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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只有把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精神产品看作是人生价值的真正标志，才会这样自觉地刻意为文、作文寄心；也只有把审美看作艺术的主要特质，才会对形式美进行不懈的探求。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历史事实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艺史上极富创造精神的艺术开拓期。你看那孕育着律绝形式的五言诗章，你看那迈开了前进步武的七言古体，你看那类似诗歌的抒情小赋，你看那已具雏型的笔记小说，你看那齐整绚丽的骈文，你看那可视为游记体文学的散文，……这里还不包括刚刚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的书法等等。这些崭露头角的新文学样式，虽然远不及后代那样成熟、完美，却已竞相显示出自己的美学魅力而足以使人耳目一新，并且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家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从周代民歌开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戏剧，几乎每个时期都有自己主宗一代文坛、可以引为骄傲的文学样式，而这里却只有一排刚刚冒尖的新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文艺理论极为敏感地显示了时代的特征。同样符合逻辑的历史事实是，魏晋南北朝也是中国美学史上极富创造精神的理论开拓期。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的创作和欣赏，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艺术规律和审美形式的探求，成了文人们的热门话题。从文体的辨析到文笔的区分，从才学的主次到华实的关系，——各种问题不断提出；从“气有清浊”到“声无哀乐”，从绘画六法到十二笔意，——各种学说不断建树；从文学构思到艺术鉴赏，从作家品评到流派考辨，——各种领域不断开拓；而“气”、“韵”、“风”、“骨”、“情”、“采”、“体”、“势”、“神思”、“滋味”等中国美学特有的范畴、概念也都纷纷提出。至于文人集团的出现，文论专著的写作，文学专集的编纂，更是前所未有。总之，问题提出很多，范围涉及甚广，虽然前后流派纷陈，诸家学说不一，但共同的倾向，却是“文学的自觉”。
第一章 时代骄子（4）
“文学的自觉”表现为创作的繁荣和批评的繁荣。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审美理论才产生出来。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艺术开拓期和理论开拓期，才有那么多问题值得研究，才有那么多对象可供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才不会再和对社会政治伦理的研究混在一起，也才能在具有相当宽度、广度、深度的背景下，产生《文心雕龙》这样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部自成体系的文论专著诞生在这个时期，与其说是因为刘勰（约465—约532）这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出现，毋宁说正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二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探索最力、建树颇多的艺术开拓期和理论开拓期，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艺术与政治、经济发展的这种明显的不平衡，常使人怀疑这种繁荣的真正原因。为此，似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的行程。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新兴的地主阶级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①！“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②。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地主阶级是何等地充满自信！事实上，百代皆沿秦制度，秦虽二世而亡，它的事业却被汉政权继承下来。经过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变异，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它那定于一尊的正统地位和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道德规范、用人制度、美学原则，都随着版图的日益扩大和粮库的日益充实而确立起来。从哲学思想到道德观念，从学术研究到文艺创作，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几乎成了儒学的一统天下。继承着北中国的正统观念和写实态度，高扬着楚文化的神奇风采和浪漫精神，颂赞着汉帝国的文治武功和繁荣昌盛，以皇皇大赋为代表的汉代文艺，表现着一个上升阶级所必须的自信心、进取心和肯定精神，并与这个时代的文艺思潮——重功利讲实用的儒家伦理美学相一致。
文艺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历史总是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进的。五百年过去了，由奴隶社会过渡而来的早期封建制，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各方面都暴露出自己的弊病，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学一家独尊的表面繁荣下隐藏和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烦琐迂腐的经术、妖妄荒诞的谶纬，以及铺陈排比、诡势瑰声的赋体，都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自由，成了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审美价值的僵死教条和模式。陈旧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已很难培养造就杰出的人才，“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到了东汉末年，刘氏王朝已风雨飘摇，积重难返。终于，在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汉帝国巍峨大厦一朝倾覆，五百年独尊局面分崩离析，群雄割据取代了一统天下，标新立异取代了因循守旧。在统治阶级不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文化中心对思想和文化作过多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②，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基础和思想前导，以外来文化、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第一章 时代骄子（5）
这股新思潮在文艺和审美领域的表现就是前述“文学的自觉”，它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那种狂诞不经、颇遭物议的人生观一样，都是对旧传统的背弃、对旧信仰的动摇、对旧价值的否定和对旧法规的冲决。不同于先秦两汉，这个时期把自己的光辉闪烁于美学史上的，是一批真正有着审美心灵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他们或高踞于社会之上（如曹氏父子），或超然于世事之外（如竹林七贤），却无不在陶醉于音乐、诗歌、绘画、书法等审美境界的同时，潜心于艺术自身规律的体察与琢磨之中。儒家艺术社会学的影子已日淡如水，文人们内心深处的美学原则是“为艺术而艺术”。“诗缘情”取代了“诗言志”，也就是个人私情的自我表现取代了社会性伦理道德情感的普遍传达。文艺不再是宫廷点缀、六经附庸，而是自我表现的手段、人生价值的标志。“劝善惩恶”的狭隘功利框架和“唯正之听”的僵死表现模式被打破了，而代之以真性情的自由抒写和对新形式的大胆探索。注重情感、讲究形式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取代注重伦常纲纪、讲究实用价值的观念成为这个时代的美学主流。
对于这一新思潮，无疑应有高度的评价。它是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艺术本质的新认识，较之从政教伦理、典章礼仪的角度来看艺术，有更多的合理因素。然而任何思想的变革总是反映着社会的变革，而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和逻辑走着螺旋式的道路。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反思与否定，终于以否定之否定而走向以唐为始端的成熟期。随着庶族地主阶级通过新的途径取代士族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儒学又重新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当然，它已扬弃了两汉经学中的迂腐气息和神学色彩，并受到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渗透。但是，它对我们民族意识的主宰作用，却是任何思想所不能替代和左右的了。自唐始到鸦片战争，其间虽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却仍不能动摇儒学的这一地位，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离经叛道”，便成了中华民族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顽皮”。这种历史变革的必然性作为结果，反映到文艺与审美领域，便是以杜（甫）诗、韩（愈）文、颜（真卿）字、吴（道子）画为代表的唐代艺术精英；而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预示，则是产生于南朝齐梁之际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理论巨子，似乎“超前”地预感到，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终究（不一定是直接）受到儒家学说的规范、制约、渗透，个人情感中有社会内容，艺术形式中有理性因素的艺术必然产生，新的审美理论和审美趣味必将取代魏晋风度成为新的美学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就既是它所处时代的产物，又是后一个时代的先声。
三
《文心雕龙》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它尊儒宗经的鲜明态度上。关于这种态度，学术界所论颇多，似无庸赘述。问题在于，在玄学勃兴之后，佛学盛行之时，《文心雕龙》何以能反戈一击，挽狂澜于既倒？
前已说过，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颇为活跃的时代。不但繁琐的经术和荒诞的谶纬终于垮台，就连儒学本身也面临着“信仰危机”。魏晋玄学大兴，南朝佛学颇盛，二者都与儒学相悖。晋室东渡之后，玄风仍大盛于江左，元帝简省博士，置王（弼）氏《易》而不置郑（玄）氏《易》；刘宋元熹年间，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马郑之徒又遭打击，两汉时期的雄风，一直未能重振。至于刘勰所处的齐梁之际，则是南朝佛教的高峰时期。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僧众，亲送茶饭；梁武帝萧衍竟然公开舍身同泰寺，愿与众僧为奴。统治者既躬行于上，佞佛者便遍于国中。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中之数虽非实指，却也未必是夸饰之词。范慎作《神灭论》攻击佛教，“辩摧众口，日服千人”，最后还是受到政治迫害，佛学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刘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少时又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而且“博通经论”①，然则《文心雕龙》之作，却标举儒学，其中的奥妙，确实是大可深究的。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时代骄子（6）
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且似乎可以得出许多答案。比如，除了前述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外，还可以从儒学本身的生命力找到原因。儒学作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基础之上的一种伦理哲学，反过来又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二者之间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历史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联系，从而产生出一种排它性功能和吸收性功能，所以外来文化终不能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而只能被兼容或者同化；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其他学说、思想与儒学的关系也是如此。只要看看印度的佛教如何演变为中国的禅宗，只要想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入则为儒臣，出则为老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寄情山水，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因此，如果说“焚书坑儒”的暴戾行为尚不能将儒学扼杀于独尊之前，那么，经历了五百年熏陶教化之后，任何外来文化或新兴异端，也就至多只能引起我们民族的一点好奇心罢了。对于一个宗教观念淡薄而伦理观念极浓、思辨兴趣颇低而务实精神颇强的民族来说，玄妙的清谈和狂热的崇拜都实在不合他们的胃口，所以儒学的重新抬头，乃是势在必然，刘勰不过顺应了这一潮流罢了。但是对于刘勰来说，他标举儒学，提倡征圣宗经，更为直接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文坛的现状。
当时文坛的风气，虽不可一概而论，但总的倾向，是如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之所言：“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在这里，“贵贱贤愚，唯务吟咏”，正是“文学的自觉”的结果，并无值得指责之处；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