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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ⅩⅩⅩ 在以后的3个月，菲利普攻读以前没接触过的一些新学科。将近两年，先前蜂拥进入医学院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的发现考试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难得多而离开学校；有的被预先没有料到伦敦生活费用之昂贵的双亲们领走了；有的改行去了。菲利普认识的一个青年人想出了一个赚钱的妙计。他廉价买入物品，然后再转手典当。不久，发现典当赊买的物品更能赚钱。当有人在违警罪法庭的诉讼程序中供出了他的名字时，在医院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接着他受到拘押，由担惊受怕的父亲来作保。最后这个青年人出走海外，履行“白人的使命”去了。另一个是个从不曾进过城的年轻人，他一下子迷上了音乐厅和酒吧间，成天混迹于赛马、提供赛马的情报者及驯马师中间，现在已成了一名赛马登记赌注者的助手。菲利普在皮卡得利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间曾见过他一回，他穿着紧腰外套，头上戴着宽边的棕色帽子。第三个人是个具有歌咏和模仿天才的人。他依靠模仿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曾在医学院允许吸烟的音乐会上获得成功。他弃医参加音乐喜剧团的合唱队。还有一个学生，菲利普对他颇感兴趣。这个人举止粗鲁，说起话来大喊大叫的，这表明他不可能有任何深刻的情感。他生活在伦敦的楼宇房舍中感到窒息。他因成天关在房间里面变得形容憔悴，那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灵魂犹如一只被捏在手心的麻雀，拼命地挣扎，受惊地微微地喘着气，心脏怦怦狂跳不已：他渴望辽阔的天空和空旷的荒野，他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有一天，他乘两门课之间的间隙，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声就出走了，后来他的朋友们听说他已经放弃学医而到一个农场干活。
现在，菲利普上内科和外科的课程，他每星期有几个上午去门诊给病人包扎，他乐于这样来赚一点钱。他学了听诊和如何使用听诊器。他学会配药。7月份他要参加药物学的考试。摆弄各种药物，调制配方，滚压药片，制造软膏等，他自觉得有一番乐趣。只要能从中汲取人生情趣，不管是什么，菲利普都热心去做。
他有一次远远地见到格里菲思，但是，为了不愿忍受不理睬他而带来的痛苦而回避他。当他意识到格里菲思的朋友们知道他们之间的纠纷，并推测其中的原委时，菲利普对他们感到不大自然，这些人有的已成了他的朋友了。他们中有一个年轻人，个子特别高大，长着个小脑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名叫拉姆斯登，他是格里菲思最忠诚的崇拜者之一，他告诉菲利普说，格里菲思因为菲利普不给他回信而感到非常伤心。他想和他言归于好。
“这是他叫你给我捎的口信吗？”菲利普问道。
“噢，不是。这只是我自己的意思，”拉姆斯登说道，“他对自己所干的事遗憾极了。他还说你以往待他一直很好。我知道他会乐意和好的。他不上医院来是怕遇到你。他认为你会不理睬他。”
“我就不理睬他。”
“他为此难过极了，真的。”
“我有足够的毅力来忍受他感到的这点儿别扭。”菲利普说道。
“他会尽力来求得和解的！”
“多么幼稚！多么歇斯底里呀！他为什么要放在心上呢？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不和我来往他照样可以过得很好。我对他再也不感兴趣了。”
拉姆斯登认为菲利普冷酷无情。他稍停了片刻，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哈里真的希望和那个女人没有过任何瓜葛。”
“是吗？”菲利普说道。
他冷冷地说着，自己觉得心安理得。没有人能够猜出他的心跳得多么厉害。他不耐烦地等着拉姆斯登继续说下去。
“我想你现在也差不多把这件事忘了吧？”
“我吗？”菲利普说道。“差不多忘了。”
他渐渐地了解了米尔德里德和格里菲思的瓜葛的始末。他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地倾听着，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态，瞒过和他说话的这个迟钝的学生。她与格里菲思在牛律度的那个周末与其说是扑灭她燃起的情火，倒不如说是使之更炽热化了。当格里菲思回家时，她突然心血来潮，决定独自在牛津再待两三天，因为她在这儿过得太愉快了。她觉得什么也无法诱使她回到菲利普身边去。他使她反感。格里菲思对由自己惹起的这场情火感到吃惊，因为他发现和她在乡下度过的这两天有些乏味；他也不希望将这场有趣的插曲变成讨厌的恋爱关系。她迫使他答应要给她写信。而他是个诚实的体面的人，生来礼貌周全、乐意和每个人友好相处，因此，当他回家时，给她去了一封娓娓动听的长信。她给他回了一封多情而又蹩脚的信，她不善表达感情，写得不三不四，俗不可耐，使他生烦。当第二天接着来第二封，隔天又来第三封时，他开始觉得她的爱情不再令人喜欢，而是令人惊恐了。他没有回信。她便接连不断地给他打电报，问他是否生病了，是否已接到她的信。她说他的沉默使她忧心如焚。他不得不回信，可是极力使回信写得既随便又不太唐突。他央求她别拍电报，因为这样很难向他母亲解释。她母亲是个连一份电报也会引起恐慌的旧式女人。她写信由下一班回程邮递带回，说她必须见他，并且提醒他她要典当物品（她有菲利普送她作为结婚礼物的那个梳妆盒，它可以典当8镑）以便能够到离他父亲开业的村子4英里的市镇住下来。这吓坏了格里菲思。这一回，他拍了电报，告诉她不能这么干。他答应他一到伦敦便让她知道。当他到了伦敦时，发现她已经在他将赴任的医院找过他了。他不喜欢这样，见到她时，告诉米尔德里德说她不能利用各种借口上这儿来。现在，3个星期不见她以后，他发觉她实在叫人讨厌。他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会与她有过瓜葛，决心尽快与她一刀两断。他是个害怕吵架的人，也不喜欢给别人造成痛苦。然而同时他有别的事要做。他打定主意不让米尔德里德来打扰他。当他遇到她时，他装得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诙谐风趣、温柔多情：他捏造出自上回见面以来这段时间不见面的令人信服的种种借口，千万百计地避开她。当她强迫他约会时，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都给她拍电报推掉了。而他吩咐他的女房东（他任职的头3个月住在公寓里）在她上门找他时说他出去了。她会在街上拦截他。当他知道她在医院附近等他出来等了两三个小时时，他会对她说些亲切动听的话，然后推说有事务上的约会撒腿就跑，他变得能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医院。有一回，他半夜回公寓去，看到一个女人站在公寓前栏杆旁，便猜到这个女人是谁，于是到拉姆斯登房间里去临时求宿一夜。第二天，女房东告诉他说，米尔德里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哭了好几个钟头，女房东最后不得不告诉她，假如她再不走的话，她可要去叫警察了。
“我说呀，老兄，”拉姆斯登说道，“你已脱离干系了，这倒自在。哈里说假如他稍微发觉出她是这么个讨人嫌的女人而还与她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他就不得好死。”
菲利普想起她在夜里坐在门口那么久的情景，当她木然地抬头望着驱赶她的女房东时，他仿佛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
“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哦，她在某处找了个工作，谢天谢地，这下子够她整天忙的了。”
夏季学期结束之前，菲利普最后听到的消息说，格里菲思被她不断的纠缠激怒了，也顾不得温文尔雅了。他告诉米尔德里德说，他讨厌受人这样纠缠，叫她最好走开，别再来打扰他了。
“他也只能这样，”拉姆斯登说道，“这事做得有点儿太过分了。”
“事情就这么了结了吗？”菲利普问道。
“哦，他已经有10天不见她了。要知道，哈里甩人可有两下子呢！这可能是他遇到过的最难对付的一个了，但他还是应付过来了。”
后来，菲科普再也没听到有关她的什么消息。她消失在伦敦的芸芸众生之中。
ＬⅩⅩⅪ 冬季学期初，菲利普当了门诊医生的助手，负责门诊病人的共有3个助理医生，每人每周值班两天。菲利普报名在蒂勒尔大夫手下当助手。蒂勒尔大夫在学生中颇有名望，大家都争着当他的助手。蒂勒尔大夫是个瘦高个，35岁，脑袋很小，红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蓝眼睛鼓凸凸的；他的脸色红润，嗓音悦耳，口才好，喜欢说笑话，还有点儿玩世不恭。他是个有造诣的人，有大量的临床经验，有希望获得爵位。由于常跟学生和穷人打交道，他有一副恩人的气派；又由于常与病人打交道，他具有健康人的乐善好施的神态，这是某些会诊医生所具有的职业风度。他使病人觉得自己好比是站在一位和蔼可亲的教师面前，而他的疾病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它与其说使人烦恼，倒不如说给人带来乐趣。
学生必须每天到门诊部，观察病例，尽量学得一些医疗知识。可是在他执行助手职务时，他的责任就比较明确了。那时候圣卢克医院的门诊部有三间相通的就诊室和一间有许多大石柱和长板凳的阴暗的大候诊室，病人们在中午拿到了“挂号”后就在这儿候诊。他们排着长队，手里提着瓶子和药罐。有的衣衫褴褛，浑身污垢，有的穿得很体面，男女老少坐在昏暗的候诊室，给人一种古怪，可怕的印象。他们那副样子使人想起多米尔的那些阴森恐怖的画面，所有的房间都被漆成一模一样，橙红色的墙壁和栗色的高高的护壁板。房间里有消毒水的气味，渐近黄昏时，还混合着人体上发出的汗臭味。第一间房子最大，中间摆着医生用的一张桌子和一张办公椅。桌子的两旁各放一张略小一些也略矮一些的桌子，一边坐着住院医生，另一边坐着负责当日“病历簿”的助手。病历簿是厚厚的一本，上面记着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职业及病情的诊断。
下午1点半，住院医生走进来，扫铃吩咐门房将老病号叫来。老病号总是有许多人，需要在蒂勒尔大夫两点来之前尽量地处理完这些病人。菲利普接触的住院医生是个小个子，短小精悍，过分地自命不凡：他在助手们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架势，而对那些年纪相仿的高年级学生对他的随随便便的态度、没有对他目前的地位表示应有的尊敬表示明显的怨恨和不满。他开始看病，一个助手协助他，病人们鱼贯而入。男病人先进来。慢性支气管炎和“令人头痛的咳嗽”是这些男病人的主要病症。一个人走到住院医生跟前，另一个走到助手跟前，递出“挂号证”。假如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住院医生或助手就会在挂号证上写明“重复14天”的字样，于是，病人就提着药瓶、药罐到药房去领取足够再服用14天的药品。有些滑头的病人退到后面去，以便能够让医生亲自诊断。但他们也很难如愿以偿，只能留下三四个病情特殊、需要医生亲自诊视的病人。
蒂勒尔大夫迈着轻快的步伐飘然而至。他使人联想起那个一边喊着“我们又见面了”，一边跃上马戏团舞台的丑角。他的那副神情似乎在说：生病又有什么的？看我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他坐下来，问是否有老病号要让他看，接着便迅速地检查这些病人，一双锐利的眼睛审视着他们，同时和住院医生讨论病人的症状，不时插一个笑话，逗得助手们哈哈大笑。住院医生也笑得很开心，但却摆出一副认为助手们的笑太冒失的神气。接着，他说天气很好，或者天气炎热之类的话，然后按铃叫门房去将新病人带进来。
他们一个个地进来，走到蒂勒尔大夫的桌子跟前。他们有老人、年轻人和中年人，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如码头工人、运货的马车车夫以及酒吧侍者；可是有一些人也衣冠楚楚，显然是些社会地位较优越的售货员、职员之类。蒂勒尔大夫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他们故意穿破衣裳装穷。但他眼睛锐利，能制止他认为是弄虚作假的把戏。有时，他干脆拒绝给那些他认为很可以付得起医疗费的人看病。女人是最令人头痛的重犯者，不过她们总是伪装得很笨拙。她们会穿着破烂不堪的外套和裙子，却忘了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掉。
“你既然能够戴得起首饰，也一定能够请得起私人医生。医院是为穷人看病的慈善机构。”蒂勒尔大夫说道。
他将挂号证还她，叫下一个病人。
“可是我已拿到挂号证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挂号证，你出去。你没有权利上这儿来，浪费真正穷人看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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