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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浑沌的能量（8）
我为同学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励志创业的文化课。课文是从美国《读者文摘》中摘下来的。是一个关于麦当劳传奇的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琼森的年轻人如何立志创业而克服困难最后获得成功的片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向同学们推荐的故事，也是很好的课文，有商业知识、也有做一个成功的人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课文会使大家变得轻松，传递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资讯。从我对同学们的评价来看，这些平时根本不会惹人关注的人们有着强烈的进取心，而且他们的心地都很好。我对他们说，夜校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大家励志创业的理想和价值观，也教大家一些方法，同时，学校还要拿出一笔创业基金来鼓励创业。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希望学校能够通过这样的训练，培育和发展起来农工学员在城市自主创业的实例，这样的话，学员的成就才会成为学校的成就，而且，所起到的感召力将是巨大的。
昨天晚上是丁东和他的太太琬霖一起为大家上课。丁冬讲的是《论语》，很是精彩！他的主题是拥有快乐人生，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主题，也很符合我们的学员，所以很多同学都举手请教。丁冬表现自如，而且十分真诚地回答同学的提问。有一个残疾的同学，站起来要发言，然后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告诉我们他的生活，他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白天还在乞讨，而晚上他就来上课，他在这里感到温暖，而下课以后他还得去到大街上找一个不太寒冷的地方过夜。尽管如此，他认为他很快乐，因为他不对这样的生活抱怨，他没有怨恨生活，更没有屈服于这样的困难。我看到丁冬在讲台上一下子有些眼圈湿润了。他二话没说，带头向这位同学鼓起了掌。
我为什么要将这一些记录在这里呢？或许，历史就正是以这种看似平常的故事而演绎我们人类的。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谈到过人类历史的那个临界值的话题，我也介绍了人类历史在其自身发展路径中与那个客观的坐标系的关系。谈到了衡量一段人类历史的标准基准线，即是以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底线作为这个标准。而现在我们所做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条在共同价值的最底线上所作的实践。曾有一个刚刚结识不久的朋友，摇着头对我说这个夜校不会办得太久，而《光明日报》的记者也问我，这个夜校是不是办到书博会举行之际就会结束？我告诉他这个夜校将会持续办下去。他就很吃惊的样子。他不相信。或者说他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批人在做秀，是我在做秀。如果这样，他倒会更加确信无疑。我告诉他说：如果我们不办，会有人来办。谁来办呢？我说，是美国人或者是联合国来办。他没有听明白。我就告诉他，这个国家有八亿农民，农工是一个很大的人力资源，我们要是看不到，那么别人迟早会看到。所以，不出五年，只要我们不办，美国人就一定变着法子来办农民工夜校了，很可能还不只是夜校而是大学。
这样的一个实践，将过去的历史与今天，可能会是一个结合。我想，这种活的历史的观点，或许会有更多人开始理解。如果理解的人更多了，那么，历史才有可能真正被推动并被创造。从活的历史观而言，创造历史比我们学到历史更重要。
我在这部漫史中要谈到的宋朝，是想研究一个关于处强与积弱的国家力量问题。检索历史可以发现，凡属于强势的国家和民族历史时期，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有一个与民休息和以民为本的国家指导思想在起着枢纽作用，而一旦这一枢纽遭到破坏或被掉包，那么往往就会由一场社会###和国家实力的削弱所替代，甚至国将不国而人民水深火热。在这样的国家时代做皇帝也好、为官也好、作富翁地霸也好、当一介草民也好，都是一种痛苦的差事。诚然，历史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历史，更多时候只是活在当下和看到眼前，所以，富贵者自然不会知道未来某个时刻会有破财之灾，而昏馈君王也不会了解将有破国之忧和颠覆之祸，大众则更难以领会时代的变迁就会发生在某个不起眼的平常日子里。作为个体而言，这是不足为怪的，而一个国家或是时代，集体性地失去一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方向判断，那么，这个国家将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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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浑沌的能量（9）
从这一点来说，宋朝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进入错误轨道的国家，它与刚刚过去的历史之差别仅仅在于是五代的延续以及比十国中任何一个由节度使创立的国家更要大，仅此而已。宋太祖一旦黄袍加身，就做了两件对国家（他的）有用的政策：一是释兵权，弱化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文人治国，以致使文人官员执掌兵权，并由此而发展了中国后来最庞大的文人官僚机构历史。而他的所有工作，仅仅只是做了上层建筑中关于如何巩固自己地位和皇权的事情，对于百姓庶民则毫无恩惠，所以，自宋一开始，朝廷和民众几乎就割裂了开来，而朝廷之上，则因为军事上的大力削弱之策和朝廷对宰相权力的分割，而使宋朝的中央机构以及军备和战力均不足以抵御来自北部的辽国，此时，一个低效率的国家就这样被建立了起来，甚至，在后来很长时期内，这种“强干弱枝”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治体制被当作为有利于大一统的国家而成为一种稳健模式获得了传承（这种恶果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也频频看到了）。在这里，也就有必要谈一谈当时辽国的情况以及后来在白山黑水一带渐渐崛起的女真族，他们后来建立了金国并消灭了辽国，成为宋朝最大的竞争对手。
辽国由契丹所建，并融合了多个民族。契丹是鲜卑族的一支，在五胡十六国时就已出现，唐朝未期时，契丹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与当时的日本部落十分相似，它的首领叫可汗，到耶律阿保机这位可汗时，契丹由部落完成了向国家的演变，并且在文化上采用了相当的汉学汉制，所以有了快速的发展。耶律阿保机之后，是他的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史称辽太宗。五国时期的后晋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请耶律德光出兵帮忙灭后唐而建后晋，这个后晋在建立之后，便俯首向辽称臣，割幽州、云州等十六州归辽，每年向辽进贡帛30万匹。更有意思的是，石敬瑭还干脆尊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皇帝。辽得幽云十六州后，便大军直下，在幽州建立陪都，称为燕京，即是今天的北京。如此算来，以北京为都城，是要从此开始计算的，距今正好1000年。辽到宋时，已是十分强大，并设南面官和北面官两套官制，这两套官制也是一个历史上颇有意思的二元体制，一方面是为了管辖北面的契丹部落，按部落划分，而南面则是应对中原大国的汉域之疆，采用中国的京府、州、县治理。可见当时辽国也并没有完成自身民族国家与汉族的完全融合，不得已而成一国两制的。就当时而言，辽所占据的幽云十六州，尤其是燕京一带，对于这个来自于游牧和草原的国家而言，应当十分相似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与深圳特区的关系，人人皆向往之。所以辽乐得其所，还时不时地南下袭扰，宋太宗时，还为夺回幽云各州作过一些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到宋真宗时，宋朝就决定与辽议和以保平安了，其结果就是由宋朝每年向辽捐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为代价，称为岁币，两国互称兄弟之国。这就是发生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这种结盟之法，与当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对辽耶律德光的称臣姿态并无什么差别，而是有所继承并有所发扬了。到了金灭辽后，宋朝对金国的姿态，则在对辽的基础上更加光大了。而到了13世纪初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崛起之后，宋朝便成为了历史风箱中的一只老鼠，最后由忽必烈在1279年所灭。
宋朝的这种国家积弱以及由积弱而导致在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现在被我们所看到，在当时也出现了一批有志变革的人士。由于宋朝对辽和西夏均采取妥协与岁币的屈俯政策，大量的岁币由政府依靠增加人民的税收来筹措，而文官体制又使冗员众多，强敌周邻又不得不加大兵役，所以宋朝的国家一直都处于“积贫”和“积弱”的境地。于是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率先发起，到了宋神宗时，有王安石作为参知政事更进行了史称“熙宁新法”的变革。这一变革由1069年开始长达十五年，主要从国家财经和军事两大方面着手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变法起到了护农与强兵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变法所依托的基础仍然是封建君权以及地主官僚的大背景，因此，其变法到最后自然会受到来自于变法者自身利益的强大抵触。到了1085年宋神宗死后，这一变法即被推翻，国家又完全恢复了变法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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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浑沌的能量（10）
当宋朝的小小变革正在进行之时，世界上也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自629年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后代默罕默德在他的故乡麦加宣布安拉是唯一的真神之后，一个直至今天都影响力巨大的穆斯林就诞生了，到中国宋朝时代，###已经成为了一个北非、东非、西非和中亚以及欧洲的巨大宗教文明体，并在建筑、美术、哲学和科学等等方面取得卓著成就，阿拔斯帝国威仪万丈。而同时，罗马衰亡后的散乱的欧洲正在被基督教所统一而且越来越强大，十字军东征表现为两大宗教之间互不相容的敌视行为，以致后来十字军在没落下来的###教义的中心地带还建立了几个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骑士王国。这时的欧洲，城镇开发发展，商业与手工业进入到一个新的活力阶段，西方人开始向阿拉伯人学习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尽管这一时期仍处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然而短暂的一些交流也激活了欧洲，产生出对未来欧洲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和文化成果，并维护了基督教义的强大。这个时期，也是继西欧最大的强势帝国查里曼帝国分化之后而形成的新欧洲时期，法国的加佩王朝兴起以及英格兰威廉王朝于1066年对该地的入侵和建立，这是一个欧洲国家再孕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花去了五百年，其间包含了国家兴起、政治思想启蒙以及宗教改革和许多王朝更替和国王与教会的斗争等等（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似乎是一个极其自然的欧洲社会发育的过程，从物质到财富争夺，从信仰到权力意志，充斥在这个过程之中，却也为后来思想启蒙时间的到来埋下了宝贵的伏笔。
由当时宋朝的改革和快速的复辟来看，即便是王安石的变法，其本质是一次政治改良型的小手术，并非伤其根本，更不是改头换面，所以，这种未能由根本而实施的变法充其量只会是对社会危机的一种缓解。而中国此时，更没有一个作为国家的历史角色感，也没有去到这个历史的大舞台中寻找一个适合自身的位置。这种为国家定位的工作，其实在唐朝盛世之时就应当做了，那时世界来朝，而国家繁荣，如果在当时能够举出一个国家的更高理想，我猜测，各地的节度使以及这个国家的人民将获得进一步的激发而拥有更加强大的团结。很可惜，这个国家定位的机遇在唐朝时就丧失掉了。我想说的便不是认为唐朝当时并不具备这种国家理想的达成，恰恰相反，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可能让人们思考到国家与人民的最高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并非是人类无所想，而是这个社会的机制没有让这种思想获得准可的条件，而同时，拥有最大权力者的理想，则仅仅是为自己设计了满足个人权力的愿望而不是整个国家的愿景。这就是中国过去时代中的最大人文匮乏。
所以，宋朝的诞生，可以视作为汉唐以来中华国家由强而转弱的转折点，也是中华历史的分水岭。尽管在中国完整的传统历史观中，宋朝仍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嫡传，而正如我在之前所指出的，自宋之后，中华文化在其本质上就已经参与了与多民族文化在更大融合，而且，主导这种融合的领导者，早已不是传统的汉人，而是有着全新意义的中国人，他们分别来自女真、蒙古以及满族等等，到了近代历史中，来自欧洲的文化开始加入了这场持续的融合，后来是日本，以致于有很多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字中有很多日本的文明融入到中华文化中，后来便是美国，今天是圣诞节，我的各地的朋友们都在准备着晚上的平安夜，因此，中华文化与世界的相融特性，早已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闻或争议的命题，而是一个历史存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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