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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作一个判断。这样一来，从自秦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思想，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闭合性系统的结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理解到，为什么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文化，会在今天显得如此虚弱，如此缺乏创造力，因为，在这样的闭合系统中，所有的能量均已由“历史熵”而耗散掉了，可供转换的能量变得极其稀少。甚至，我们还可以将这一衡量标准由宏观压缩到一个微观的自我，来观测一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创造力，以便自检出这个自我内在系统究竟是属于封闭或是开放？如此一来，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对于中华传统的认识，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全新的角度。“历史熵”的存在，使我们开始转向科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转换。这种转换，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前提…这是2007年，中国置于全球化之中，她的文化与未来，将出现一种开放系统中才有的全新转化。这或许将造成习惯于闭合系统的传统者有一些难以适应。一如元朝兴起的戏剧，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相对于开放的电影、电视以及更为丰富的动漫表现手法而言，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封闭子系统自然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如果我们总是想对传统有所保留，那么对于一种更大的能量交换就无法做得到。
就在前天的读书会上，发生了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丁东在讲新儒学与21世纪中国时，他的观点被陈斌提出了质问。陈斌问到儒学对于这个世纪的中国究竟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时，丁东则强调了儒学对于个人心灵的慰藉与一个和平和谐社会的价值。一个正在念大三的女孩则就此发表了她的看法，她认为新儒学如果真的成立，那么一定就不会仅仅是儒学，当然也不会全然成为西学，而是东西方共融而生的第三种东西。她把儒学比喻成土鳖，将西学比喻为海龟，土鳖和海龟相结合的产物，会成为一个新生的文化（这是颇有生动想像力的）。她认为新儒学只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产物，在未来，儒学和新儒学都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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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熵与中国文化再思考（4）
这是一个看似尖锐的挑战。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接受着这种挑战（当然也有视而不见的）。而在我谈到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理念并与王琪博的诗并论时，徐恺先生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种反对之声还赢得了掌声。他坚决地认为诗不应当被经济所替代，商业与诗歌绝不相类，也绝没有联系。这种尖锐性已经十分公开了。
我在后来与诗人作了一个简短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看到了诗人对政治以及经济和民生的关注，当然，诗人更关注了许多有关地球的一切。我谈了我的看法：这个世界，一切相关，而不是无关。在客观的世界里我们会相遇，然而在我们个人主观的世界中，在更多情况下，许多传统文化格局中的中国人都有可能会拒绝接受甚至不认同这种客观的联系。
丁东谈到了关于东西文化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直至进入到现代中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争论，他认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并没有超出历史，甚至，这种辩论尚未达到历史上所曾经的水准。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仅就指我们的这些讨论而言）。但是，讨论的水准之外，我们应当看到这场讨论所发生的时间和背景，这一点，在宏观之中就已让所有的历史与此有所区别了。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东西方的文化争论，似乎在说明，这个国家对于由闭合系统迈向开放系统是多么的不敏捷，而传统习惯又是多么之坚顽，以致使我们无法轻捷地产生更为理想的变迁。这又反映到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更多是由我们自身的主观所造就，也是由不变的经验所使然，不愿变化的背后，是我们缺乏刺激和想像力，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这种危险并不是让别人超越我们，而是使我们失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获得客观世界的支持（这是一种大本大源的能量）。21世纪的全球化，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力量介入，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压力，也认识到了它的能量，而对于这种能量以及其所带来的商业文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才刚刚开始。也许，50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回观这样的一段历史时，会有许多的感慨。而我的感慨则是：一个客观世界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令我们无法无动于衷，而主观的保守思想又是如此坚顽，以致于让许多人无法获得追求真理的信念，这场博奕之间，胜败是可以预见到的。
一个国家和个人的信念，不应当来自这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或组织的主观臆想和利益判断，而必须是源自对自然真理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洞彻。全球世界的开放与融合，将使中国真正获得一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科学时代的洗礼，这将与中国所有过往的历史不同，这也是自中国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再一次裂变，中国将由此而获得这个世界的新能量，而中国本身，亦将由此而不同于任何的历史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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