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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文艺史书，大多是专家、学者撰写的，都带有作者本人的褒贬爱憎。就是说，那些史书都是写进了作者的“自我”的。而这部书则不同，它的每篇文章都是文艺家的口述。具有真正的原汁原味，因此，鲜明的可信性、真实性便成了本书的另一重要特色。感谢本书的每位采访者、编者，她们趁这些国宝级的文艺家还健在的时候，通过口述、笔录的形式，把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文艺史料记载下来，留给后人，这是很有远见的，功德无量的。也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是完成了一项造福于后代的抢救工程，委实是可歌可贺的一大喜事。
美哉！壮哉！老一代红色文艺家——我们永远的榜样！
2007年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写于寒舍“山鹰巢”
作者简介：郑恩波，笔名红山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外文学研究员，文化部有突出贡献的高级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译协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顾问，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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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唱小调的学生到延安“鲁艺”的骨干（1）
我是河北宁晋县人，那里是个很穷的地方，十年九涝，人们过不下去都出去逃荒了。我们家就是逃难到山西的，父亲在那儿做了个小摊贩。我们那条街的米商都是有钱的，每年春节都要闹社火。社火就是征集一批人，一到过年过节，搞些个什么龙灯呀、旱船呀、跑驴呀、扑蝴蝶呀等民间艺术活动。为了搞社火，有钱的人就搞募捐，募捐的钱，用来买行头，这样就养着一批艺人。
那条街上有几位老艺人，能唱能舞，能做各种技艺表演。平时，他们从街道上挑选一些七八岁、也有五六岁的小孩，找个院子教练他们各种玩艺。每年入冬，就开始活动起来了。上学的孩子，放学后再到那个地方去练功。大家都没有什么报酬，是民间集合起来的，待练出点名堂后就出去表演。例如，正月十五到公馆、大商店门前表演，得到些赏钱，也分些给小孩，让他们给家里买些东西。我就是被选中的一个，所以，我从小就学习唱民间小调呀，扑蝴蝶呀，跑旱船，跑驴呀，我都会，这样，在形体活动上就有了基础。
我上小学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了，学校里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文娱活动，例如，跳跳舞蹈，演《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等小剧目。我在学校先是被选入班上的舞蹈表演组，后来又被选入学校的业余剧团。逢年过节或纪念会上，各个学校都要举行表演，我都是要参加的。我化装成女的，演过《葡萄仙子》中的仙子，连唱带舞；也演过《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
我在学校的表演是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我演过课文里的小话剧《洪水》，演一个卖糕饼的小孩。剧情是：家里做些糕饼，让小孩去卖。一些逃难的人们快饿死了，小孩就从树上下来把糕饼分给逃难的人吃。由于没有赚到钱，回去就要挨打，这时，小孩讲了几句话，很感动人。父亲那天正好在后面看我们演戏，回来后很得意地说：人家说那个小孩演得挺好，我就告诉他们，那是我的小孩演的。
我上中学时，“九一八”事变了，日本人入侵，东北沦陷。大家都怕做亡国奴，因为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呀，比牛马不如。我在中学就是个积极分子，参加宣传活动，到街头去唱歌、表演，唤起民众。有时自己也编写个小活报剧，表现亡国恨什么的，到街头去表演。后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青年剧社，以我们学校为骨干，吸收其他学校的人参加，到晚上集中到一块排些小戏。例如，我们编的《亡国恨》，没有什么台词，大家把故事情节一商议，然后分工：你演亡国奴，我演日本人，没有台词，到时候上台随便说，叫做“目标戏”。
后来有剧本了，看到杂志上登的一些小戏就拿来演演，这样就和社会上搞艺术的人有了接触，于是，就请人家来辅导，因为我们都是学生，不懂戏剧艺术啊。不但请人家来教我们排戏，有时连化装都是人家帮忙。这样就认识了一些搞戏剧的人，其中有何文今（北京科教电影厂厂长）、马羽等。由于请他们作辅导，我们之间就熟悉起来了。那时他们要搞个职业剧团，有个叫杜任之的同志（现在社科院工作）是德国留学生，他在德国就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后就搞起文化活动了。他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的高级参事，他搞的叫新生剧院，是党领导下的剧团。剧团的人都是经过审查挑选来的，都是进步青年。
1936年末至1937年初，剧院成立时，他们动员我参加，成立后就积极演些进步戏。那时正是绥东抗战，傅作义抗敌，百灵庙起义时期，我党动员全国支援绥东抗战。党的政策是谁抗日就拥护谁。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绥远，实际上是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我们这个剧团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也到了绥东抗战前线。到绥远就遇到一些进步人士，崔嵬、陈波儿、吕骥、刘良模、新安旅行团（即孩子剧团）的人等。我和这些人接触，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真正抗日到底，真正救中国。国民党不仅不抗日，还反对抗日，迫害抗日力量，后来的“七君子”事件，就是个暴露。这时自己才真正认识到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从那以后就积极跟着党走革命道路。我们剧团的人都参加了“战地动委会”。那时，续范亭任“战地动委会”主任，南汉宸任组织部长，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长，薄一波任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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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唱小调的学生到延安“鲁艺”的骨干（2）
到了1938年4月，组织上派我和何文今、马羽去延安学习。前面已派去了马可等人。当时的延安是很活跃的，尤其是抗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你一到延安就感觉到了那个气氛，每天都在歌唱抗日歌曲，因为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学生，有好多是多年未见面的，在延安却见到了。当时延安是最革命的地方，在文艺上，延安也是那个时期最活跃的地方。例如，1938年，以“鲁艺”为主在延安搞了一个戏剧节，演出的剧目有《流寇队长》、《农村曲》、《松花江》、《达旦河》、《打虎沟》。《流寇队长》是联合起来演出的，演员有“鲁艺”的、“抗大”的，也有“党校”的。当时的好多戏剧，后来都成了全国剧目，包括国民党地区的，因为国统区还没有人写出什么好的剧本，就把我们的剧本拿去演出。所以，1938年的延安，是戏剧最为活跃的地方。
1938年10月，我们第二期学员毕业时，要到前方去实习，当时正赶上第二战区去延安要人。第二战区司令是阎锡山，副司令是朱总司令。因为我们是从山西出来的，就又把我们派到山西去了。当时，张季纯在那搞了一个“文抗”，下面有几个剧团：如民革实验剧团，我们就去了那个剧团。剧团的几个头头都是“鲁艺”去的，像翟强、马玉和我，后来又从大后方去了陈雨亭，我们演的剧目都是从延安带去的。到了1939年，蒋介石与阎锡山挂起钩来，要###了，气氛比较紧张，组织上就把我们撤回了延安。我和翟强是1939年4月第一批回去的。
回到“鲁艺”后，我既不能跟着第三期学员去学习，研究室又未成立，领导让我等一等。正好延安要搞“五一”节纪念活动，有人搞了一个活报剧，大概曲子是吕骥写的，崔嵬导演，由我们这些老家伙出面演出。我演一个青年工人，因为1938年在《青工曲》中我就演过一个青工。这一唱啊，就被冼星海看中了，他说：“哎！哎！你不要在戏剧系了，到我们音乐系来吧。将来我们自己搞歌剧，就不用请戏剧系帮忙了，你搞音乐吧。”我说：“我对音乐不太内行。”他说：“你不用考，直接来吧。”因为我有民歌基础，加上嗓子好，歌唱得好，就被选中了。
到敌后去，穿越生死封锁线（1）
到了音乐系不久，约七八月份，中央号召开辟敌后根据地。那时，根据地发展很快，要巩固它，就必须派大批干部去工作，因为日本人一进攻，国民党就撤退；日本人再进攻，国民党又撤退。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有限，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出现了大批空白地区。那里的老百姓不知怎样好，需要有人去工作，去建立政权，动员他们，领导他们抗日。所以说根据地发展得很快，干部却很少。当时干部多集中在延安，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长征过来的人没有多少，也就几万人了。抗日战争开始后，到延安去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是党的干部、青年干部。所以，就把“陕公”全部、“青训班”、“工人学校”大部、“鲁艺”分出一半，还有“抗大”总校的派到敌后去了。那时，只要领导一动员，谁都愿意去，因为去延安就是要革命，要抗日就应该到第一线去呀。大家热情高极了，尽管谁都知道，到敌后去是要和敌人做正面斗争的，但都愿意去。
我们这第一批人浩浩荡荡出发后，还没有过黄河，就接到通知：让几个学校合并成立联合大学，叫做“华北联合大学”。我们“鲁艺”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部，“陕公”是社会科学部，还有###等。我呢，本是音乐系调出来的，过黄河后，就不让我搞音乐了，说：“你还是搞你的戏吧。”就这样把我拉到文工团去了，把几个学校搞文艺活动比较有经验的同志都集中到一起，成立了文工团。我们团在路上排了一个戏，是姚时晓写的，叫《棋局未终》，崔嵬导演，我是主演，演一个厨师，丁里演国民党市长，还有胡苏、老崔也参演了。另外，一路上还搞了些小的宣传节目。
临到过封锁线时，让我担任设营队长，在前面设营，就是每到一个地方，给各单位（连）分配住处。要过的封锁线，实际是封锁面：一条铁路、两条公路，还有一片平原。这一百二十里，全是敌占区。天还未黑，就开始行动，一路上都是跑啊！很多东西都丢掉了。有些女同志跑得都喘不过气来，有的拉着牲口尾巴跑，也有晕过去的。渴得没有水喝，就喝牲口尿。路上不能停，如果谁掉了队，非常危险，或者被俘虏，或者暴露了队伍的行动，因为除了保卫过路的三五九旅，别人都没有武装。三五九旅也就是前面一个团、后面一个团，一掉队就十分危险。所以，几个人架着一个人跑。有的是两三个人帮助一个女同志强行过路。记得在铁路附近的臭水坑旁，有许多人趴下就喝。我因为在设营队，走在前面，看到趴了很多人，余秋里大喊：“这个地方怎么能停？！怎么能喝？！”并且马上在两面设起警戒线，因为一旦有火车经过，就会打起仗来。我在前面设营队跑得还好一点，后面队伍，特别是女同志，跑得艰难极了，有的是硬拖啊！
过了铁路后，渴得觉得什么都是好东西了。我当时看见路边已收过的玉米地里，玉米杆还在，嚼着玉米杆觉得甜极了，就装了几段，一路走一路嚼着吃，真甜呀！过了一个小山，遇到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村里人都跑光了，我们就在此休息。没吃的，看到老乡的地窖里有一点黑豆，我们设营队几个人就煮一点吃，然后放上一块钱。第二天一早走时，我还想着口袋里装着几根玉米杆呢，这时一吃，又酸又涩，完全不是昨天那个味道了，因为你喝过水了，再吃就完全不一样了。昨天还甜极了呢，因为你需要。你看，人们喝那路边的脏水也不坏肚子，因为都排泄出去了。
过了封锁线，遇到了我们整个队伍的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他说：“现在好了，到了我们自己的地区了，我们可以慢慢走了，愿意走的可以走它个六七十里，不愿意走的可以走二三十里……”他正说着就听“轰”地一声炮响，接着来了几个通讯员，向罗司令报告情况。原来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前面必须经过的山口，并埋伏下了人。这时侦察员找来一个老羊倌，他知道一条日本人也没走过的路，老羊倌带着我们上山，一个山接一个山地跑。山上没有路，天又下雨，上山还好说，下山就难了，没有路，都是滚下去的。例如，侯金镜（原文艺报主编、文革中死去）眼镜也摔坏了，浑身像泥猴。一个个都是这样。这还不算苦，到了山下遇到一个四十多里路长的河沟，全是鹅卵石，在延安出发时每人都准备了四五双草鞋或布鞋，走过这条沟后都没有鞋穿了。当时天上下着雨，地下蹚着水，当时正是秋天，走的这条沟看天是条缝，沟里阴冷阴冷的，冷得能冻死人，两脚踩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