贸城主体工程竣工，销售形势很好，王亚忱又强迫高文华把双方投入更改为各400万元，让王晓军所占股份达到50％。2004年2月，商贸城项目基本完工，王亚忱又要求高文华让出董事长位置，改由王晓军担任，高文华拒绝。
为了搞掉“绊脚石”，王亚忱以儿子王晓军的名义向阜新警方举报高文华虚假出资并挪用资金。当时，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另一个儿子王某某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2004年3月，高文华被阜新市公安局在北京抓捕，拘留长达11个月。被捕后的高文华多次检举王亚忱一家，引发王亚忱家庭的相继落马。
……
冯顺桥案和王亚忱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举报人在案件中是利益相关者，举报人都受到了当权者的打击而被捕入狱。两个案件中的当权者，前者是在职市委书记，后者是退职市委书记。前者是直接受贿，后者是变相赚钱，但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
冯顺桥案、王亚忱案和侯伍杰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三起案件全是由“局内人”举报。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分子集团作案和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相互防范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反腐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官官相护”来自于*官员共同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分子们大都还有裙带关系、同学关系、血缘关系。王亚忱案中，王晓军、王晓云和王亚忱就是*裸的父子、父女血缘关系。
吏治问题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事*。这实际上往往成为窝案、串案的根源。不能说裙带关系一定会导致*，但官场上的裙带关系极易导致*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裙带关系本身可能就是*的结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3）
据南方周末报道：闻名全国的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是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
在张家顺由生产队长，到谢桥镇党委书记，再到颍上县人大主任的二十余年仕途中，张氏家族相继有十余人担任公职，绝大部分为当地干部：弟弟张家旺于颍上县县委副书记任上退休，大侄子张志岗现任县城建局局长，二侄子张志勇现任县委办主任；大女儿现任县教委人事科副主任，大女婿现任地税局局长；二女儿现任县法院副院长，二女婿原任临泉县副县长。其中仕途最顺，堪称张家第二代代表，也最为张家顺寄托延续家族兴旺重任的，正是原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
……
据称，在为何提携亲人的问题上，张家顺曾在一次全县干部会议上袒露心迹：我张家顺干了不少事，也得罪了不少人。我不提拔自己的家人，将来退休了还不有人把我活剥了吗？我张家顺也是人，也有私心。
……
张家顺的话耐人寻味，以此类推，王亚忱可能也是这样的考虑。
对于吏治*尤其是人事*问题，中央高度重视。2008年，*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其中内容之一是将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
规划提出：“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地方党委讨论任用重要干部推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着力解决*推荐、*测评及选举中的拉票贿选等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
如果这套制度能顺利推行，将极大的遏制人事*。
裙带关系只是吏治*中的一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官吏们的“靠山吃山”。
比如，2008年6月被“双规”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就属于典型的“靠山吃山”。
王益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在证券界有不凡的人脉资源。在王益的“影响”下，其弟弟王磊持有太平洋证券1503万股中的45％，其妹妹王薇持有其中的5％。
2007年12月28日，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跻身A股市场，和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随后，太平洋证券用新代码上市，而且经过了“特例”上市，很快就有一批股东瞬间暴富。
有知情人告诉媒体，王磊等人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筹码低廉，可能只在1元/股左右。而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其中收益可想而知。
和王益相类似，原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也是一名“靠山吃山”的*官吏。
2008年9月23日，康慧军被诉受贿599万余元，另有1184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自2007年10月康被“双规”后，其炒房20多套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震惊，人称其“炒房区长”。
比起近600万元受贿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康慧军夫妇高超的敛财技术。公诉人当庭出示的文件显示，案发时康被查获的财产由四个部分组成。
一为案发时所持的16套房产，购买价总额为1419万元，分别购自仁恒滨江花园、陆家嘴花园等沪上知名高档楼盘。
二为康在四家银行的存款总计451万余元，其中有人民币、美元、英镑和港币等多个币种。
三为其妻王孝琴控制的六个股票帐户里价值1410万元的股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4）
四为来源不明的1184万元。王孝琴到案后，向公诉机关交代了自己多年来通过股票、债券、基金、企业投资、倒卖房产、房屋出租、借债收息等方式，获利颇丰，让人眼花缭乱。
康氏夫妇买卖倒手房屋20多套，其房屋出租获利万元，房屋买卖则赚到了万元；此外，王孝琴的股票投资还为其赚回超过700万元。
另外，在合资保险公司担任要职的王，几年间的“合法”薪酬高达629万元，远远高于曾在陆家嘴集团这样大型国企任职数年的康慧军，康的历年收入总计为335万元。
不过，和康慧军受贿几百万和高速敛财几千万元相比，姜人杰的财富来得更直接、更迅速，数量也更大。
据新华社2008年10月23日报道：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受贿1亿多元人民币，目前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姜人杰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分管苏州城建、交通、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同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苏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等职。法院查明，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人民币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以上所举的吏治*大都是典型性*，事实上，吏治*中的大量*多为“非典型性*”。
比如康慧军曾在陆家嘴集团下属20多个公司担任董事，这些公司每次召开董事会都会发给他几千元。其中一家下属房地产公司曾给他提供津贴8万元。这些钱似乎入情入理，属于非典型性*。
中国古代自古就有所谓的“官场陋规”。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写道：所谓“官场陋规”，完全是按照权力和权力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同时存在着陋规，而不拘对方是官是吏，是何级别。比如地方上到京城办事用印，要送“印规”，这笔钱是要送给办事员的。当然，办事员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规分给上司或同僚。即便同为上级官员，“陋规”银两的多少也只与权力关系成正比，而无关乎级别。比如陕甘督粮道送给陕甘总督的“陋规”银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两，共三千两；送给陕西巡抚的却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两，共五千二百两。其原因，就在于陕西巡抚是顶头上司，有“年终密考”权，对官员的前程关系重大。陕甘总督官阶虽高，却远在兰州，少有实际影响，故略有表示即可。
易中天先生在分析古代官场陋规时认为：“非典型性*”和“典型性*”一样，也是权利的赎买。它们都是某些掌权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或者不拥有某种权力的人用货币、实物或其他权力来换取这一权力的行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典型性*”的发生，往往因于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谋差使，要拿批文，要泄露考题，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将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盖真相，包庇真凶，因此其危害性比较明显，事发以后，处分也重。“非典型性*”却不同。它并不要求接受接受贿赂的一方违法乱纪，甚至并不要求对方做什么。即便要做，也不过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拨款，或者按规定报销。冰敬、炭敬、年礼、节规之类，则不过“正常”的人情往来更非*裸的权钱交易，因此并不视为*。甚至就连款待钦差大臣这种明显带有说情性质的做法，也不视为*。相反，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揭发批判，则会被看成咄咄怪事。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15）
易中天先生对古代官场“陋规”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古代官场的这些“陋规”在进入现代社会时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干净。相反，在一些领域、一些地区、一些*官员身上，这些古代“陋规”还会死灰复燃。比如，官员及夫人生日、官员的父母生病住院、官员的儿子升学、结婚，其下属大多会送上一份厚礼。王跃文的《国画》中，市长的儿子要出国，朱怀镜就送上一份厚礼，不久他就“进步高升”了。
相比于官场陋规，吏治*另一个让人痛恨之处是胡作非为和不作为。
官吏们胡作非为的案例比较明显，比如无良警察勾结黑道敲诈路人；官商勾结侵吞百姓权益、官吏截留、私分、挪用扶贫资金等专项拨款……。
官吏们的不作为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工作失职或工作疏忽。比如黑车猖獗、至ⅰ⒗绦潘僚埃泄夭棵呕峄ハ嗤期谩⒊镀ぁ５虿灰凸懒苏庑┕倮舻闹巧毯途鳌：芏嗍焙颍嵌际枪室獠蛔魑蛭挥胁蛔魑遣呕嵊星１热纾桓龊戏ǖ某鲎獬凳遣换嵯蛴泄厝嗽毙谢叩模挥泻诔挡庞姓庵挚赡堋０凑展娑ǎ诔当环⑾忠皇欠？睿腔岜幻皇铡５俏蘼酆诔当环？罨蛎皇眨垂娑ǘ蓟嵘辖晒猓庋焕吹扔诙狭宋蘖贾捶ㄈ嗽钡牟坡贰Ｓ谑蔷突峥吹剑荷厦妗胺缟苯袅耍庑┖诔怠Ⅻ摊就不见了，风声一过，一切照旧。因为只有黑车、拇嬖冢拍鼙Ｖの蘖贾捶ㄈ嗽钡牟坡贰Ｔ兜牟凰担穹⑸�2008年深圳舞王俱乐部的特大火灾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办这种行业需要过许多部门的审查关，但这个俱乐部硬是在众多执法部门的眼皮底下无照经营了一年多。如果不是大火，它很可能继续经营下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俱乐部的实际控制人有非常过硬的背景关系，一般执法部门奈何不得；二是俱乐部的主人和有关执法部门达成了某种利益共享关系。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别的解释。如果说“这个俱乐部在非法运营一年多时间里，众多执法部门全都没注意到它的存在”，这种说法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非法运营损害了国家税收、损害了社会公平、败坏了行业和社会风气，坐收渔利的却只有那些“不作为”的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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