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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
（原刊1933年8月13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俄捕即下文的“白俄巡捕”。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称“巡捕”，通常都雇佣外籍人充任。
②推事旧时法院中审理案子的吏员。
③安南越南的旧称。
④陆秀夫（1236—1279）字君实，楚州盐城（今属江苏）人，南宋大臣。景炎三年（1278）拥度宗八岁的儿子赵昺为帝，为左丞相，在厓山（在今广东新会南）坚持抗元。次年元兵攻破厓山，他背负赵昺投海而死。
“中国文坛的悲观”①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②和袁子才③，李莼客④和赵叔⑤，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⑥，《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⑦，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⑧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八月十日。
（原刊1933年8月1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本文1933年8月14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悲观无用论》，收入《准风月谈》时改为现名。
②章实斋即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学者。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著有《文史通义》等，另编纂《史籍考》。
③袁子才即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乾隆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因论诗张扬灵性及收纳女弟子等事端，为时人非议。章学诚《丙辰札记》抨击袁枚谓：“近有浮薄不根之人，倡为才子佳人，名色标榜，声气蛊惑，士女尽决礼义之防。一时无识男妇，竞相趋附，轻于蛱蜨扬花，无复人禽之别。又有一种江湖笔墨，油口禅机，倡为三教同源，造为声色货利不害禅定之说。挈带不男不女一辈，干谒贵显，阴邪倾僻，无所不为。而原其所始，不过为阿堵物。术干巧取，与山人奔走都市，同一俗品。”
④李莼客即李慈铭（1830—1894），字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末官僚文人。光绪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著有《越缦堂日记》等。
⑤赵叔即赵之谦（1829—1884），字叔，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末书画篆刻家。有《二金蝶堂印谱》、《勇卢闲诘》等存世。李慈铭曾在《越缦堂日记》中贬斥赵之谦，有“亡赖险诈，素不知书”等语。
⑥《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民报》，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1908年10月被日本当局查禁，后于1910年2月复刊，出两期后终刊。《新民丛报》，清末改良派刊物，梁启超主编；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1907年冬停刊。《民报》与《新民丛报》曾就革命与保皇、民主立宪与君主立宪等问题展开全面论战。
⑦《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新青年》，综合性月刊，陈独秀主编；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自第2期改名《新青年》，1922年7月停刊。“《新青年》派”，指《新青年》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他们与林纾、刘师培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激烈论辩。
⑧“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出《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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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油”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①的油，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17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洋商旧时上海租界内有轨电车分别由英商与法商投资建造，公共租界内为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经营，法租界内由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经营。1908年开通时，双方电车不能逾出各自的租界，1913年后实行跨界运营。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①，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②。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③，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④，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⑤，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⑥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⑦。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18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孔乙己”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人物。1933年8月14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章《再谈孔乙己》，其中对旧时儿童描红册上“上大人，丘（孔）乙己，代三千，七十士”等语作了考证和诠释。
②《三字经》和《百家姓》旧时书塾给幼童用的开蒙课本。前者据传南宋王应麟撰，后者不著撰人，一般认为是宋人所作。
③《神童诗》相传北宋汪洙作，旧时儿童蒙学读本。
④《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撰。原名《幼学须知》，后经邹圣脉增补，改名《幼学琼林》。该书杂集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典故，编为骈语，可为儿童诵记。
⑤《太公家教》撰者不详，旧时蒙学读本。此书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抄本，由罗振玉编入影印的《鸣沙石室古佚书》。
⑥《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汉史游撰。该书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以教儿童识字。因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篇》。
⑦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唐代韩愈《与孟尚书书》：“愈尝推尊孟氏（按：指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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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译辩护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①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②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③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