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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不要贪小，不要羡慕人家，得不到的东西不要羡慕人家，要实际一点。得不到东西你羡慕，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我从小就懂得这一点，再阔的人我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时是比穿戴，大了就比金首饰，唱戏就比花篮，就要靠那些财主富商。我小时候绝不比这个，我比的是台上唱戏的本领。我演小孩的时候就敢跟大角比，我在台上，谁都知道我叫“小钢炮”，逮谁跟谁开。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家里穷呀，我要改变我的根本。我也是受我父亲的教育，就是说，好汉不挣不义之财。
我爸没有文化，他爱听书，他的知识是从书里学来的，看了《三国》，说话咬文咂字。我二伯父也是干这行的，有很多成语都是他们教给我的。我爸是卖糖葫芦的，到妓院去卖糖葫芦，他看透了那些妇女的痛苦。我二伯父拉胡琴，二伯母是老鸨子，他看透了那些伤害女性的行当，憎恨旧社会摧残女性的那些悲剧，所以他坚决让我吃文艺的这碗饭，不让贪小。我小的时候连辫子长了他都让我拆了，他怕我学浮华，怕我羡慕人家美，挣不义之钱。在我父亲和二伯父的教育和影响下，再穷我都表现得很刚强，从不做那些让人指着我脸红的事。你要贪一个东西，你就能舍弃一个宝贵的东西，最没出息。小时候，我受的教育一直对我有好处。人家都吃白馒头，我在后台吃窝头，从不觉得可耻，我从小就这样。
另外，我懂得疼人。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可能也就十三四岁，我从小学京戏，13岁才开始拜师学评剧，一年后我就成小主演了。这个天津劝业场现在还有呢，六楼有一个评剧戏院子，叫“天乐戏院子”，那里的财主叫“大老窑”。他这个戏班为什么不倒呢？因为他后台有一大锅饭，谁都愿意到那儿吃饭去。过年过节给白米饭，平时就是窝头，过年过节我就在那儿吃饭。唱戏就是这样，只要会唱戏就有资格吃饭，我舍不得吃，把我的这份饭装进饭盒带给我爸爸吃，他老吃窝头我心疼。天长日久“大老窑”就知道了，他说你在这儿吃着还要拿回去？我说我没有多拿你的，我就拿我一个人的，我吃多少就盛多少，管事的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说我拿回家不行，逼着我，我说不拿回家不行。
这个时候正是过年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是演小孩的，但我是个万金油，我可以哪缺哪补，我能唱彩旦，能唱三合脸，唱小生，彩婆子我也能演，所以离了我不行，我知道他离了我不行。他眼睛瞪得凶极了。我小的时候懂得再凶你也需要我唱戏，他瞪眼，跟我就火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饭到家里去，我就不干了。我把饭都倒到那个盛饭的大笸箩里，就从六楼往下跑。他岁数大，又很胖，追不上我。他一想我要是真不干了，他还真不行。我挣钱少，又唱戏多，干的活可以说是转一圈，甚至场面上没人打梆子我都能打。
他追到楼底下把我拉起来，从此许我把米饭往家里盛。那个时候，真是这样的，自己得有点本事，才能降得住这些人。我绝不赶着你，你让我唱戏，值这仨钱就给我仨，多了我不要，少了我不行。戏班对付财主就得这样。但是，我到台上就规规矩矩演戏，发着高烧也是这样，烫得扶到人肩上就把人吓一跳，照样演戏。病得一点劲儿没有，发烧也不休息。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性格，能坚持。
我追求文化也有很逗的事。旧社会很讲假面子。我虽然没有文化，也没钱，穿一件仁丹士林的蓝布大褂，但是我有一只笔。我也学着人家有文化的人，把这支笔挂到大襟上。这是什么笔呢？是我从财主垃圾堆里拣的一个笔帽，我把这个笔帽别在我的大襟上。走到哪儿生怕人家拉我这个笔，发现它原来只是一个笔帽。我就想，万一人家拉我的笔帽我就说笔丢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带一根笔，人家就会说你有文化，认识字，戏班里就尊重你。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3）
我的大褂是晚上洗白天穿，都洗出白丝来了。鞋破了怎么办？就打包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在人前不丢丑，干干净净。父亲说在家吃窝头，出了门打肿脸充胖子，吃窝头嘴上抹点油，就说我吃的是一个肉丸的羊肉饺子。旧社会就得装着，你越穷越被人看不起，没人同情你，穷人就得挣点面子。到13岁，我姐姐就走了，出关了，二伯父一家搬走了，我学京戏唱京戏没行头，也没有后台了，唱不了了。京剧行头什么都贵，但是评剧的行头比较便宜，用绸子自己做点沿边的衣服，另外我自己会绣花，画花样，绣彩鞋，绣衣服。这样呢我就能勉强在评戏班里学戏，我一唱就受欢迎，因为我聪明，不外行，是戏班里长大的孩子。
我14岁就唱主角。那是旧社会，有一位主角闹别扭，嫁了一个人，逃跑了，我就做主演了。但是我从小看不惯旧社会，戏剧界很杂，为了挣钱，舞台乌七八糟。比如说吧，唱黄色戏的现象是普遍的。什么摩登女郎呀，小姐呀，戴着假头套，装着假奶，我从小就讨厌这样。我记得让我演一出戏，我演田氏，后来又不让我演田氏了，说现在兴演纸人，你演纸人吧。纸人就是那些大演员，用扇子扇，横着上场子这样走，等于出洋相。我看不惯，我不演，台下拿你起哄，我不干。
不干，就整我了，想开除我。但是开除我，又不甘心，就买动了一个戏班里的人。这人很坏，他有点后台，很横，他是我的叔叔辈，在戏台上他刁难我使手段，使我在台上走歪了，把脖子筋给窝了，紫青紫青的一大片。大早醒来我母亲就用擀面杖给我擀。这样他还让我演，说小凤呀，你田氏演不了了，你就演纸人吧，我给你加双份的工资。我说你加双份呀，就是加八份我也不干！我歪了膀子，你也不用假心疼我，我死了你也管不着。我该挣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多一个子儿我不要，少一个子儿也不行。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姐姐曾这样说，对财主你得跟他动横的，可别他给你加俩钱，你就应他，这样下次他还欺负你。当然旧戏班跟今天的戏班不一样，今天戏班里没有财主了。
我从小就在戏班里不争角色，不争排位，不争同行的份子。但是跟这些财主丝毫不能留情面，我从当主演懂得唱角了就和老母鸡一样要伏得住人。周围膀子底下有一群小鸡，就靠我们主演怎么把她拢住。说现在的话，就叫能团结人，团结人就要帮助人家，关心人家，叫众星捧月，好花还得绿叶配。再说了这叫四梁八柱，这就是一台好戏，我从小就懂得团结那些给你包头的，穿衣服的人，在戏班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人没钱家都穷，我就接济他们。
我在天津的一个大班，就是天津的剧华，剧华是一个评剧院子，这里的财主姓朱，叫朱寿山，外号“朱胖子”。财主都是剥削人的，但“朱胖子”有一个好处，他懂得把大伙拢住，懂得培养人，他的班底特别硬，现在讲都是很有名的，大部分是文明戏演员。那时候，文明戏走下坡路，很多好演员后来都改了唱评剧。
我挣钱挣得少，但我演主演，为什么少呢，就比如我挣十块钱吧，我要抽出六块钱补贴这些四梁八柱。三大爷、二大爷、三叔、四舅舅呀，这就是戏班的戏德，人家说了跟着凤凰走得俊，能给好角牵马缒蹬，不给赖角当祖宗。什么是好角呢，就是好心的，懂得疼人的那个角。有许多人唱得好，可是很吝啬，一分钱也不替下边的人想。我不这样，我从小就这样，一直到十六七岁唱戏唱得有名了都是这样。很多演员从13岁跟我到现在，现在北京还有几位老演员，杨秀秀、杨志成、王东芳，都是从我13岁起就跟着我，跟我一块来北京的。
1949年开始，我在天桥唱戏，从万寿轩唱戏后来到了城里民主剧场，我们镇压反革命斗倒了恶霸财主，成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班。但是，我们经济自理，这些人都和我在一块。
1951年的1月，我当兵了，到了总政文工团，解放军评剧团，当了文艺兵。1955年成立评剧院，我从部队又到了地方，我都没离开杨秀秀。王东芳同志在“文革”前死掉了。杨秀秀曾经说了一句话，她说：“唉，文化大革命我最累的一件事，就是给小凤按手印。不知把自己卖了多少次，小凤一卖了我就按手印。”她不懂得那叫外调，她给我证明，她不会说，她说小凤卖了多少次我就得给她按多少次手印。因为我没有离开过她，从13岁她就给我证明，可以说一直证明到我50岁，一直证明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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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4）
小的时候家里熬一锅粥，满着的，哥哥、弟弟、爸爸都去盛，如果爸爸还没盛，我就不去舀。那时候我爸是养家的，他有吐血病，身体弱着呢，弟弟、妹妹小，所以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我也很自卑，吃苦受累，任劳任怨。我在二伯母家长大，姐姐、二伯母都让我干活，捶腰、凿腿，我什么都得干，所以习惯了。因此，后来的遭难我就安安序序地度过了。我这个人呀，从小就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虽然自己从小长得挺丑，脑袋大，脖子细，一副黄脸，瘦脖大肚子，可能就是缺乏营养。所以你看我现在皮肤还是黄白黄白的，不是那么粉。
小时候记得我永远是穿着一个面口袋染成的衣服，过年染成一身红色，这身红衣服也非要等初一拜年才能穿，我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老摸摸它，盼着天亮。有一年我姐姐给我买一块花布让我做一条裤子，我从十一二岁就会拿针，开始是做尿垫子，裤子不好做，剪裁不好剪。中国裤是抿裆裤子，抿裆裤还很有技巧。不会做不会裁我就问我大姑妈，叫我大姑妈给裁，说我姐给我买了四尺布，大姑妈说：“这么大姑娘还不会裁，扔一边去。”谁也不给我裁这条裤子。
人都走了以后，我把帘子挂上，把我自己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把被子拿过来围在腰上，剪完了以后就拿针缝，然后就穿上了。穿上以后老是不得劲。这抿裆有技巧，要拧着上，我把衩给对差了，结果这裤子一条腿朝东一条腿朝西，穿不上了。后来呢，我又把门给插上了，围着被子找毛病。我大姑妈说，这孩子老关门在屋里嘀咕什么呢？就扒着门缝叫我。后来她一看错了，拧着裆。她跟我一说我就明白了，抢过来我就进了屋，拿被子围上就开始做。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裤子都是我自己做。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说明一个人呀，学东西都要耐心。我学戏也这样，我能够举一反三地学习，能够学的让人满意，偷看人家的戏，偷会。还有我感动得师父来教我。
拜了评剧师父以后，第一个拜的是小五珠，他是评剧四大明珠盖五珠的学生，四大明珠是：盖五珠、月明珠、明日珠、闭月珠。四大明珠都是河北省唐山丰润县那一带的人，我的师傅是小五珠，他呢据说是半路出家，就是基础戏少。闭月珠基础戏多，后来闭月珠看我勤快，看我好，就教我戏，而且不收我的钱。
这钱都是半月交，可不能按钱数算，要按每月的粮食、面多少钱，按面算。那个时候粮食今儿五分、明儿一毛，所以他就算面。比如我每月两袋面，就是面涨到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因为他要是按钱的，今儿个能买一袋面，等到了下个月连四两面都买不了，那个年月就是这样的。
闭月珠不要我的钱，所以就像爸说的，有人缘就有饭缘，人缘是重要的。今天咱也懂了，天时、地利、人和呀都是人自己走的，自己创造的环境。我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一点，没有钱怎么办呢？就给人家干活，缝缝补补，人家需要什么就帮什么，而且我一直在帮。我不眼皮朝上，而是永远朝下，因为我自己从来没觉得我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本事。
我现在也这样，你看我早晨去散步，那些工厂退休的老工人，蹬三轮的，蹬板子车的不能蹬呀，遛弯呀，我一到那儿都是这一群人和我在一起。老太太推着小竹车给人家看孩子，扫马路，还是这样，院里跟我最好的就是烧锅炉的大师傅，修房子的那些小工，那些老工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得三百多修缮，因此永远有些散工、零工，他们都对我很好。有时没有饭票什么的，就偷偷找我借，我就借给他们，这些人跟我好，我也喜欢他们。我觉得有人缘就有饭缘，还得团结人，与人为善。当然我也有缺点，对人狭隘呀，没有文化，看事情愚笨，我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另外，小时候规矩多。我们家吃饭呀，吃菜不许过河，什么叫不许“过河”呢？就是一盘子菜，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菜，家里不是有三四个菜，而是大锅菜一大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