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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景这时候也起了变化；滚滚向前的车流不再像以前那么令人畏惧了；城里人看上去也不再那么的凶悍霸道了。由于疾走；我不禁带起了一阵风；路边的行人纷纷避让。甚至那些高楼大厦也不再一味高大；显示出可亲的一面。
过马路的时候；我差点没被一辆带挂斗的解放牌卡车撞倒。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大声地骂道：“不想活啦；二哥！”我并不觉得这是骂人话；就像我真是他的二哥一样。邵娜赶紧上前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脸色吓得煞白。然后我们过了马路。
终于到了北下路旁边的三条巷。十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的僻静。脚下的石子路隔着鞋底硌着我的脚；让我觉得那么踏实。我又看见了煤炭店、老虎灶、剃头店门前旋转不已的。
卫生院长长的围墙上探出盛开的月季；似乎还是十年前的模样。这番光景不禁使我激越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变得复杂难言了。脚步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
邵娜终于和我走成了并排；她仍然在劝我：“晓飞；还是别去了吧。”
“我就看一眼；没准爸爸不认识我了呢。”
“别把老人吓着了。”
“不会的；我有数；你尽管放心。”
“等把手续办完了；回了南京；再向你爸爸报喜也不迟呀。”
“要是办不下来呢？再说；我也不想再来南京了。”
邵娜急了起来———八成是故意的：“你怎么一点信心都没有？办这种事哪有那么顺的？总会碰到困难的。金处长不是说了吗；只要知青办出一个证明；他们就接收。”
“谈何容易；”我说；“要是我爸他还能动；让他跑一趟肉联厂；证明我是他儿子；也省得我去开证明了。”“你真是在乡下待久了；脑子转不过来。”邵娜说；“这种事得单位出面；私人证明哪能行呀！”
反正；她就是不希望我去看父亲；这点我已经看出来了。我也懒得多费口舌；对邵娜说：“反正我想去看看。”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四十八号大院门口。
邵娜知道不可能再阻止我；蹙着眉头说：“那你进去吧；我在这儿等你。”我也不勉强；用手整了整衣服领子；就推开铁皮大门进了院子。
我们家住在院子东边的那排平房里；左手第二个门。很久以前；左手第三个门也是我们家。“文革”以后；我下放以前那间房子就被父亲单位的一个军代表的亲戚给占了；理由是我们家一共两个人；一间房子够住了。这当然和父亲遭到批判有关。他长年待在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实际上后来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和父亲掉了个个儿；我去了广阔天地；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参加生产劳动；回了南京。父亲的问题也有了初步结论；叫做“靠边站”。工资照拿；但需要在当地居委会的监督下从事改造。一段时间以来；四十八号大院里的公共厕所就是归我父亲打扫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我下放的头几年里从父亲不多的几封来信中得知的。毕竟十年过去了。
此刻；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院子变小了；就像以前院子的一个缩小的模型。院子还是那个院子；但比例不对。是我长大了？还是在广阔天地里待久了？或者时间化作空间；使往昔变得窄小？其次是院子里过分安静；几乎没有人———当年它可是非常热闹的。
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哐的一声将自行车提过院门的门槛。
右边的平房前面；一个女人在两棵大树间拉着的铁丝上晾被子。一面晾被子一面拿眼睛觑我。
父亲的房子门窗紧闭；那门窄小得令人生疑。但无须怀疑；当年我用铅笔刀刻画的一个小人儿犹在；只不过刻痕已经暗淡；变脏了。
我瞄准那小人儿；用右手指关节在上面叩击。
就这样敲了好一会儿；门后终于有了一些响动。
啊；我的老父亲趿拉着拖鞋来开门了。我告诉自己；无论父亲多么老迈都不要吃惊呵。可门打开后；我还是惊讶不已；万万没有想到；门后站着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少妇。套着一件宽大的男式圆领汗衫；下面是一条印花睡裤；满头的卷发器摇曳。
少妇面颊浮肿；眼睛里的一丝惊愕瞬间转变成了厌恶：“你找谁？”
我怯生生地问：“请问罗家生在吗？”
“不认识！”说着少妇就要关门。
我心里想；这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我的父亲就永远地被关在了后面。情急之下；我伸出一只脚；插在门扇与门框之间；问少妇道：“这里是罗家生的家吗？”
“不是！”少妇说；又要去关门。
我稍一犹豫；脚缩了回来；那门便在我的眼前重重地关上了。
院子里的那个女人这时已经晾好了被子；手里拿着一柄“爬山虎”在被子上面噗噗地拍打。空洞的响声在四周回荡着。我在平房前面徘徊了几步；最后鼓足勇气；再次返回去敲门。
这次门开得很快；就像那少妇关上门后就一直站在门后。她不无愤怒地看着我；头上的卷发器互相磕碰起来。
“我想问一下；罗家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里没有姓罗的！”然后砰的一声；门又被关上了。一句“二哥！”随着空气被从门缝里挤出来。这回；我再也无法领会它亲切的含义了；意义分明；是在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乡巴佬。
我走出四十八号大院。一面走一面心有不甘地回头张望着。邵娜蹲在路边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下面；看见我；站了起来。我告诉她说：“我爸不住在这儿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邵娜没有答理我。她的脸色蜡黄；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我问。
邵娜没说话；转过身去就走。我只好跟在她后面。现在又变成她领着我了。
“邵娜；你到底怎么啦？”我再次问道。
她突然就停了下来；和走的时候一样突然。
“叫你不要去；你不听！”邵娜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里一阵发毛。
她的反应不可能是因为在生我的气；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我脱口而出：“我爸他怎么啦？”邵娜的表情一瞬间变得十分柔和；脸庞发亮；就像夕阳一样地映入我的眼中。那是一种纯粹、深入而又如此遥远的关切之情。从邵娜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却干巴巴的：“罗伯伯两年前就去世了。”
“是吧。”我说。
42
车到梦安时已是傍晚；没有班车去成集了。
即使有班车；我也不会马上就赶回去；因为已经答应了邵娜；要去县知青办开那个证明。离开南京以前；邵娜曾对我说；办回南京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事了；而是她的事。如此一来；我反倒是有了一些动力。想起自己千里迢迢地前往南京；不也是因为继芳吗？这是两个给予我动力的女人；或者说是左右我行动的女人；以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我在继芳生银针的时候住过的那个小旅社里登记了一个床位；脱了鞋就上床了。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同住一屋的人进进出出；但我并不觉得受到了打扰。比起在南京住招待所的单人房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想起了父亲；有些难过；但也不是那么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是想见而没有见到他；几乎见着了；但终于还是没有见到。
邵娜说我父亲两年前就去世了；就好像说的是另一个人；和我想见而没有见着的不是同一个人。一个已经去世；另一个则不见踪影、无处可寻。这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自打七年前在老坟地我对父亲三鞠躬后；他就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是不会再死的。如果我不去南京；就不会有这档子的事儿了。当然啦；如果那天开门的不是一个戴着卷发器的少妇而是一个衰弱不堪的老人；还有我父亲已经死了这回事吗？父亲从那扇我熟悉的门后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说不清楚呵；也想不明白；生与死。然后我就睡着了。
蓦然醒来；看见父亲就站在我的床前；满脸苦愁地注视着我。不；那不是我父亲；而是一个半夜进来住店的人；一个和我父亲同样老的却活着的老人。
“小伙子呀；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大了；像开火车似的；能不能小声点？”他说。
于是后半夜；我就不敢睡着了；听着那和父亲同样老的老人打着我这样年纪的人才打的呼噜。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县委大院；梦安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就设在大院里。我生怕在门口被门卫拦下。还好；进门的时候很顺利。也许是在南京待了两天；我的气质有了变化；门卫不仅没有阻拦我；甚至还向我指点了知青办的所在。
那知青办设在一栋平房末尾的一间房子里；门庭冷落；十分萧条。顺着平房向前走的时候；草越来越深；几乎都长到砖头铺的小路上来了。
知青办的牌子也已经歪斜；字迹也已褪色。看来；知青工作真的已经接近尾声；快收摊子了。
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著名的戴主任；其名头在知青中间如雷贯耳；我则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另一个看来是普通的办事员；甚至连办事员都不是；也许是勤杂工。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用一把拖把在拖水泥地。戴主任则坐在桌子后面；用一把指甲刀在修剪指甲。
那指甲刀拴在一个钥匙圈上；钥匙圈上挂满了钥匙；并有一根银链子连在腰上。因此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有稀稀哗哗的声音发出。
我说明来意；请他们给我开一张知青身份的证明。戴主任给我的感觉是；这件事与他们无关；我跑错地方了。虽说如此；他并没有赶我出门的意思。大概是太无聊了；正好来了一个人；不免可以消磨一番时光。我倒是愿意他们尽快打发我走人的；无论这证明开还是不开。
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可以给邵娜一个交代了。
对继芳也是一样。
“怎么才能证明你是罗晓飞呢？”戴主任问。
“要是我能证明；就不来找你们了。”
“只要你能证明你是罗晓飞；我们就给你开罗晓飞是知青的证明。”
“这么说；你们是不准备开这个证明了？”
戴主任撅起嘴；吹掉玻璃板上的指甲屑。他说：“罗晓飞是知青不假；但他1972年就已经死了；我们有他的档案；你得首先证明他没死才行。”
“我没有死；我就是罗晓飞。”我说；“你说的那件事我也知道；是王助理办的案子；1972年的时候他是我们公社的公安助理。但我今天来不是要翻案；只是求你们开一个证明；这是两码事。”
戴主任不禁有点生气；把指甲刀往桌子上一拍：“你不要跟我绕；别想把我绕糊涂。”他说；“你说你是罗晓飞你就是罗晓飞啦？
”“我们能不能不谈我是不是罗晓飞的事？我要的只是罗晓飞是知青的证明；跟他的死活并没有什么的关系。”我说。
戴主任抬起头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脸上浮现出了会意的笑容：“我晓得你的意思。”他说；“就算是罗晓飞死透了；化灰成泥；我们给你开这个证明也没有用！”
“怎么没有用？”
“这都想不过来？罗晓飞是畏罪自杀的；奸污生产队的耕牛；破坏春耕生产；就算他没有死也是个现行反革命；应该被开除知青队伍。
罗晓飞不管死活都不能算是知青。我说你们这些社员群众；也不动动脑筋；尽想好事儿了！就是想好事儿也要找对路子呵！”
“找对路子？”我问。
“是啊；至少也得找个正常死亡的；要是能找到为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自己宝贝生命的；那就更好了。找个反革命；那不是找死吗！”
“找死？”
“便宜没占到；还要背一辈子的黑锅；不是找死又是什么？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戴主任的话是建立在不相信我是罗晓飞的前提上的。看来；证明我是罗晓飞的确是必要的；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蒙混过关。这个人并不傻；戴主任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真正傻的是我们；我和邵娜；以为跳过翻案一节就能糊弄过去；就能开出知青身份的证明。
我故作无辜地问对方：“你怀疑我冒名顶替？”
戴主任哈哈一笑；说：“不是怀疑；你就是！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这两年知青大返城；也不是你一个人动这种心思。也有社员办成功的；花钱孝敬、找关系走后门；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天津；去哪里的都有。但人家的路子对呀；像你这样的；就是肯花钱；我们也不敢帮这个忙。给你开了证明也是白开；人家单位也不会接收；那不是骗你吗？”
我赶紧接过戴主任的话茬说：“南京的单位我已经联系好了；只要你们开证明他们就接收。”
“哪有这么好的事？做梦想屁吃！”戴主任瞪了我一眼：“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着数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们讲良心；不干缺德的事；回去再想想办法吧；找个正常死亡的倒可以商量；有钱也不能往水里扔呵！”
“我没钱；但我的确是罗晓飞；是从南京下到成集公社大范一队的知青。”
戴主任哼了一声；把指甲刀连同钥匙圈哗啦一声收进裤子口袋里：“那你就只有去找什么王助理、张助理了；让他来证明你是罗晓飞。”他说。
“是王助理；王学彬；你们可以找他去调查。”
“你别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