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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们知道，孩子们不像他们，可以不受干涉在街上行走。
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在街上游行，一路吹吹打打，造成交通拥堵。
一支支持独立的游行队伍刚巧从我们办公室下面走过。
人行道两旁各有一个孩子。
他们与马路中间的那个孩子一起举着一条写着口号的横幅，有整个街面那么宽。
横幅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跟在他们后面的唱歌的人群。
在街道两旁一排排房子里，大人们倚在高高的窗户上俯视下面，仿佛在看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孩子发动的政变。
孩子们唱着1869年“反对者”写的一首歌：你要交出父辈争得的权利？不！权利要让子孙继续。
不要为了眼前的小利，让人说我们出卖自己。
他们还用《一位母亲爱的祝福》的曲调唱一首名为《1948年英雄》的歌：我们的头顶天空明朗，我们的纸厂机器轰响，拉布拉多那儿有铁矿，多得足够你用上天堂。
美国人会要我们的鱼，我们的长夜已经过去。
纽芬兰千万不要投降，拉布拉多也不要绝望。
一场殃及全国的怨恨战由此拉开帷幕。
与政治毫无关系的陈年宿怨都在这时以武断的方式得以清算。
表面上我们的赌注是国家前途，其实真正问题是谁可以一直宣称自己获赢。
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胜者觉得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在这场比赛中，你若失败，这将是你一生的奇耻大辱。
你若赢了，将永远为此得意洋洋。
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孩子、教会、工会都在划清界限。
他们肯定会和你说标准是其他什么的。
其实，划线标准不是宗教，也不是不同的政治观点。
第二次投票到处弥漫着一种过时而无序的狂欢气氛，仿佛到了四月斋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或是进入了一场不戴面具的化装狂欢。
在这种场合中，在授予豁免和特赦的保护下，没有什么不能做。
更没一个人想到等豁免撤消，问题解决的时候，将来的事会怎样。
这个时候，争斗看上去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内部其实已经有了结果。
想告诉别人那时的情况真不容易。
因为在那个时刻，没人知道，另一方会怎样看待胜利。
也没人知道，获胜差距是多少才合适。
投票前的最后几个夏夜，我得拉低帽檐，竖起衣领，穿上从来不穿的衣服，带上保镖，口袋里揣好左轮手枪才会出门。
当时，每家每户都敞开大门，让冷风吹进家里，所以争论声音混成一片，乏味地飘在早已喧嚣的街上。
我们所经过的每个酒吧无一例外都淹没在骚乱中。
等到酒吧打烊，那些酒吧门口闲荡的人散了之后，我们开始散步。
街上只有我们三个，整个城市安静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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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的父亲（2）
我是支持加入联邦的领袖，我父母却支持独立。
所以，斯莫尔伍德屋檐下的一场流血冲突将不可避免，何况这样的事眼下正风靡全国。
第二次全民公投前几天，一个星期天的晚餐上，冲突爆发了。
最近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家里，父亲总是不在家。
但这天我却有预兆，感觉他会在家。
我看见放在门廊角落里他的“挣饭棍”，于是打起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事。
也是因为有可能有一场风暴，我把克拉拉和孩子们都留在家里。
当时在家的还有我兄弟戴维。
我们聊了几句话，打发吃饭的时光。
接着，父亲便走到俯瞰城区的平台上去了。
我们可以从起居室的窗户看见他。
这天天气很暖和。
两边平台上的门都开着，微风可以吹进屋。
我看见我的保镖站在朝海的平台上抽烟。
母亲乞求似的看着我，要我千万克制住自己。
父亲抬起手臂，仿佛要给群众演讲。
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他在平台上滔滔不绝了。
好多次，趁他出去时我才回家一趟。
我已然决定，永远不再做一个非自愿观众。
“古老的失土啊！”他咆哮道，声音响得足以在100码开外压倒海恩斯。
我母亲闭上眼睛保佑她自己。
她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捏得指尖都发白了。
“原本可能成一个国家，现在却可能永远都成不了，就因为我们家的一个人，我们家的一个人啊！”他一边继续咆哮，一边用双手猛拍平台扶手。
“就因为查利·斯莫尔伍德家的一个人。
这真让我烦恼啊！明妮·梅，烦恼啊！人们会在历史书里，把我当做他父亲记录下来。
烦恼啊！将来当他们需要解释，会把矛头指向我，好像是我把他变成那个样子的。
儿子造的孽会怪到老子头上！”我站起来，避开前来阻拦的兄弟。
“不管我变成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我站在门口冲他的背喊。
他并没转过头来，依旧面朝落日，面朝层层排列铺满整个海湾的屋子。
整个城市好像安排好了一般，要去衬托圣约翰斯浸信会高耸的教堂尖顶，尖顶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鸽子。
“宁可是体面的失败，”他对那些虚幻的群众讲道，“也胜过卖国的胜利。
宁可让你安于天命，也不希望你出卖自己的灵魂往上爬。
”“如果你安于天命的话，”我说，“现在也早就做出点事来了。
”“要是我也不知羞耻的话，”他说，“早就做成大事了。
挡在我与发达之间的就是我的良心，我不会让自己妥协。
我宁可放弃机会，也不会出卖自己或别人。
”我正准备回嘴，他转身大步走过我面前，一步两阶地跨上台阶，上了楼。
他的样子仿佛向我说，马上还要回来。
我回头看看母亲。
她还是原来那样坐着，闭着眼睛，两手紧握。
“乔—”戴维恳求地说道。
没等他讲完，父亲从楼梯上跑下来，手臂夹着两册我那本不成功的百科全书—《纽芬兰大全》。
之前他从未跟我提过这本书。
他把其中一册放在咖啡桌上。
“这是什么？”他边说边把另一本捧到胸前，直指着书说：“《纽芬兰大全》，”接着又翻到书名页，“乔·斯莫尔伍德编。
”接着又大声念了题献，“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查利·斯莫尔伍德与梅·斯莫尔伍德。
”他念完扬起头，似乎在说：“难道这不重要吗？”然后他又用拇指翻着书页，轻蔑地念着那些有名的纽芬兰人的名字，仿佛我受骗上当，以为大家都想读他们的故事。
“你为什么不让你的某个编委给我的书签个名？比方说，理查德爵士。
”“‘献给查理：我和您的儿子是朋友。
如果您吻我的屁股，也许我们能成为朋友。
’”母亲跑上楼，去了自己房间。
父亲暂时不说话，我听到了她在头顶上的脚步声。
我毫不怀疑，她一定以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是那本虚荣的书造成的恶果。
“这书上可没我。
”他说，“我们家的老头子，弗雷迪，还有你—我的大儿子可全写在上面呢。
天知道这里面还有多少个斯莫尔伍德家的人，可就是没我。
除了题献上提这么一句：‘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查理·斯莫尔伍德、梅·斯莫尔伍德。
’我想过很多，也仔细考虑过。
在这样一本书里，题献是我的名字唯一能出现的地方。
把我的名字写到题献里，你是想补偿没有把我写进书里吧。
我真是荣幸，万分荣幸，换个人会生气，可我一点都没有。
”其实，他说我想这样补偿他也并非完全不对，但话说得这么直接，我仍然难以接受。
“那我给你个什么名目呢？”我喊道，“纽芬兰的著名醉鬼？如果不是考虑会让妈心碎，我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往后不会再跟你多讲一句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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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的父亲（3）
”戴维努力想调解，但父亲挥挥手叫他走开。
“查利·斯莫尔伍德，”他说，“没一点出名的地方，也没半点名气。
如果你打算用这本书超越法官，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你没做到。
我很好奇，法官会怎么看待你的书？老普劳斯如果看见你的书放在他的书旁边，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批判你？我相信，他会跟你说，当你的书被人们忘记很多年后，人们依旧在读他写的书。
”“他……他喝醉了。
”戴维说。
这时，母亲已经不再在头顶上踱步。
我知道她一定把耳朵贴在门上，也可能贴在地板上听我们说话。
“他总是喝醉。
”我眼睛依旧看着他，却低声对戴维说，好像父亲听不到我说的话似的。
“如果这是一个借口，那他做的一切就不需要受到任何谴责。
他从我出生前就开始喝酒了。
”我又对他说：“我以后不会和你说话。
你不再是我爸，我也不再是你儿子。
”父亲疾步走向沙发，那本书还拿在手上。
他侧身蜷在座垫上，脸歪向一边，仿佛是一个知道自己活该被打，或者惹祸上身的人，正准备挨别人的揍。
这样一来，可以让准备打他的那些人觉得不体面而放过他。
我整整盯了他一分钟，但他并没看我。
他的眼睛一开一合，仿佛要睡着，或者快崩溃了，可忽然清醒却又疲惫不堪了。
这一切都是他挑起来的。
这场对抗他蓄谋已久。
一阵不合常情的爱涌上我的心头—这个荒谬、胆小又无助的老人！突然间我意识到，他已经多么老了！仅仅在平台上叫喊了几分钟就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以前他可是整晚整晚地咆哮。
另一件让他比害怕生活更害怕的事就是死亡。
当我威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时，他的颤抖与恐惧是多么厉害，仿佛这是他第一次面临抛弃。
抛弃到来时，他的生命也将结束。
“对不起，乔！”他开始哭，“你别介意，孩子。
你知道我，孩子。
你知道我喝醉酒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看看戴维。
这时楼上地板上又咯吱作响。
于是，我又望了望楼上。
“没关系！”我说。
他恳求似的冲着我笑。
我伸出一只手，他抓住了。
他似乎已经用尽全力，整个胳臂都在颤抖，但握紧的拳头感觉不到一丝力气。
我的父亲，他已经是个老人了。
一个从没走过好运的老人。
“别担心！”我说，“都忘掉了。
”当然，这一切并没忘记，这样的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精神上我已经抛弃了他。
我退缩仅仅是出于同情，出于形式，出于替我母亲的考虑，不是出于爱。
对于这一点，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
这个心结打那以后，一直隔在我俩之间。
第二次全民公决之夜1948年7月22日庆祝活动结束后，我喝得已没法自己开车了。
我认识的每个有车的人都烂醉如泥，连我的保镖也不例外。
我不敢叫出租车，出租司机可能吻我，也可能杀我。
在圣约翰斯城里，杀我的可能性要大一倍。
支持联邦的出租司机可能不愿冒险让我上他的车。
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自己想走走。
出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就我一个人，我的保镖让我以为，或者他们相信我是一个人。
其实我知道他们就在我身后某个地方。
我能听见他们在笑。
可能他们已经醉得太厉害帮不上我什么，却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
我决定，如果可能，就甩掉他们。
有几个勇敢的人挽着手臂，手里提着酒瓶走过大街。
几个支持联邦的人。
他们走过我面前时没看我第二眼。
撒满五彩纸屑的街道出人意料地荒凉。
我听见东区某处不时一声孤寂的枪响打破周边寂静。
枪声久久回荡在港口的山坡间。
早些时候，几乎连续几个小时都在打枪。
与其说是庆祝，不如说是对失败者的象征性处决。
我感觉到夹克衫口袋中左轮手枪的分量，还有另一只口袋中铁锭的重量。
这块铁锭是为平衡左轮手枪的重量，以免衣服一边高一边低放进去的。
它已经在我口袋里三个月了。
我能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坠在我肩膀上，让我略微有点驼背。
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挺直腰走路，也不知道这枪还要带多久。
随处可见粉红、白、绿相间的旗帜飘扬在半旗杆高的位置上。
降下这些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