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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愿听人们那么说，我又不是被别人包养，更不是给当官的当情人。我们俩是相爱的，只是现在没有办法领结婚证。你说像我这样该怎么办呢？”
我被问住了，不知道怎么办。我应该劝她离开这个男人？劝她给那个男人做思想工作让他和台湾妻子离婚然后和她结婚？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只对她说了句，“总之是难办的事情， 最好是你们好好谈谈。这样也合法啊。”
我抬头看着幽蓝的夜空，依然找不出个答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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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官员挑不起新农村建设的担子
这是一个很不轻松的话题，即为什么说地方行政官员挑不起新农村建设的担子呢？在这里不是否定他们的才能，而是讲他们的主要职责与“三农”发展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间接与直接的问题，同时综合其他诸多因素在内，才得出这一结论。如果没有帮扶“万村行”，我也得不出这一结论。
在“万村行”的过程中，这个结论逐步地凝结于我的脑海。说实话，长时间我不敢去碰触它，因为它涵盖面太广，波及面太大。后来，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后再也无法回避与沉默了。这篇报道就是“中央对县级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培训”，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我一直倾心关注与付诸于行动的“万村行”不就是为了新农村建设吗？我怎么能再回避呢？
在帮扶“万村行”中，我走过了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当我走进农村、乡镇后，在我实地考察中，与一些当地干部和农民深入接触、交谈后，慢慢地一个问题凸显了出来。如果大家都漠视这个问题，它势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甚至会因此走许多弯路，同时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呢？答案也许已经在“中央新农村建设县级干部专题培训”中找到，但是我在“万村行”活动中还没有领略到，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与大家讨论。我把一个大问题细分为如下几个小问题。
问题一
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主体是农民，自然新农村建设主体就更是农民了。可是农民却处在被动地位，由于信息的不稳定性、不准确性、不系统性使得他们无法判断向何方走，这是其一。其二，农民虽然承担着一个13亿人口吃饭问题的大产业，可他们无法顺畅地得到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往往都是要通过不健康的渠道和手段，才能获得他们急需的、且极其微薄的资金。大多数山区的贫困农户反而很难得到生产与发展的资金扶持。农业不同于工业产业，工业的收益可以预期，而农业却不能，一旦遇到天灾就会颗粒无收。因此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运行流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朝一夕。第三，农民的知识结构无法把农业这个大产业完全驾驭，可主体的承载使得他们又不得不肩负起这个重担。由此，多数农民就只有“应付性”投入生产，无法把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地经营起来。第四，由于农户所耕种的土地面积过于分散，无法进行大规模生产。
问题二
地方政府的作用与生产者的关系不明确，地方政府部门无权干涉（为某一农户决策种什么、干什么）农民怎么生产、怎么经营；可农民也无法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可靠的生产发展信息（市场经济下政府部门只能是临时指导性的，并不能为农民保证什么）。那么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作用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官员指挥的权威性、官员指挥的责任性到底有多大？哪位官员会保证他的指挥是正确的？如不正确，那么给农民造成损失他能承担相应的损失与责任吗？听了官员的指挥，农民假如受到损失了他是否给予赔偿？他扮演指挥者的角色，他的利益是否就是农民的利益？怎么个关联？不要拿他的乌纱帽来关联，他丢了乌纱帽还有饭吃，农民在他指挥下绝收了、返贫了他与农民同甘苦吗？我想官员是不会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官员怎么来指挥农民搞新农村建设呢？接受了培训的干部应该也放下国家给予的所有待遇，进村、住社（这里说的不是传统的官员在那里指手画脚的那种，而是彻底成为不拿国家工资的农民）来和农民一村、一社地建设新农村，他们做得到吗？这样他们才会真正地负起责任来。因此，这个县乡干部怎么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作用，而且是起到好作用的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了。
问题三
地方政府官员，大多都是从事行政性工作的。让他们来指挥农村经济发展，这是另一个巨大困难。以前的一切失败的例子深深地刺痛着农民，也刺痛着地方干部。有过许多经验教训的干部都不敢轻易插手农民的事情。假如还让他们来指挥新农村建设，他们要么就是继续乱搞，要么就是糊弄。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作用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一是为农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服务；二是邀请农业专家全面对地方农业发展进行科学评估，做出合理的布局；三是把各类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国家、地方培训让还给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四是协助农民打造农产品品牌等。
这就是我在“万村行”中发现与总结的几点问题。这些大部分是来自农民的智慧，我只是把我认为合理的形成这个建议，供决策者参考。
建设和谐社会农民的“性福”不能忽视（1）
这个题目看似哗众取宠，其实不然，这是我在青海省所了解到的一个较为严重的农村现象——农民婚姻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被国家和社会忽视，那它将会发展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因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六项原则中，首条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偏远山区、经济欠发达的农村，青年农民到了婚配年龄却因家庭贫穷、身处偏远山区而不能婚配（改变不了目前境况就将是终身独处了）的问题也是人本的大事，重视这一问题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精神。农村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婚姻（正常的）、家庭是经济建设的力量源泉之一。此外，婚姻不同于经济的发展，可以迟缓，可以后发，它不能等待与延误（在农村错过了适婚年龄就很难找到适合结婚的配偶了）。婚姻也是影响社会健康与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在农村更是突出。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性福”二字来取代“幸福”或者取代“婚姻”二字，同时我还铿锵有力地说：“这不是哗众取宠！”这是基于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来说的，这就是当一个健全正常的成年人（这里主要说的是男性农民），因贫穷没能婚配，难道他们就没有性生活的需要吗（在这里我们先抛开婚姻的其他因素）？如果有人回答说“没有”，那他们不是虚伪就是阳痿。如果用健康的思想、正确的观念来回答，那一定会说：“需要是正常的，不需要是不正常的！”因此，我就此话题先抛开婚姻中的家庭责任、爱情、子女教育等内容，就单从一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的正常生理需要谈起。这也是一个无可厚非、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我就用“性福”来命题。
可正是这个“需要”在偏僻的农村只是一个《天仙配》的梦想了，那些已无望婚配的农民就无“性福”可言了——没有婚姻生活还谈什么幸福生活。那些已到正常婚配年龄的村民，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不是极个别现象（男性居多，女性也有，但她们大多都是已婚，只是因为丈夫病故或者离家出走不归者，可她们大多数会再婚），而在有些地区快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了，甚至还有蔓延趋势。这不是耸人听闻，请大家看下边我去过的几个村子所了解的事实吧。
某县某乡（我在这里隐去县、乡是处于种种考虑，请读者谅解）朱家台村，这个村子并不是很偏僻，只是耕地全部是山地。我走访的几户农家中就有四个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已很难有正常婚配可能了。
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父母均已70多岁了，儿子今年（2006年，以下几个的年龄都以2006年为准）38岁，以前外出在西宁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因父母年纪已大并且有疾病，现在在家以农活为主，农闲时给本村农户代放牧，有一点经济报酬，以此来维持油盐酱醋之需。此外，妹妹（35岁）因哥哥以前在外打工，家中农活和老人都要她承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在农村普遍是在20～26岁之间，再大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婚配之人）至今还是未婚。
一汤姓家庭有一个鳏夫（68岁），一个光棍儿子（45岁）。老人三十几岁时妻子去世，他就一人带大儿子，可由于家庭贫困他也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经济实力）给儿子娶上媳妇。现在儿子外出打工，每年春节回来一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建设和谐社会农民的“性福”不能忽视（2）
一个40岁的光棍在去年结束了光棍生活，但娶到的是一个比他大10岁且不适合结婚的低智妇女。他们结婚刚一年多，但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由此今年他也外出打工去了。
魏姓一家，父母在前年、去年相继去世，生有四子，唯一有过婚姻的老二做了上门女婿却不到一年就病故。在家中的老大近50岁，老三、老四都30多岁，没有一个娶上妻子。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一年的收入勉强够最低的基本生活所需。目前在那里的农村要娶到一个妻子没有四五万财礼就不行。四五万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我走访的家庭中，因贫困而娶不起妻子的占15％～20％。
此外，村子里的姑娘除了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之外，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川区（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还有的进城后远嫁他乡，因此那些地区已经出现“女荒现象”。
以上事例在我所有走访的青海省农村带有普遍性，而不是个别状况。上述是结不起婚（无钱娶不起或者娶不到）的，但是还有另一种现象也不能不重视，这就是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什么感情不和，而是因家庭贫穷，生活难以为济。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有的与他人同居（从法律角度讲已是重婚，可这种“重婚”不是她们的初衷，但是她们只有在这样无奈中度日）。被她们抛弃的农村家庭（丈夫）更加是雪上加霜，他们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原本想着婚后夫妻共同努力偿还，谁曾想还没有来得及偿还债务人就走了。由此还债、种地、照看孩子全部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了，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生活更加是困难重重，苦不堪言！因家庭贫寒妻子出走的占我走访家庭的20％～25％。
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城市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我不知道他们的调查与权威是从何而来的。他们了解这群已被社会忽视的农民兄弟吗？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
城市的舆论都已在谈什么离婚率，老年人再婚等问题，然而那些农民兄弟连婚姻和完整的家庭都不能拥有。我们是否应该给予这些农民兄弟更多的帮助？
因此，我们先不谈什么家庭、婚姻、幸福，就谈人性的最基本正常的“性福”需要。我们不要违心地品头论足，我们要从人性的真、善、美来看待那些因贫穷而不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和家庭的农民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信号也不可忽视，这就是如果那些不能正常拥有婚姻生活的农民增多，会不会导致性病与爱滋病的加快传播？！
“春运”，是把民工当成发达地区的产业工具造成的后果
昨晚住到建德市一家新开张的宾馆，住下就开始写获得“十大‘社会责任’中国博客感言”日记，写完后已经是临近凌晨两点了，可我还是在思考“社会责任”这四个沉甸甸的字，我能否承担得起？“社会”、“责任”多么沉重的两个词啊！怎么在不经意间就赋予了我？关了电脑我还在思考着，久久不能入睡。
今早不到五点就醒了，那四个字第一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翻身起床，进到卫生间用清凉的水拍了拍脑门。此刻，我觉得有些轻松了。就在抬头照镜子的一刹那间，我好似明白了什么，压在我心头的重块瞬间就消失了。为此，我一阵欣喜，自言自语地说：“清水啊清水，你原来还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啊！”我索性洗漱完毕，走出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