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天真的亮了,观众该行军了。还有时演着演着,“嘭!嘭!”敌人打炮,赶快演完,演完收拾起来,我们也跑了,那时候搞工作很有意思。
我是1941年回“西战团”的。“西战团”的政委去找我。他化了装,扮成老百姓,跑到我们住的村子里,也不去找领导,就住在村子里。
我一出来看见他说:“嘿,你怎么来了?”
“你别吵,跟我来。”他说,“你赶快跟我回去,咱们逃回去。”
我也正想回去。我说:“走。”我跟“西战团”有感情了。他带来一大堆信,每封信都是骂我的,什么都有,有的甚至骂得很难听:“凌子风,你做官,当了社长就不回来了。”
我说:“我要回去。”回去找剧社领导谈判,结果领导说:“听凌子风的意见,他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这边说:“你要跟我走。”那边说:“你不要走。听我一句话。”
回去以后,在“西战团”我们又搞武工队,演了好多戏,还办了好多期农村艺术训练班。我们办了晋察冀乡村艺术干部学校,我当校长,培养农村剧团的导演、演员、剧团干部,办得还不错。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
在敌后活动到1944年我们又回到延安。
我们沿途行军,一边行军一边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每天要走六十里,从河北走到延安要一个多月。
有一件事情可以谈谈。王昆生孩子,夜里头走到一个高山顶上,肚子痛,要生了,这可怎么办?在高山顶上,又刮着风。我们就把皮大衣全都脱下来。大家拿着皮大衣,六个人围一个圈就是一个帐篷,顶上边再盖一个大衣。我们有一个男卫生员,平时给上点二百二,吃点奎宁。他给接生,就在草地上。夜里,而且是在敌战区,不能点灯怕被敌人发现了。当我们听到孩子哭了,哎呀,这个心情啊,高兴极了。完了以后,一个人拿着大衣把孩子一裹,王昆往背上一背,下山了。下山以后,我们还要行军,王昆不能带着孩子走,坚壁在老乡家里。
我们到延安以后,差不多两个月,她一个人才回来。听说我们把她留在老乡家了以后,她得了产后热病,村子里的支书到敌占区的县城里给她请中医,看病、吃药把她救活了,但是孩子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她是一个人回来的,那种生活是很苦的。
郎宗敏也有个孩子,回延安时要我们轮流给她背。有一次我背着她的孩子过山西。山西有个高山叫骆驼岭,像驼峰一样高。我背他的时候是春天,拿我的被子包着。那天夜里,下小雨,棉被越来越湿,也越来越沉,我手扒着山上的草,脚底下站不稳,就这样你背一段,我背一段,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后来我就得了一个病,一直到现在都没法治。背着他走路,衣领都翘起来了,雨水落在脖子里,回延安以后没多久我就发现我这儿痒,一抓没有激灵,到医院用针刺也没有激灵,那地方的神经坏死了。左手后来也有点酸麻,直到现在没法弄,落了这么一个病。
我们这些老战友,确实是同生死共患难,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创作,合作得很愉快、和谐。非常想念这些老同志,有时真的感到比亲人还要亲。
凡是在北京有什么会议,他们总要到家里来。有一次来了好多人,吃点,喝点,玩玩,吹吹牛皮,都在我这儿不走了,就睡在地板上。晚上洗脚,拿了一个大澡盆,围了一个圈,五六个人都脱了鞋洗脚,你搓搓我的脚,我搓搓你的脚。我的女儿在门那儿扒着门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洗脚,挺好玩。
等他们走了,第二天,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才知道什么叫老战友。”很有感触。
1944年,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做了一些演出。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生活了六年回到延安,带回很多前线的戏剧,在延安普遍演出,影响很好。特别轰动的有一个戏叫《把眼光放远一点》,作者是胡丹佛,我演老大,陈强演老二,李百万演儿子。还演了《粮食》、《纺棉花》等很多戏,带来了新的气象。
后来西北战地服务团解散合并到“鲁艺”了。我在“鲁艺”戏剧系教书,同时也演戏。演了一个戏叫《前线》。《前线》是苏联考涅楚克写的。我演柯尔罗夫,王大化演奥格涅夫,导演是舒强(据查是王滨、沙蒙,舒强是演员,可能记忆有误——整理者)。
我记得在“鲁艺”演了几个戏,《前线》是一个,还有《把眼光放远一点》、《前方在演戏》。《把眼光放远一点》,萧三还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延安这个时期,我除了教书以外,演了几个戏,还排了几个戏,有一个剧本叫《粮食》,陈荒煤编剧,我导演,演员是田方。
有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排戏,排着排着有人说话,哎,哎,这个样子,怎么怎么。一看是总理,坐在我旁边,导演开了。我很激动,站起来。他说:“还是坐着好。”坐在那儿聊天,他说,他演过戏,在南开的时候,男扮女装。我不是雕毛主席像章吗?原底让总理拿去了。
总理说,你这个像雕得很好,把主席的气质雕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看看原底?我说可以。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难忘的岁月,雕刻中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2)
我那是在一块碎砚台上雕的,然后翻砂。总理看了说,很好,你能不能送我?我说可以。他说,你给我刻几个字吧。我说算了,不用刻,你知道我雕的就行了,不要留名。
这个原底在哪儿现在没找到。总理经常跑“鲁艺”,看看,聊聊,谈谈,他有这个传统。进城以后,他也跟艺术界来来往往比较亲近,有时到“人艺”、“青艺”去。
在延安的时候,我还参加了秧歌运动,记得跟李波演过《打花鼓》,跟王大化演过《兄妹开荒》,跟于蓝演过《夫妻识字》。
1945年日本投降。有一天,我正在房子里,听见外面在喊:“噢——”我就往外跑,有一种恐惧感,因为窑洞有时塌方,很可怕。金紫光的夫人就是在窑洞里砸死的。两人晚上睡觉,听见外面土方在掉,就跑出来,刚跑出来,他夫人觉得不对:“我得回去拿衣服。”女同志穿短裤不行,刚进去拿衣服,坏了,塌了,山也塌了,砸死了。第二天把大山刨开,才找到人。
所以我一听见外面喊叫以为是塌方,正在这时王大化跑进来,抓住我就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
我说干什么?干什么?他也不说,疯了,最后说:“日本投降了。”
我们马上跑出去。哎呀,“鲁艺”那个院子里,四个人一排四个人一排在一起跳,拿着火把围着场子转,游行,很多人。有的人正游行着就倒了,嘴里吐白沫,激动的。
游行完了我们马上出去宣传抗战胜利。“鲁艺”在桥儿沟,旁边有一个小饭铺,这个卖面的喊:“吃面!吃面!吃面不要钱!”他也很高兴。
我们到新市场扭秧歌。新市场卖果子。卖果子的把一筐果子倒在地下,满地都是果子,“随便吃,随便吃,不要钱。”
通宿,山上都是歌声,都是火把,大伙兴奋极了。“鲁艺”的人把周扬找来,大家托着他,举得很高,他也没办法,举着他游行。
接着“鲁艺”组织了两个工作队,一个工作队到华北,一个工作队到东北。我是华北队的,有艾青、周巍峙、舒强、沙可夫等,我们出发到华北。另一队有张水华、舒群、王大化等,他们到东北。
到张家口时,我们进了华北联大。成仿吾是华北联大的校长,沙可夫是华北联大艺术学院的院长,我跟舒强在戏剧系,又教起书来。我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前民,他演杨白劳,就是我演的那个角色。
我们一到张家口就排了《白毛女》。我演杨白劳,王昆演喜儿,陈强还演黄世仁,舒强导演。那会儿平津的人到解放区去就是看《白毛女》。那次的相片现在还有,在解放军画报社,石少华拍了很多剧照。
我除了教书、演戏,也做戏改工作。当时在张家口最有名的演员是唱山西梆子的郭兰英,她在张家口红得很,挂头牌,很了不得。我看了她的戏,山西梆子演得好极了。后来我做她的工作,动员她参加的革命,她什么都不要就参加了革命。
枪林弹雨中的“流动摄影队”(1)
我在华北联大教书,工作了没有多久,也就半年多。工作刚刚走向正轨,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我从事电影创作是在延安电影制片厂开始的。
1943年我们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我们从前方带回好多戏汇报演出,有几个戏是我演的,胡丹佛的《把眼光放远一点》,还有歌剧《纺棉花》、《半夜里来的人》等。我在戏里演农民,给人印象很深。其实我是城市出身的人,抗日战争中在农村生活了六七年,对农民还是比较熟悉。我记得当时萧三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赞扬我的演技,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
那时延安电影制片厂要拍故事片《劳动英雄吴满有》,调我回来是让我演吴满有。吴满有是边区的劳动英雄,延安政府委员。他搞生产开荒很突出,当初陕甘宁边区流行一个歌子,唱吴满有的。这个角色商量来商量去,非要调我来演。
虽然我熟悉农民,但是我熟悉河北的农民,还不熟悉陕北的农民。为了演吴满有,我就到他家住,和他一起生活。两个人睡在一个炕上,一块儿聊天,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割荞麦。
吴满有后来在延安保卫战中被俘,国民党把他给弄到南京去了,他在国民党的电台上骂过我们,拟好稿子,叫他照着念。国民党垮台以后,他又回到延安。后来我回延安去还见着他,他把脸挡住不敢见我了。
《吴满有》开拍了三分之一不到,延安打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二十万大军压境,延安疏散,保卫延安战争开始。各个机关、学校,所有的单位都疏散,电影厂停办,最后只剩下党中央在延安。毛主席没走,直到敌人离着只有几里地的时候才走。
电影停拍,还有电影机和很多胶片怎么办?我就组织了一个战地摄影队。我做队长,有两个摄影师,拿着拍《吴满有》剩下的胶片,搞战地摄影,记录了延安保卫战的史实。
我们整天在炮火中跟着彭德怀的部队行军、打仗、冲锋,出生入死,拍了很多镜头。全国解放以后,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第一个大型纪录片叫《红旗漫卷西风》,把我们拍的好多东西都编在里头。而且把我在延安拍的故事片中的吴满有当成农民啦,也编在里头,他们不了解。我一看,这不是我吗?赶着大车,拿着鞭子。
战地摄影队一直在前方活动。活动当中我有一段时间一直跟着中央。中央的同志每天上班都是夜里,指挥全国战争,看电报,发稿子,看新闻。电报特别多,发报,收报,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才出来散步、睡觉;到天黑了,吃过晚饭,又开始工作。
这个时期我拍了不少毛主席的相片。现在有一套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挂像,里头有一张是我拍的。头一张是斯诺拍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有一张毛主席坐在窑洞前的椅子上,穿个破棉袄,看地图,背后有一个大水缸的,那是我拍的。
我有一个很破很破的莱斯卡机器,还有一个做了放大机。
我就住在主席隔壁的小屋。我正常工作。半夜我正在睡觉,警卫员来了,敲门叫我赶快起来,到主席那儿去。
主席了解情况。
说着说着吃饭了,主席说“吃饭,吃饭”。用一个小茶缸子,盛半缸子酒,主席说喝点酒吧。我说我不喝酒。
天亮的时候主席到山上散步。这个时候,我照相的机会就多了,“噼里啪啦”照个不停。我照相今天全是近景,明天全是中景,后天照全景。今天这一卷全是米的,明天退两步又照一卷,主席说照那么多干吗?我说我技术不好。
我在前方也拍了不少照片。打仗的时候,我跟着战斗。仗打完以后,打扫战场要开庆功会了,我就开照相展览会,照片都是放大的,标好标题,“劳动英雄?菖?菖?菖”,“战斗英雄?菖?菖?菖”。哪儿开大会,我就在哪儿展览。弄块大蓝布,把放大的八寸照片都粘上,写上标题,画两张画,写两个美术字。
枪林弹雨中的“流动摄影队”(2)
我那会儿冲相很简单。自己带着药,自己冲。白天照完了,晚上冲。用井里的水或者河里的水,舀点水一漂,药方子我也没有,全凭经验用手抓,医务室有酒精,用酒精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