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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在狗的身上格外明显。中国的生肖纪年中有狗年，而埃及人自认为是天狼星的后代，崇拜神的形象也是狗面人身。在抽象化的想象空间里，狗似乎是一种正面的化身。而在人类的语言中，狗却基本上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脏话中用到狗字的地方自是不必细说，狐朋狗友说的是交友不慎，狗仗人势比喻借恶作乱，狗皮膏药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狗追耗子多管闲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被驯化驯养到现在，狗与人类共存至今。只是经过从漫长的农耕时代而迈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狗的功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最早的看门护家，到后来的宠爱玩物。之前被广泛认可的描述被加以戏谑的后缀，一位知名网友半开玩笑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因为他们的肉很好吃。
宠爱也好，杀戮也好，不会有人去征求一条狗的意见。我常想，狗眼中的人类世界到底是何种面目。如果有一天人类和狗的世界互换，它们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后，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曾经的主人。
（郭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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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探寻我的姓名是不是有某种更深的含义，以期能为所谓卖文为生的穷酸心理找到一种*布，后来看到老子《道德经》中有句名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引申一下，“有友若水，不亦乐乎”，大概就可以和我的名字靠上边了。
我欣喜的不是找到名字的起始意义，而是惊叹，我的名字是教人向善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也因为此，身为记者，总是在内心留存着善意、善心、公平、正义，就连宣传部门都要刻意淡化“弱势群体”这个词，而记者在工作中，可以说无形中是在为“弱势群体”呐喊着。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道义有时候并不站在弱者一方，有时候，记者的善良会成为被利用的把柄。
在大家心目中，对城管的印象并不好，有一次我接到红岭路一个小贩和城管起冲突的线索，到现场后发现因拍摄小贩和城管冲突而被打的一名无辜路人穿着个烂红褂子在现场等着，他的一番倾诉，让我不由地产生了同情心，最后在稿件中，字里行间也多少为小贩说了话，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个所谓的路人，其实是小贩的老乡，甚至还带着亲戚关系。
布吉大芬的芬龙一巷是乱摆卖一条街，路中所有肉菜摊点都是无证无照经营。从我的个人认识讲，摆摊者往往困难，睁只眼闭只眼也罢，但这里情况实在有点糟糕，除了蔬菜，还有卖鸡鸭鱼肉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工商部门监管的，安全隐患可见一斑，至于卫生也是差得离谱，月薪800元的扫地阿姨就是累死也扫不完垃圾。2009年11月30日，布吉城管执法队闻讯去执法，第一天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所有摊贩销声匿迹。正当感叹时，突然听到有人感叹，“记者来了是我们的荣幸，明天咱还接着摆（摊）。”第二天一早，如这名陌生的摊贩所言，摊贩像准时上班的人一样，照常摆摊。而执法队为了维护执法成果，将一台执法车停在芬龙一巷，车上的两名执法人员因为面对太多的摆摊者无法下手，只能和摆摊者相视而望。其实，附近并非没有正规的肉菜市场，政府或摊贩自己完全可以组织前往正规市场经营，取缔乱摆卖并非就是断了摊贩们的生路。但我所看的是，记者的曝光被藐视，执法队被轻视，人们心目中的“弱势群体”非常强势。
城管来了，小贩你至少也学会撒开腿跑一下吧；媒体曝光了，你至少也学着收敛一点吧，哪怕做做样子也让人心里好受点。
领导说过，任何时候，处理任何问题都要记住不卑不亢，我深以为然。每个人或每个团队要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不卑，不亢，也不要越格，这个格是个人或团队能够被社会所认可的内在平衡的格，如果越格了，就会有人看不顺眼，平衡打破了，自然会有事情发生。
我本善良，请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肖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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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与猪头
飘荡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飘动的是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和五星红旗，飘洒的是黄玫瑰和白玫瑰的馨香。2009年11月，这是瑞典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深圳的开工仪式现场，优雅、温馨的情调和气氛，充满了欧式风情——直到一转头，猛然看到角落里赫然摆放的一个猪头。
宾主觥筹交错间的是白兰地；尽管邀请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重要客户，但照顾到“主人”的身份，当天活动的“官方语言”全部是英语。在主持人的致词中，她向瑞典的这些嘉宾们介绍说，在开工仪式上摆放猪头并向其行礼，是广东一带的风俗，预示着能够给公司带来财运。而更加激动人心的一幕，是该公司一位金发碧眼的总经理，手拈三炷香，在众多西装革履仪表非凡的嘉宾注目中，毕恭毕敬地对着这只猪头连连鞠躬。
虽然回想起来有些滑稽，但实际上，这样的一幕已经不算是新鲜了。在深圳做记者的几年里，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开业仪式和庆典，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企业，都会上演类似的活动——不过绝大多数还是舞狮，拜猪头相对比较少。而放到100年前，这些仪式和风俗，或许被心理优越的西方人看做是“未开化”的荒蛮之举。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这是英人军官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描述。而同时代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白与黄》以及《黄手帕》中，对当时大批涌入美国却从事铁路工等血汗劳动的华人进行了漫画式丑化。而从当年的鄙视、漠视、坚船利炮的进攻，到今天对于一个猪头的顶礼膜拜，态度已经是180度的大转弯。
大学里学习外国经济史，第一节课老师列出必读书目，第一本书就是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至今日，“文明的冲突”仍然是各个国家出现矛盾（其中相当多数是商业纠纷）时搬出来的解释词。《时代》曾让我们的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穿上了LV的服装，在他们觉得好玩的时候却招致不少国人的斥责。有时候，这种文明的误读更多的需要时间来抚平，在吴晓波的《激荡30年》里记载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有趣细节，1978年一个外国旅游团在兰州被10万兰州人围观；1980年夏天游故宫的人竟然不看国宝和宫殿，只为了围观外国游客；1978年法国人皮尔·卡丹走在北京长安街上，引来清一色样式服装的中国人的诧异目光……经历了若干年的封闭之后，国人重新从外国人的蓝眼睛中审视自己。而到今天，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已经被取消，众多国际企业纷纷挤进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被看做拯救世界经济的一根稻草。
希望这些国外企业，不要犯几百年前他们老祖宗的那种想当然——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曾以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而欣喜若狂。当时英国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商人曾估计，中国有4亿人，哪怕只有1亿人晚上戴睡帽，每人每年用两顶，足以让整个曼彻斯特的棉纺厂机器日夜加班而瘫痪。但当他们把大批的洋布运到中国却大量滞销，因为中国人没有戴睡帽的习惯，衣服也用自产的丝绸或土布。尽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没有被摧毁，洋布在中国并没有市场。
今天的外商，在向一只猪头低头的时候，是否已经在重新盘算了呢？
（徐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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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宠坏的地产商
2009年7月，又有一个开发商打电话给我，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的通稿写？为什么要写他们的缺点？大体是我有一篇报道，披露了他们不愿说的一个项目，让他们很不爽。
这样的事情在我，已是见怪不怪了，更多的时候，我甚至都懒得去解释。似乎这个行当，大部分地产商在面对媒体记者的时候，都带有很明显的优越感，甚至他们看媒体记者，跟看广告公司、代理商似的，觉得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乙方就是要听甲方的。而且这种强势，还似乎是没有太多道理可讲的。比如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宝安一别墅，开盘销售当天还剩下几套，开发商就说售罄了，然后要求记者也这么写，而当你没这么写的时候，他就会大为光火，觉得你很不听话，而骨子里他认为你应该很听话。
这样的事情多起来之后，不由得你不去想，是什么让地产商觉得，媒体应该按照他的意图来？又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媒体只应该给他们唱赞歌？用行话讲，谁都知道这叫媒体的商业操纵，就是市场主体通过自己与媒体在经营上的合作，或者是合作意向，来对新闻报道进行干预，或者叫干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不过，像地产界这样对媒体渗透得如此强硬的，似乎也不多见。
那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强硬？我的一个资深同行跟我分析说，是因为地产商被宠坏了，不仅仅是媒体在宠他们，地方政府也在宠他们；不仅是现在宠他们，10年之前就在宠他们。相信他说的能得到很多同行的共鸣。我们在这一轮的房价涨跌中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房价涨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确也出过政策，但更多都是在行业秩序的维持和整顿上，但在增大土地供应量方面却总是言行不一。每年的土地供应计划里说得挺多，但几乎每年都完不成。但在房价跌的时候，他们便坐不住了，南京的官员就开始喊话，谁降价就查谁。一大堆的优惠政策也出来了，当年房价涨的时候，紧缩政策可是陆续不断地出了3年才出完，房价一跌，优惠政策半年之内全部出光光了。这给开发商的信号就是，政府可以容许房价涨，但不容许房价跌，不会见死不救，换了谁，谁腰板不硬？
话说到这里，就有些黑色幽默了，不过，还有更幽默的。开发商认为记者应该听他们的话，理由很简单，说得最多的一条是，我们在你们报纸上有广告。言外之意是，我有广告，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你就应该只报喜不报忧。
其实，每到那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你会发觉，真正需要被教育的恰恰不是媒体，很多人纵然清楚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但仍会很自以为是地想改变你。所以，有时遇到我很不喜欢的媒体对接人这么问我，我也经常反问：为什么我要按你的通稿写？
（朱文策）
算账记
什么事你较起真来，还真有点“椰风挡不住”。上周深圳出租车价格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对于这个方案深圳人期待已经有5年了。还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就参与过出租车降价听证会，当时主题是降价，市民从8元起步，到10元/3公里起步都进行过热烈讨论。但这一切都被油价的高企打破，经过听证会后方案却变成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作为记者，我并不甘心，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分管的市领导问及此事，虽然屡次被拒，但终于在2006年得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油价涨了，出租车价没有涨就是变相降价。”这句话却总算是给了老百姓一个说法，不降了！
这句话在当时也引发了网民的争论，但相比5年后，那次舆论压力还真只能算是“毛毛雨”。2009年6月，发生被网友们形容为“最不明智”的举动，深圳召开了出租车运价调整听证会。虽然政府竭力解释是调整不是降价，但根本挡不住5年来人们情感的倾向——降价。于是，政府和民间就在这么一个“误会”中，各说各话。我从多方打听到，此次调整关键在于调整“绿的”的结构，改变不打表的现状，而“红的”则真正作为“绿叶”。但“红的”12000多台，从数量上来看，它就是天生的主角。一场闹剧上演了，演员们没有对话，只有独白。
在这场戏剧里，记者天然地站在了市民的一方，揪住政府的方案，仔细地研究起来。本应作为陪衬的“红的”，却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什么事你较起真来，真的挡不住。上周，南都一篇《市民等五年 降了1毛钱》的报道几乎轰动了整个物价和交通系统，也为市民的情感宣泄提供了出口。这篇短短的文章，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