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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板凳上做的学问
本卷所收，是我的部分“美学著作”，包括一部专著和一些论文。所谓“专著”，就是《〈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曾于1988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论文，则分别发表于各学术刊物。这次收入文集，都没有再作修改。
这是一些跟第一卷完全不同的文字。
如果说，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代表了我的第一个梦──文学梦；那么，本卷和第三卷《艺术人类学》，就代表了我的第二个梦──学术梦。这个梦，始于1978年。这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开始了读线装书的生活。而且，就在入学前不久，我的女儿也出生了。显然，我必须告别过去，重启未来。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转折。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奔赴边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详见第一卷前言）。这次，则要由“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从边疆到内地，从农场到高校，从实践到理论，从创作到研究，从干活到治学，几乎一百八十度。这个弯，不好转。
幸运的是，我的运气非常之好。1978年，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学校上上下下极为重视。各系各专业，都派出最好的教师。中文系的古代汉语专业，是周大璞先生讲训诂，李格非先生讲音韵，夏渌先生讲文字，皆为一时之选。古典文学专业，则由胡国瑞、王启兴、吴林伯、刘禹昌、吴志达、苏者聪、毛治中诸先生组团，共同担任导师，堪称豪华阵容。更重要的是，两个专业，都要到1981年才招第二届。也就是说，这么多的“顶尖高手”，三年间就只带我们几个徒弟。现在想来，真觉得是“太奢侈”了！
第三年，写论文。我报的选题，是《文心雕龙》。于是，导师组指定吴林伯先生，担任我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先生是湖北宜都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后入复性书院，师从马一浮、熊十力诸大师。由是之故，先生于群经诸子，造诣极深。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付出了毕生精力。所著《〈文心雕龙〉义疏》，共一百万字，在先生去世四年后的2002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而这部巨著在当年，却是我们的教材。
教材是油印的。所谓“油印”，就是用铁笔和钢板，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墨印刷。这样的课本，现在是看不到了。我们上课，就用这个。课毕，先生提着饭篮，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到对面小山包上的教工食堂去买饭。先生一辈子吃食堂，茹素，因此我总怀疑他老人家营养不良。后来，每次回武汉，便总要请先生到宝通禅寺吃素宴。又故意多点些，打了包让先生带回，多少算是改善。
先生对生活要求很低，对学术要求很高。成为我的指导教师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用毛笔在宣纸上，把《文心雕龙》五十篇抄一遍。然后到他家里，当面用朱笔点断。那时住房条件很差。给我的待遇，是在先生的书桌旁放一张方凳，算是小书桌，然后坐在小板凳上读书。书，主要是两本，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即《〈文心雕龙〉注》；一本是吴林伯先生自己的，即《〈文心雕龙〉义疏》。那时《义疏》还没有出版，只有油印本和手稿。但先生为我“开小灶”，准许我读，准许我用，不怕我“偷”，也相信我不会“偷”。这样，直到先生认为过关，才回到宿舍写论文。所以，我的学问不是坐“冷板凳”，而是坐“小板凳”做出来的。
论文的撰写，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写提纲。先生看过，提出意见，改；再看，再提意见，再改。如是者三。然后成文。仍是先生审阅，提出意见，改；再审，再提意见，再改。又如是者三。吴林伯先生通过后，又请胡国瑞先生和王启兴先生审看，提出意见，再改。最后，才是打印出来，正式送审，提交答辩。
现在想，八十年代的风气，实在是好。评审专家中，山东大学的牟世金先生跟我的导师吴林伯先生，学术观点是有分歧的，两人也不同门派。但牟先生对我的论文，仍给予很高的评价，毫无“门户之见”。1983年在青岛开“《文心雕龙》研讨会”，牟先生还发函邀请吴先生和我与会，坐而论道。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刘纲纪先生，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也跟吴先生意见不同。论文答辩时，我跟纲纪先生当面争论，针锋相对，面红耳赤。旁边同学看了，都捏把汗，刘先生却不以为忤。最后投票时，给我的成绩，也是“优等”。
显然，牟先生和刘先生的态度是：我不管你哪门哪派，也不管你跟我的观点是否相同，只管你论文做得好不好。因此，哪怕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只要你说得够水平，我就给你打高分！相反，则不通过。比如我的一位同学，当年就没有拿到学位。
这就是老一辈学人的风范！这样的风范，我觉得很需要弘扬。
受到诸位先生好评的这篇学位论文，在数易其稿之后，就成了收入本集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关于它的出版过程，本卷收有郝铭鉴先生的《话说易中天“初出茅庐”》一文，有详尽的介绍。说起来，那恐怕又是另一段佳活呢！
2010年6月6日 初稿
2010年9月3日 改定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序 胡国瑞（1）
易中天同志的这本《〈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以其硕士论文为基础而补充修改完成的。对于他的硕士论文，我当时颇为欣赏。我们的祖先在各个时代不断创造积留下丰富优秀的文学遗产，其内蕴的精深丰美，如山海之探取无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腾发出新异的光辉。我们作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后继者，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要任务，在以新的时代眼光对那些遗产进行整理发掘，阐扬出新的时代意义，为我们创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易中天同志以现代的美学观点对《文心雕龙》所作的探讨，正是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的。
《文心雕龙》是自周至晋一千多年文学创作的总结，举凡所有文体及有关创作的从构思而至各种表现方法及手段，以及鉴赏品评，无不“深极骨髓”地加以论析，其系统之完整，论述之详审，识见之卓越，笔调之精美，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之宏伟专著。全书虽纲目毕具，义各有归，然事理相关，互多牵涉，纷纶杂陈，易滋眩惑，要别具所见，理为条贯，重加阐论，正如刘勰所自谓，“弥纶群言为难”的。中天同志运用现代美学眼光，从《文心雕龙》中有关文学本体、创作精神、审美理想三方面着重申论，所有本书中这三方面有关言辞，无不爬梳列举，并酌取其他典籍之文，以为佐证，言来俱能切中事理，惬当人心，其构思之精，用力之勤，可以想见。而其总括《文心雕龙》全书义脉，如万流之朝宗于海，归于“自然”，可谓探得骊珠所在。这本著作的面世，无论是对于理解《文心雕龙》的义蕴，或对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应走的途径，都是重要的贡献。
我早年就很喜爱《文心雕龙》，但觉其体大思精，须专力攻治，而一直不遑顾及，故近数年来学术界对该书的讨论尽管那样热烈，我连作壁上观也说不上，直是远离论坛。今天，易中天同志要我为他的这本著作写序，我只能藉此谈点粗浅的感想。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从文学本体以至创作标准，都贯彻了“宗经”、“征圣”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可能被认为是刘勰文学思想的一种局限，我却认为其中存在不可磨灭的文学至理。他在《原道》中说，孔子“镕钧《六经》，……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能“弥纶彝宪，发辉事业”，“鼓天下之动”，对于人类社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作者“搞文必在纬军国”，要能“兴治济身”，“弼违晓惑”，不能“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他所要求的文学创作应具有的这些重大的作用，是文学本身生而与俱的。这一认识，在我们今天尤感重要。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就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前进。因为作为社会的人，为了存在，为了蕃殖，必须关心社会，社会的治乱，直接关系着人的生活及生存，而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必然要反映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给予积极的作用。这是文学的天然职责，即刘勰所谓的“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可是就是这人所共知而成为常谈的道理，有些人并不记得或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认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巨的时代说的，自然有较浓厚的火药气味。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是永远存在的。尤其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学对社会人民的教育任务尤为突出。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的荣誉职称，对于正在大力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期的作家来说，其应产生的责任感是非常重大的。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序 胡国瑞（2）
运用文学这一工具来教育人民，推进社会，必须掌握大的方向。今天我们都很明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使我们的文学繁荣发展，发挥出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巨大作用。刘勰主张的文须“宗经”，正是深明文学创作须有大的方向这一道理的。刘勰身处齐梁时代，政治上争夺频繁，哲学思想上释、道盛行，就是释、道思想，他也是有所承受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宗经”，乃是他认为儒家经典义理能“参物序，制人纪”，仍是治世安民的良方，适合他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要求的。当然，儒家哲理之于封建政治，四项基本原则之于“四化”建设，性质迥异，何可比拟！然如航海之有定向，事物之理，古今仍是一致的。至于儒家思想对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之功过得失，则是性质不同又当别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了。
刘勰认为儒家经典之文“参物序，制人纪”的同时，还可“洞性灵之奥区”，而“五性发而为辞章”亦“神理之数”。这样也给我们表明，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的“纬军国”之外，人的一切生活感情无所不在，“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亦可见其一端，因为所有情文之发皆得其正，无不有益于“纬军国”的目的的。由此想到我们今天对文艺功能的要求。为了适应今天新的时代，我们的文艺思想大为解放。我们的文艺不限于为工农兵服务，而是要为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文艺的天地无限广阔。我们除了从某些重大题材表现出人的高贵品质，也应从许多日常生活描写中展示人的优美的精神世界，由于是人们熟习的日常生活，更使人觉得亲切而易受感染，其对于读者的浸润之功是不可估量的。
从我国古代诗歌中，我深切感到其对人的涵养移情之功。读屈原、杜甫的作品，他们那种关怀国家人民的忠悃之情，深重有力地激励着我们，有助于增强我们尽忠国家人民的志气；即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何尝不能裨益于我们高尚情操的培养！陶渊明深恶当时世俗之溷浊而“有志不获骋”，便决然脱去，归到田园，亲事农业劳动，一任本真，无所矫饰，虽备历艰困，而怡然自得，志气无所变移，“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读其诗文，诚如昭明所谓，“语时世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并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亦“有助于风教”，可谓能深知渊明，而肯定其人品文章“有助于风教”，识见尤为卓越。渊明少壮时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可见并非是无心世事的，及看清现实黑暗，便决然与绝，不同流合污，虽憔悴亦不辞，而且“怡然自得”，读他的诗文，真觉“古道照颜色”。就是在今天，他的高尚真朴的精神情操，也可有益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如陶渊明当身抱羸疾，“偃卧瘠馁有日”了，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馈以粱肉，麾（挥）而去之”。这真是一副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典型，前辈朱自清先生在生活艰难时拒受美援救济物资，不也就是与此同类的表现吗？这种精神，在今天如能对我们有所感染，何尝不可增强一些对不正之风的抗拒力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