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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警官回忆道，“我曾经几次打入贩毒集团内部，也多次便衣深入三甲集等毒品泛滥地区摸底，有时候在大街上碰到毒枭，还要跟他们打招呼——这是我们工作的要求。”
这些年来，三甲集一些大的毒枭和贩毒网络已被打掉，但毒情仍很复杂。如今，临夏的贩毒活动更为隐蔽，走私贩运大宗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而毒品消费市场则转以零包贩卖为主。如果是外人，在三甲集一眼就被认出了，根本打不进去。
三甲集地处交通要道，从侦破的大量涉毒案件来看，中缅边境的毒品有相当一部分从云南经过这里转运；同时，三甲集是个旱码头，人员背景复杂，车辆流动、人员流动数量非常大。三甲集现有流动人口2000多人，其中重点人口1020人，每逢集日，车流量高达3000多辆，人流近5万多人。本地贩毒以家庭为主要形式，少数人为了毒品的高额利润还在铤而走险。
临夏警方称，三甲集毒品地下销售网络仍然没有被摧毁。最近，在北京、上海、江苏、新疆等地破获的多起贩卖“公斤级”海洛因的案件，都与临夏籍毒贩有关。外省破获的贩毒特大案件，凡是那些姓马的大毒枭，十有###是临夏人。曾制造新中国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枭马秀琴，也是临夏东乡人。
马秀琴因涉案贩卖13．2公斤海洛因而被处死的。一天，北京警方接到情报，北京与甘肃间有一条贩运毒品的秘密通道，负责联络的人是名甘肃女子。这名女子，就是31岁的马秀琴。马秀琴从2002年底跟随甘肃老板来京，多次进行贩毒活动，后来，老板回甘肃前让她留在北京，负责北京的进货、出货、收钱，每做1万元生意，给她赚取10％的佣金。随后，马秀琴开始在北京疯狂贩卖毒品海洛因，有时一个月时间就贩卖了20公斤毒品。最后，竟然制造了建国以来北京最大的贩毒案。
马秀琴所参与的是一个以甘肃临夏东乡籍人员组成的特大贩毒团伙。其成员遍及甘肃、云南、新疆、北京等地。他们先从云南购进高纯度的海洛因，运到临夏境内进行二次加工，然后贩运到北京等地。主要成员坐守兰州、临夏遥控指挥。这是一个有组织、家族式的贩毒团伙，被称为临夏的一个毒瘤。
在三甲集，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些毒贩发财之后，荣归故里，大宴宾客，成了当地农村的“英雄”，使无数贫困农民纷纷效仿，蹈其覆辙，恶性循环。临夏当地流传“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
目前，三甲集仍然是临夏缉毒的主战场。据说，甘肃省分管禁毒的高官每年有几次到三甲集督查、部署缉毒工作，三甲集在临夏乃至在甘肃的禁毒位置，由此可略见一斑。
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2）
这个原来声名狼藉、让人谈之色变“毒品镇”也正发生着静悄悄的变化。除缉毒外，前不久，这座古镇从意识形态入手，适时召开了多场千人控诉毒品大会，由当地各界包括吸贩毒人员代表从不同侧面向控诉毒品之害，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呼吁大家远离毒品，不贩毒、不吸毒、不涉毒，并主动参与反毒斗争。
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毒品镇”变成“无毒镇”。但愿这个有毒的三甲集以无毒的形象再度扬名。
●同心――宁夏毒贩的一杆黑旗
宁夏同心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东北与盐池、甘肃环县接壤，南与固原毗连，西与海原、中卫为邻，北与中宁、利通、灵武三县市交界，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南部黄土高原，属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山川纵横交错，客观上为它成为远近闻名的毒源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宁夏同心县又被称为“痛心县”，因为严重缺水而贫困，被联合国定为全球22个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如今，毒品又给同心县制造了一场比缺水和贫困更可怕的灾难。
同心县的韦州镇、下马关镇、豫旺镇、丁家塘乡、田老庄乡是毒品重灾区。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韦州古镇毒品集散地参与贩毒的人数更多，贩毒资金数额更大。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
下马关镇、韦州镇地处宁夏西海固地区同心县的大山深处，这里沟壑纵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长期靠国家扶持，人民生活以脱贫为主要目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宁夏的贩毒活动最早就是从这里发源，呈放射状向四面幅射，逐渐蔓延到全自治区各地的。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流贩毒活动一度十分猖獗。这里曾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毒品犯罪活动中有一定影响的毒枭，这里的毒贩不仅操纵着宁夏的毒品市场，而且是西北地区毒贩的一杆黑旗帜和风向仪，受到不少省区公安部门和国家公安部的通辑。
韦州、下马关镇的毒贩有不少受到国家公安部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长期通缉，他们不仅操纵着宁夏的毒品市场，而且对西北地区的毒品犯罪活动有着一定的影响。目前正在监狱服刑的周彦吉曾经就是一个特大贩毒头子。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以韦州镇为中心，与境外国际贩毒势力勾结，组建了一个跨区域的庞大贩毒网络，对当地的贩毒活动推波助澜，将这个宁静文明的千年古镇搅得鸡犬不宁，不仅给这个地方带来了灾难，也使他的家庭陷入了支零破散的状态。
他的家曾经是韦州镇最豪华的院宅，如今却显得凋零而没有生气。重病缠身、63岁的父亲周生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现在全家已是入不敷出，包括周彦吉大儿子在内的5个孙子、孙女因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整日在村里、家中游荡。他父亲几乎用哭诉的嗓音说：
“毒品使我这个原本人丁兴旺的一个大家庭家破人亡，6个儿子有5个涉毒，两个被处决，两个被判刑，一个被劳动教养，6个媳妇，5个寡妇，家中8个孙儿、孙女，没有一个喊爸爸的。”
在韦州古镇南25公里的下马关镇，有一个毒枭名叫康有贵，他的名气几乎与周彦吉不相上下。他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长期以贩运羊绒、皮张和发菜为业，并以此发家，购买了两辆日本载重汽车，资产高达五、六十万元。但在贩毒活动猖獗时，为了赚钱来得更快一些，他利令智昏，竟召集两个儿子、两个侄子，开着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南下贩毒，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竟向同村乡亲集资搞“股份制贩毒”。他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不仅身败名裂，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使整个家族由富足迅速转向衰败。
毒品的暴利成为毒品犯罪的直接诱因，使原本一些善良的人也成了贩毒的亡命徒。两镇多数农村人口长年靠天吃饭，生活比较困难，一些人把贩毒作为省时省力的脱贫捷径。于是，一些利欲熏心的商贩、个体户，丢下正当生意染指毒品；一些做发财梦的农民放下锄头，兄弟联手、父子同行、甚至夫妻、父女、婆媳连袂，一起背起干粮袋，成群结队地挤上火车、汽车上“前线”去“撞命”。
马学仁、顾清元、马英旭等几个正在监狱服刑的毒贩在谈到当初贩毒的动因时，毫不隐讳地坦言：“贩毒去撞命，捞上几十万，杀头也值得”、“辛苦一阵子，享福一辈子，杀了一个人，造福后代人”。而结果却是一群群无知者被捕入狱，一批批亡命徒饮弹身亡，不仅没有致富，反而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难。
下马关镇西沟村因寡妇众多而远近闻名。
这个村大约有400多户人家，历史上有着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西沟村人率先走出山门，下山闯广东、上云南，长途贩销发菜、皮毛、羊绒、甘草等土特产，倒卖布料、电子产品等，村民们因此发了家，成为当地的第一拔“万元户”。他们搬出了山沟，在公路两旁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砖瓦房和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形成的新村落被当地人称为“广州村”。
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3）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暴利驱使，“广州村”开始染指毒品，逐步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昔日红火富足的村子如今变得空旷和凄凉。
几年来，这个村因贩毒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多人，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0多人，被枪毙的有10余人，总共有130多人犯罪，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直接牵连，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毒品那个东西害了，毒品制造了新的“寡妇村”。
在西沟村，当你打听“掌柜的干啥去了”，女人们大都回答说“打工去了”。有的男人确实到城里打工去了。而有些男人所谓的“打工”，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就是在戒毒所里劳教，还有一部分人正慌忙地奔走在贩毒的路上。西沟村的女人们守寡分为两种，即死寡和活寡。死寡是丈夫因贩毒被枪毙了。活寡一种是丈夫正在监狱服刑；另一种是丈夫在外贩毒，几年不回一次家，有的贩毒发了财，就在外面找个小老婆，过起了小日子，几年回一次家。
李晓霞是个新婚不久的村妇，她的丈夫因涉嫌吸、贩毒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年仅19岁的她已独守空房两年。她的公公因贩毒已被执行死刑，包括她丈夫在内的4个兄弟皆因吸贩毒被判刑，偌大的院子，只有婆婆和几个女人领着一个不满10岁的小侄子相依为命，全家没有一个支撑家庭的男人，80多亩耕地无法下种，生活陷入困境。
张桂花老人常常跺着脚骂道：“家里的男人都被毒品那个东西给害了，本想靠贩毒致富，结果贩了个家破人亡，当初他们要是不贩毒，既使吃苦受累也比今天的日子好过得多。”她的丈夫马学明因贩毒被“枪崩”了，四个儿子也因贩毒、抢劫和吸毒被判刑和劳教，剩下三个儿媳“守活寡”，十几间大房子，平日里只留下一个孤独老妇人在家看门。
在通往韦州镇公路边的一个回族家庭，一家老俩口生了4个儿子，父亲和大儿子早年因为贩毒被判死刑，老二被判刑15年，老三被判6年，老四被判3年。老四媳妇说，自己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被送进了监狱，他苦苦等了3年，丈夫回来了，但整天无所事事，她估计自己的丈夫没几天又要去贩毒，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过到什么时候。
在下马关南27公里处的预旺镇，是一个新形成的贩毒区。在下马关镇和韦州镇一带的青壮年男子因贩毒、吸毒而减少之后，预旺镇周边村子里的部分男子成了贩毒“替补队员”。毒贩交易的地点在预旺镇，参与人员来自预旺镇和下马关镇，两个镇的毒贩走向了联合贩毒的道路。
下马关、预旺、韦州三镇南北相通，有一条刚刚修好的公路相连，在宁夏东部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条狭长的毒品走廊，成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毒品来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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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泉――能闻到空气中毒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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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安徽省西北边陲的临泉县西、北、南分别与河南省的平舆、项城、新蔡等5县接壤，省内则与颍上、阜南、界首等四县为邻，故有九县通衢之说。这里地情、民情也相当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这里成为中国三大毒品集散地之一。
临泉的庙岔，地处安徽、河南两省三县交界处，清末民初，这里就是买卖鸦片的集散地，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一度绝迹的毒品随着皮张市场的兴起再次出现。当时皮张生意之盛，可以用“商贾云集，异常热闹”来形容它，每天的凌晨3、4点钟的时候，来自全国包括新疆、东北的商人就开始进入市场，每人2元的门票收入多达数千元。
很快，这种繁荣和茂盛及众杂的流动人口刺激了庙岔毒品的沉渣泛起，再度猖獗，并且迅速蔓延。云南和临泉毒品通道的形成大致也是在那个时候。
临泉现有人口近200万，人多加之积年的穷困，这里的民生艰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地少的农民多外出务工，不少人长途跋涉到云南，帮助当地人承包土地种西瓜，工资多是根据当年西瓜的收成，当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几乎拿不到工资，当地有些人就拿出毒品代替。
而这样的“工资”带回临泉后，竟然比丰收的年头还要丰厚。一来二去，暴利牵引，就有人走上了贩毒的道路。而且，临泉农民有不少人和云南当地人结婚，定居云南。这样的血缘关系构筑的毒品通道具有一般渠道没有的稳固性，打击起来、尤其是斩断特别困难。
在刚开始的时候，一些贩毒分子确实得到了毒品的好处，不少人赚了钱后在村里盖房起楼，眼热的群众就群起仿效。一时间，以庙岔为龙头的乡镇农民纷纷走上贩卖毒品的不归路，毒品日渐泛滥。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