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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出身于山东冤句的一个盐商家庭子弟，性格豪放不羁。少年时候的梦想，也与所有经过正统道学的子弟们一样，期望以科举而获得进士之身，然后为官谋仕，直致功成名就（这是贯延至今的中国式功名思想）。黄巢少年读书时，迷恋骑射武艺，后来多次赴长安参加考试不中，心中不免生出一些怨恨。据说是最后一次落榜，他观望长安京都的奢华与皇廷不为，加之自己的屡试不中，所以忿恨交加，忽儿产生出一个大丈夫勇当自立的天大想法来。有两首咏菊花的诗，都流露了这个后来率兵反唐者当时的心迹。第一首是：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裂变：浑沌的能量（3）
这首咏菊之诗，看来诗者已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气魄了，“他年我若为青帝”一句，显示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大丈夫之志，而“报与桃花一处开”的心意，却又流露出作者的一丝柔曼诗情。桃花之诗，早有诗经的夭夭华彩，一直都是自然生命贲张的代表，黄巢在这里，同样显示出生命中锐不可挡的那种力量。在当时众多手无缚鸡之力的科举应试者之间，这个喜好骑射而充满天下大志很不安份的人自然是一个异数。这两首诗，从次序上来看，很有可能是在最后的那一次应试前后的时间里写就的，先是应试，居留于驿馆客栈，秋风萧瑟之中，黄巢放下那些科学应试的经文功课，独自踱到院子里，满院秋色，已是万物凋零，忽儿想到了那灼灼的桃花，漫山遍野的勃勃生机，想着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掌管这一片江山的一代帝王？这是一种漫想，带有一些虚幻成份，只能让自己知道。后来张榜，人群之中发现自己科举未中，这分落寞可想而知，于是将过去所有的积怨与曾经的大胆幻想都迸发出来，诉诸笔端，以解心怀，如此便有了再写不第后赋菊以咏心志的诗。这首诗，来得就更加干脆直白了：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首诗一如第一首，尽管现在看来已是反诗，被朝廷闻知是要灭九族的。但从诗境来看，却是一个颇有意韵的通假之法。青帝也好，桃花也好，可以解释为对春日生机烂漫的渴盼，而冲天香阵与满城尽带黄金甲，更是诗人以微而著巨的想像力，将菊花遍栽长安，香透京城，满城皆金甲，如若诗人并非黄巢，也无后来的兴兵举事，这样雄奇瑰丽的诗，仍然是一首难得的大意境和大气魄之作。结合黄巢的当时当下，此诗既出，看得出已是心意已决了。这个人在后来果然做到了。亲带甲兵六十万众，旌旗蔽空，潼关唐朝守军望风而走，唐僖宗奔逃四川成都。黄巢亲率大军进入长安，其浩浩荡荡之势，确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一诗句，今天看来也颇有一部大片的镜头画面感，就连张艺谋也忍不住拿它作了2007年贺岁片的名字。
黄巢虽是布衣，然而也是一个未能进士的科举考生，他的故事，比起历史上单纯起兵兴义的那些人更多了一些可以讲述的文章故事。黄巢作诗留下不多，且多为传说，而作为一位通晓文理的统帅，在成为义军领袖后他没有忘记在战斗间隙借诗歌以抒怀。他的另一首自题像，现在看来可能是他做了大齐皇帝之后所作的，从黄巢从起兵到进入长安做自己的皇帝，他用了六年时间，在长安呆了二年半，这中间，一定会有从一个落榜儒生而至天下之君的波澜感受，更有金戈铁马身经百战而犹生的生命感慨，这样的体验与经历集于一身，是一般人所不能解知的。所以，这首诗中，黄巢表达了这种曾经沧海的个人情怀：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读到此诗，便是一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极其生动而存志高远的男子，曾经当年，栉风沐雨，号令千万，气吞万里如虎，天下皆为之震惊。而今却是僧衣一袭，将自己纳入到平常人之中，行走无迹，四目相对时而无人相识，只得独倚栏杆看落日余霞，那份寂然之中回归自己的感受是如此的深刻，令人感叹！人生这等，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蓦然回首的至臻意境已是十分的近似了。
黄巢入长安，未能乘胜而击退却至川的唐朝廷，结果留下后患，数十万大军流动作战，并没有做好得天下之后的战略准备，没有开思想会，也没有开动员，而是让流寇主义作了主，思路决定了结果，所以二年之后，黄巢便再度兵败退却，最后于884年夏天在泰山虎狼谷以弹尽援绝而结束，前后十年，风云际会，可谓是布衣撼动天下的首举。
黄巢起兵时自称为“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表达出他的起兵理念，也是黄巢对当时朝廷的昏庸暴敛而至的民众贫苦而表达的自主均平的民众思想。而自此之后，“均平”这一思想便渐渐演化成为“均贫富”，成为了中国后来历史中出现最多的民间变革的思想核心。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专制政权之下，民间物用的贫乏与政治思想的无权之间，物质贫困导致的压迫感自然要来得更加直接，所以“均贫富”便是解决这个直接问题的直接手段。然而，过于集中于这个焦点，这也导致历史上对“贫富不均”背后更大问题的思考的不足（许多人甚至在今天都无法确切知道造成物质财富不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人本的态度来审视，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将均平的标准落在物质标准之中，可以说是对人自身价值的一个极大忽略，同时这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人文思想的一个严重局限。也正因为这一点，造成了中国由封建时代开端而至今天在人文精神方面的整体不发达…即除了物质之外，我们无法发现作为人自身的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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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浑沌的能量（4）
这种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上升为对权力的争夺，在后继而来的时代中，几乎成为了中国社会与价值观的主导。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物质化与权力化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事实上，自唐之后，这种价值观就充斥了中国的全部世界。
五代十国的蠹害
公元907年黄巢的叛将朱温（因招安而被赐予名朱全忠）废掉唐哀帝而创立梁国自立为王时，唐朝就由此而从世界的历史上彻底消失了。自此之后五十年，由唐朝未期###而坐大的各节度使都纷纷轮番登位称王，这个轮番的过程，便是相互杀伐的过程。自梁为始，依次为唐、晋、汉、周，共计五朝，史称为五代，加起来不过53年，然而就是这53年，几乎将自唐而兴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杀得一干二净了。中国的现代史开端之际，似乎也是这样的一个格局，直到1949年才终于达成一个大统一的新中国，所以，中国之大，也就给了许多强梁们占地为王的机会，各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似乎有着由来已久的传统。微缩一点而观之，则可以发现一是农耕经济的长期延漫而造就出的一亩三分地的个体物质价值观，使人人都乐于求田问舍而不肯团结做大，直至做成一个全球化；放大而观之，则是封建之集权，独取天下我一家，以中央高度垄断而谋求天下太平，这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取值最小化，而个人专制权欲追求最大化，因此往往造成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巨大断裂。我想，在中国历史中如果有那么一个时期的社会取经济利益的共同最大化，而又使国家政府权力处于与这个社会利益最大化价值体中的一个适当范围，那么，这个社会或许会在欧洲崛起之先而强盛起来，并可能一直都成为世界的领袖。而连接这个社会利益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则是一个为社会所共同认可并独立存在的法律基础。在后来1776年诞生的美利坚，就采用了这种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五代之际，中国已演变成了各地军阀以武而争的演习场，成者为王而败者为寇，绝大部分的各代皇帝都是由势力强大的节度使而来。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五代的同时，还有割踞于北方和江南一带的十个小国，这样，大家都济济一堂，成为了中国历史中皇帝最多而时间最短的一个时期。这就有点像中国改革开放中期出现的许多产业投资热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行业一下子齐进了数百个牌子，彩电也好、空调也好，各省各地方都有自己的投资企业，最早的彩电大王是四川绵阳的长虹，它甚至打出了“太阳最红长虹最新”的口号，而很快，来自深圳的康佳也以雄厚实力直接对抗，喊出“谁升谁就是太阳”这样的宣言。这场戏只是发生在中国市场经济领域里，但是其势态和作用肌理，与五代十国的节度使们并无两样。在中国，这种以强势夺天下的草头王式的思想，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因为这样的历史，也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所以造就了这个社会充分的同质化，以致让所有的一切都如风袭一般，来得快也吹落得快。
我在思考一个关于一个历史的临界值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好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否能够被改变吗？这似乎是一个幼稚甚至无知的问题。然而我在此提出来，其目的无非只是想讨论一下，人类历史或是中国历史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进程中，是否可以由历史的当事人们更趋向人类的理想一些？
作为传统历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活化，会发现，造就这样一段历史社会的客观运动则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时间和空间力量，并且加上了人类的主体行为，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相互作用的历史肌理中，人类自身的主观作用相对于客观时间与空间的作为就显得更为显要，甚至，这种主观作为可以直接决定历史的方向。基于这种观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什么样的人类历史是我们可以接受或是所期望的，而什么样的历史则难以被我们接受？或者说，当历史以活化的姿态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时，我们都有可能进入历史并成为一个历史的参与者和评判者，从而得出对历史的自我看法与结论。一旦如此，我们则因为这样的历史参与而实现对于过往历史的真实审视，以致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拥有一个面对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态度。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被揭示出来了：什么才会是我们评判历史的真正标准？这个标准将不仅仅用来评判过去，同时更可以用来检省现在与未来将要发生的历史。
裂变：浑沌的能量（5）
在历史之中探索这一标准的实际上大有人在。卢梭在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中专门了讨论了社会的“普遍意志”，他是这样说的：联合起来的几个人只要自视为一个整体，他们就只有一个意志，就是他们共同的生存和普遍的幸福。这时，国家的全部力量既勃发又单一，它的准则既明晰又醒目，没有错综而矛盾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处处都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继而，他又说道：只有一种法律从本质上说需要一致的同意，这就是社会契约，因为社会的结合是世界上最自愿的约定，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和自主的，任何人，不论以何种借口，都不能不经他（任何人的对方）的同意而奴役他（任何人的对方）。
可以看到，在这个标准之中，人类社会的契约与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将成为标准取值的最重要一部份。这个理由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历史的构成将不因任何个体为标准，而是以人类全社会或国家整体社会为标准。所以，我们必须为历史来建立一条评判的基准线，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底线，当历史在这条底线之上运行与发展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社会普遍认同的评价许可或者是好的评价结果，当历史在更高的取值段位上运行时，我们可以认为它更好或者说符合大部分人类（人类社会共同契约范畴内）的理想；而当历史处于这条底线之下时，我们则会认为它不好或是糟糕。作为衡量标准的这条底线，则必需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低要求。这个最低要求，也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本要求，既是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平等、自由要求，以及其获得生活与工作并追求幸福的要求。
关于这一要求的讨论，较之于中国传统历史，在欧洲的思想启蒙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还是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来自佛罗伦萨的尼科罗。马基雅弗利（1469…1527）就在他所著的《邦主鉴》讨论权力与自由的话题了，他明言阐述了“约制与均衡”的理论学说，指出君主、贵族、平民皆应在邦国的宪法中各占一份，这样便可以“彼此交互约制”。可以观测到，这是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