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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欢┚屠埂！焙罄赐跞鹆终椅姨福骸澳惴且┌肽昃桶肽臧桑帐跫衣铮凑沧卟涣恕！惫晃揖痛袅税肽辏吭履眯剿辛饲耍�1938年4月份就到了延安。
除去给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以外，我还演过几部戏，都不是主角。我演过史东山拍的《保卫我们的土地》、袁崇美导演的《热血忠魂》还有应云为导演的《八百壮士》。我在戏里也搞布景，也演戏，演了三个片子。这个时候，我也从事戏剧活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我真正干电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从武汉电影制片厂做美工师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接触电影，对电影产生了兴趣。
过去我是电影的反对派，非常不赞成电影。觉得电影没有舞台戏好，舞台戏是艺术，很难搞；觉得拍电影很容易，电影用真布景，选到合适的布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简单。那时不懂电影。
我到天云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还有《迷途羔羊》，谢添在天云公司当明星，找我，说：“你来吧。”应云为也在天云公司，导演《生死同心》，他也说：“你来吧。”我说：“我要干舞台戏，不干这个。”
后来我到武汉，接触了电影，才理解了电影艺术。应该说，这只是才开始学习。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没时间去搞电影。
参加抗战以后，我还是搞戏剧活动、搞宣传工作。那时在敌后演戏、演田庄剧，连舞台都不要了，在打麦场、街道里、村子里、院落里演戏，简单极了。其实那很接近电影，很真实。
这时候我跟张仃组织抗日艺术队，搞艺术宣传。当时抗日艺术队里人很多，艾青、田间都是我们队的，队里有很多搞戏剧、搞文学的。从武汉到西安，从西安到榆林，从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许多弯路才到延安。当时虽然国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们去延安，要是让国民党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虫”和棒子面
我到延安的时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轰炸以后。延安大疏散，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跟贺龙的一二○师过平汉路、同蒲路前往晋察冀，这时我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军，走了一个多月。
我记得我参加“西战团”的当天晚上，行军到了青边，在青边搞群众晚会，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借来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虱子，我也不管拿起来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说：“你还不错，也不嫌脏，真是艺术家。”
抗日战争我长了六七年虱子。虱子多到什么程度？冬天穿棉衣，我们那时没有衬衣衬裤光身穿棉袄，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棉衣、棉裤翻过来挂在外面冻。睡老百姓家里，睡之前借老百姓的笤帚扫。有句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我们身上虱子多得随便你说哪儿都可以摸到，脖子底下、胳肢窝底下、裤腰里，一抓一个。女同志最倒霉，头发没办法，虱子在头发上下虮子，一个个小点，撕不下来，烫也烫不死，没事在太阳底下你给我抓，我给你抓。我们管它叫“革命虫”。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晋察冀活动。魏巍过去在晋察冀一分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们在那儿演出，他在那儿搞部队报纸。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做编导委员长、团委，团长是周巍峙。团员很多，有田间、卫浪、方冰、邵子南。丁玲是前任团长，到河北换成周巍峙。这个团是很了不起的，一直坚持在敌后活动，给群众给部队演出。我们几年一直穿老百姓服装，经常深入到敌后，搞武工队，所以我搞武工队时间比较长。
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农村，住在老百姓家，身上长满虱子。这几年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很大的，不管觉不觉得自己都在变。虽然你看这屋子里很热闹，但我还保持着农村的风格。我一直和农村保持着联系，经常有农民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现在每天都要吃窝头，不吃不行。昨天来了两个香港朋友，我说：“我请你们吃窝窝头，蒸的棒子面的小窝窝头。”我们家经常喝棒子面粥，连阿姨都觉得挺奇怪，现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面有营养。刚开始下去吃小米饭，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挨饿，饿得受不了了也得吃，慢慢就习惯了，现在总是想吃。
大实景演田庄剧，“皇协军”小队长发传单（1）
在敌后我提倡了田庄剧。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田庄剧》。农村要搭台演戏得动员人，得竖旗子、杆子，很麻烦。田庄剧就是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大的院落，用实景演戏。
当时田庄剧很出名，我们演了几个田庄剧。
第一个田庄剧是方冰写的剧本叫《石头》。故事简单极了。石头出去打柴，老婆在院子里洗衣服，日本人乘机从筒楼下来到他家去调戏他的老婆。这个女的一看“太君”来了无理，就往屋子里跑，日本人追到屋子里，她又从屋子里跑出来，想跑掉，日本人堵着门不让她走。靠墙边有一个梯子，这个女的上梯子爬到墙外面去了，日本人追上去，这个女的就从墙上房，从房子的这边上去从那边下来，绕了一个圈，又跑回屋子里去了，日本人追进屋子里抓着她了。
这时演员在屋里，只看见枕头、被子、瓢、碗、罐从门、窗户扔出来，打在观众席上，一会儿没有声息了，她被日本人杀了。正在这时，石头背着柴回来了，一进门见情景不对，就拿着斧子在门外面等，日本人一出来，他就拿斧子把他砍死了。砍死后可惹了大祸了，日本人在村子里有据点啊。村长来了，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是我们的人，说：“你赶快走，你惹上事了，别待了。”给了他一个通行证，让他赶快到山里去参加八路军。石头跟村长两个人把他妻子扛起来，用席子一卷，拿着铁锨出去埋了，随后村长送石头走了。
这个戏是我导演的。演戏就在院子里，用院子的一个小门，院子里有两间房，有一个梯子靠在墙上。观众是伪村长和岗楼里的伪军，放一枪下来看八路军演戏。他们坐在院子的一头看演出，跟真的一样。演日本人的是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很多日本人被我们俘虏以后参加了日本的反战同盟，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抗战。他们演日本人，说日本话，穿着他们自己从日本带来的衣服，跟真的一样。老百姓一看吓坏了，特别是伪村长一看以为是真的，结果都是我们的演员。这个田庄剧演得很好。
还有一个田庄剧叫《慰劳》。写剧本的是王黎，我导演的。我们武工队在敌战区的边缘区活动，这个村庄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老百姓，她丈夫参加了伪军，而且是“皇协军”的小队长。日本人在保定集结要扫荡晋察冀边区。没来之前，她丈夫给她发来一封信，问能不能请她去保定见见面？这个伪军想他老婆了。他老婆在我们解放区，我们武工队正在村子里，经过村支部讨论可以让她去，而且劝他回来看看老母亲。妇救会长也认识他，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她说：“我给你保险，保险你回家没事。”她走了以后，我们就布置了，编了这个戏叫《慰劳》。
没有两天，这个“皇协军”的小队长回来了，穿着便装，还化了装。来的那天，村子里为了迎接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街道都命名了，什么解放路、光明路啊，还杀了一口猪。村长、村委会委员都是他的叔叔大爷，首先请他到村公所坐坐，然后让他回家看看。他到家一看，家里很好，又请他在村里看看，村政权请他吃了一顿饭，吃完饭请他看戏。
我们选了一个大院子，有三间北房，是地主的，摆了一排桌子，还有茶壶、茶碗，他的母亲、老婆都陪他坐着看戏。
这个戏编得也很简单。日本人扫荡抓了两个“花姑娘”，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糟蹋完了以后再“慰劳”伪军，伪军配合皇军“作战有功”。伪军的队长有点不高兴，说：“皇军岂有此理，他们玩剩了的给咱们，咱们不要，我们也去找。”没想到两个女的送来一看，老的是他的妈妈，年轻的是他的老婆。他妈妈骂他：“你还是人啊？是畜生！你跟日本人一样。”他老婆打了他。他就给他母亲跪下来。这时，我们就在台底下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戏的小队长也激动了，也伸手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完了，这个手就放不下来了，他意识到不对了，他是“皇协军”。大家看到他把手慢慢放下来。
大实景演田庄剧，“皇协军”小队长发传单（2）
看完戏以后，他一定要和演员、导演见一面。我们和他见了一面，他很难过，也很感动。他说：“我觉得我不是人，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不该欺负中国人。”他要求工作，说：“你们给我点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们说：“为了你的安全，你还是好好地回去，你只要不打中国人就行了，不欺负老百姓就行了。”
结果他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了，也吃不下饭。他的老婆来了，我们劝他，没办法，给了他好多我们印的反日传单，送走了。
第二天，保定就乱了，日本人发现火车上，很多地方都有共产党的传单，实际上就是他搞的。
郎宗敏演母亲，演媳妇的叫宋琦，华君武的夫人。我们演田庄剧用实景演戏，有的在街头演，有的在村口演，或者在工厂演，不用搭台子，晚上演戏没有汽灯就拿一个吃饭的碗，放点油，搁点棉花，一烧呼呼冒着黑烟。
我们有时在敌占区演戏，演到半截敌人来了就跑。我那时也画画，在农村画壁画，写标语。在敌后这几年知识分子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为抗战做了贡献。我本身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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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抓”走，在敌后演《日出》
在敌后工作了几年，后来我参加了冀中火线剧社，当了一年副社长，那是被“抓”走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政委是程子华。火线剧社请我去讲课。刚讲了一课，日本人扫荡来了。一扫荡就要行军，一行军就跑远了，和西北战地服务团脱离联系了，越跑越远，跑到冀中去了，过了平汉路，到了饶阳、武强一带。
我要回去，吕正操说，你不要回去了，你就到我这儿来吧。我马上下个文，你当副社长。
我说：“不可以的。我是来讲课的，你不能把我扣在这儿。我要和组织上说。”
他说：“谁是组织？我就是组织。”
贺龙一二○师搞篮球队，我们有一个同志做县长的，打了一场篮球就被“扣”下了，发军装，发枪，参军了，进了篮球队。他说我是县长。贺龙说县长你不要当了。欧阳山尊也是叫贺龙“扣”下的，在一二○师当火线剧社的社长。
我那时拍了《日出》。吕正操有时晚上派警卫员来找我，说：“司令员找你。”
我问：“什么事？”我骑着马到了司令部。他说：“我睡不着，找你聊聊天。”
我们从托尔斯泰聊到泰戈尔、罗曼罗兰……他喜欢唱戏，过去唱过京戏，在旧军队里呆过，我们聊到上海舞场……走的时候，他说送你两盒烟。
后来吕正操提出让我拍《日出》，我就拍了《日出》。因为我给曹禺的《日出》搞过布景，也演过一个角色，有一些经验，在敌后我也可以拍《日出》。
《日出》的演员都是“土包子”，农民挺多，有的是北京的初中毕业生参加革命的，没见过这种场面，穿过西装没穿过高跟鞋。演顾八奶奶的叫刘艳锦，她是北京的初中生，参加革命到了晋察冀，演方达生的叫陈静波，都是“土包子”。没有沙发，我们就把几个行军的背包连接起来，竖的两个，后边摆两个，拿绳子一绑，拿个毯子铺在上面。没有高跟鞋，画个鞋底子，找农村的铁匠，打一个薄薄的铁底子弯起来，上面钻很多眼，用针缝在鞋底子上，做个木头跟，钉子钉上，很漂亮。做旗袍、花衣服没有花布，我们那时候穿军装，我就拿土布画花布，然后拿着画好的花布来裁旗袍、做花衣服，什么都是自己搞。
演出那天，我记得程子华做了开场讲话，很隆重。他说：“这在冀中的文化史上是一个转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感谢剧团，也感谢凌子风。”
我们从天黑演起，演一场拆一场布景，再搭下一场布景，直到天亮才演完，整整演了一夜。演完了，大家叫：“日出，看日出。”“陈白露”说：“太阳要出来了，但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天真的亮了，观众该行军了。还有时演着演着，“嘭！嘭！”敌人打炮，赶快演完，演完收拾起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