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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黑暗之中，经院哲学一派中尚保存着人本与科学的遗脉，一群隐忍而苦修的修士们，将远古的光辉思想深藏在严酷如中国封建吏治和威严教皇的禁闭之中，然后，在宗教改革和一片人文思想的启蒙中再度复苏，并快速酿成一场文艺复兴的熊熊之火，将人类自由的想象与思想延续到了今天。所以，从人类整体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必须感谢有那么一些人以勇气和智慧拯救了整个人类，我们也必须领悟到，世界之于中国所慷慨赠与我们的这样一笔关于科学与想象力的财富，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天演论》，听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更了解到哥伦布以及五月花号在历史上留下的航迹，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无法不与之发生深刻的联系。
这种多元与活跃的思想格局，在中国的历史上，诸子百家的时代倒是真正地做到了。我在思考为什么思想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以及思想的发生源于什么和使之获得健康的生长需要怎样的环境？
雨果在他的那本《九三年》中对法国大革命所发生的种种进行了一个深彻的思考，他似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必须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看到了人本身。这不也正是欧洲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同一个根源么？或者说，人本思想就是东方和西方思想生长和发展的共同起源。今天重庆政府正在洪崖洞举行一场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研讨会，提出“高调挺私”四个字，可谓是第一个首先将“私”旗最先擎起来的一座直辖市，这一举措，不知道又将对中国的其它城市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现在想一想，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都不能被尊重，一个社会的发展能量又能从何而来？一个个体的思想都要束缚起来，那么，这种经过束缚的思想而产生的行为又能带来多大的益处？我又想起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来，这个“毫不利己”究竟是真还是伪，放在今天的人本主义平台上来解剖，肯定是伪。问题在于我们不能理解在一般的利己需求上，早就有过柏拉图所说过的人对于至善和至美的高尚需求。那个白求恩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今天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穷乡僻壤去教中国孩子的加拿大青年并没有太多区别，他们并不是没有私，而是有着比我们都强烈得多的追求精神高尚的私。把这样一个高尚的“私”放出来，世界能不和平？社会能不和谐？
所以，诸子百家的时代里，“私”被放了出来，或者说“私”是自由的。只不过遗憾的是仅仅是几百年后，第一个始皇帝就将这个“私”大一统到他的帝国中去了。从此之后，中国不再有“私”的存在。公元2007年的今天，一座城市政府首脑高调挺私，以历史观看，这将是中国21世纪史发生人本转折的信号。这个信号很强烈，这个转折很本质。
有私，方有思想。这在诸子百家时代，独立思想和自由议政的旗帜是很鲜明的。道家言道，儒学称儒，墨家称墨，还有法家也四出献计于大王。这种活跃的思想在当时，各国君王们似乎都颇为受用，就如同今天的许多企业都盼着一个好的战略外脑一样，这种市场的需求，也促成了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繁荣，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一统天下的政权，民主政府每四年一届，所以，很是类似于诸子百家的时代，竞选总统的市场一直都很活跃，资金流动辄上亿美金。所以，来到二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时代，肯定是进了一个东方思想的大观园，大家都忙着著书立说，忙着向不同的国君作策划提案，许多治国安民和邦交智慧之策，就是在那时催生了出来。有一部《战国策》，就是由汉代文献史学家刘向整理出来的，从公元前455年到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帝三十一年止，总共239年，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谋臣策士游说各国的情状描述了出来，其中颇多信史，可以作为中国思想史繁荣的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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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东方思想家园（4）
我下面就讲的，是从众多人物和事迹中提取一小部份出来，考虑到战国纷争，不少的事例都十分类似于今天的全球化市场，现代商战奇谋之策层出不穷，所以就没有纳入其中了，主要的选择，是按人物和其思想的独立性以及延伸至今的独特影响，从中而让世界对中国过往、今天和未来有一个文化思想脉络的概要了解。
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1）
这一章节中首位出场的是孟轲，后来大家都尊称他为孟子。中国儒学中出了两个圣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孟子，所以孟子又叫做亚圣。
孟子有很多的故事，比起孔圣人来，孟子这个圣人做得更为真实，言行也更为可信。孟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八十多岁高寿去世，比孔子寿长了十年。孟子的总体学说，仍然是仁义与道德，只是在儒学的社会应用与实践上更为丰富了，而且颇得各国君王的器重，与近两百年之前孔子际遇改善了许多，同时也可以由此看出，诸候列国在国家治理与邦交等方面也逐步成熟，对于治国大理和大道开始听得明白了。所以，孟子在这一阶段，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王道思想（君王治国的大略方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反对掠夺战争和暴政虐民，重视社会教化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在这一核心思想层面上，孟子超越了孔子，可以说，儒学中最为核心的仁政爱民思想，在孟子这里得到了放大，这也是孟子之所以获得圣人尊号的根本所在。
民为贵与君为轻思想的提出，是孟子拥有其独立人格的重要表现，也是其自身际遇的体验和写照。这在当时，各国诸候强兵富国心切之际，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直到今天中国的施政纲领中为人民服务和执政为民的思想，都与孟子远在历史深处的奠定不无关系。
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是说孟子小时丧父，母亲辛劳机杼，二人相依为命。孟母十分注重孟子的成长，为了不让孟子受到不良的环境影响，曾经三次搬家迁徙。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另外一层更深的母爱，可以说，孟子之所以在后来能够以大众为贵，倡导和谐社会的理想，与如此深厚的母爱和关怀直接相关，可以说，近两百年后的孟子，与他所师承的孔子相比，是从一个中产阶级梦想转变到了普罗大众之中，孟子与孔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孟子是一个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
我一直都认为，拥有一个怀着广博而深爱的母亲的人，将更加富有同情心。这一点，东西方的历史都予以了证明。而孟子，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所以，在孟子留下的文章中，除了智慧的论辩性和思想性，以及文学上的排偶句之外，尤其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由此而可以推断出，孟子是一个爱憎分明并且感情丰沛的男人。
我在深读孟子的文章，与其说被他的智慧与文采吸引，不如说是总被他的思想所深深打动，触及到孟子流淌于内心的那份悲天悯人的博爱之心，可以感到了这颗心灵的神圣和伟岸。孟子的仁与义，已远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教导学生的学术说辞，而是一个源自内心的理想和信念。有足够证据表明，孟子是为这一个人类大同普世的信念而生的。想一想看，要在一国之君面前说出君为轻，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而孟子则毫无惧色，更没有半点谄媚，这表明孟子的人格品质的高贵，以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强烈使命感。
对于仁义，可以说是中国儒学的立基之本，这两个字的含义很广，运用到具体的事物上有着不同的解释。以同时代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基石相比较，意译过去，与真善美三个字的意义十分相近，甚至可说是一种异曲而同工的定义。与孔子的仁义之学有所不同的是，孟子的仁义思想直接取之于民也直接用之于民，同时，更没有在施仁的对象上有所区别对待，更没有将这两个字作为一种规矩而使用，而是采用以身垂范和大道普民的作法，施行天下，再加上母亲的影子，所以使孟子的仁义思想更加有血有肉。
有一段《梁惠王》可以看到孟子对于仁义的施教，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孟子等同于释迦牟尼佛的品行和德勋了。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员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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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义之师（2）
这是一段孟子式的智慧对语。文辞未见华丽，想象力不比庄周，然而言辞凿凿有声，论辩绵密谨慎，推理大度开阖，寥寥几句，就让一个国君的利益唯上观分崩离析，甚至惊出一身的冷汗来。同时，这一段对话也有表明，即中国的“唯利”思想，事实上渊源甚久，从战国之际就已经发轫，而且一发而未收拾到今天。而孟子先义而后利的思想，即是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这场义与利的思想和论辩仍在进行，从表面上看，“唯利”始终都占有着这个社会的上风。
对于“唯利”思想的渊源，在西方发展史中也同样如此。在昏暗的中世纪，所有的财产以及权力都归属于教会和皇帝，“利”对于民众是不存在的，生存是唯一的条件同时也是最高条件。这样的一个格局在思想启蒙之后获得了打破，首先是“人”作为社会的一切基石和创始条件而获得了其地位的复苏，之后一系列的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财产和思想的保障迅速成为新时代开端的话题。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诸如无政府主义、自由流派和全新的政治哲学。在这一风潮中，英国哲学家以及温和的社会变革家洛克集约了这一时期的各类思想大成，在他的《人类理智学》、《论宽容》以及《政治论》中，他指出了人类自我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远虑，在洛克看来，“远虑”是值得倡导的唯一美德，而以自身的长远利益作为指南，人类道德才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调和公私利益的思想，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开端。继洛克之后，他的学生休谟推出了《人性论》，而休谟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亚当。斯密，则在这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下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从“唯利”思想体系中提出了“利他”的人类道德与伦理观，亚当。斯密试图从人性的本质中将“唯利”划分出“利他”与“利己”的两个支点，以期获得由人性出发的合理社会秩序的科学建立，这一点，他甚至借鉴了当时代牛顿所发现并建立的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后来尽管亚当。斯密又从“利己”的角度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之后，人们都忘记了他所倡导的“利他”道德情操观，然而，这一高尚利他的情操毕竟铸就了西方契约的基础，从而使“唯利”得到了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法规和秩序的完全建立。
我试图通过以上的东西方思想连接和时空上的浓缩而得到一个关于道德和唯利之间思辩的共同结论。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8世纪，这种跨越二千余年的时间鸿沟并没有阻绝人类思想者们在同一个命题上的相同探索，当然也更没有阻绝人类自诞生以来对于“利己”之私的天然延续。我在思考“仁义”这种中国式的“道德情操”模式之所以未能解析出以“唯利”为基础的“利他”与“利己”理论的原因时，会发现，“唯利”论不仅仅是在中国的道德思想上被忽略掉（抑或是一种人为的否定掉）而没有能真正诞生，同时更在漫长的封建君主时代以王权完全抑制了民间唯利思想的生长，重农抑商不仅表明出中国作为农耕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史特征，同时也客观上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权唯上的事实相应和，所以，“唯利”在中国的文化中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历史边缘化的东西，它甚至无法出现任何思想来予以哪怕最小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孟子的唯仁义道德观，从根本意义上来解析，所依托的是仍然是“君权思想”。
我想象，如果在孟子时代，能够针对梁惠王以及由大夫和士庶万民已构成的唯利现实中，进行一番深入的讨论，并结合孟子自身所弘扬的“仁义”来作本质的思辩，是完全世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