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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下午，我接到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主任吴湘韩的电话，受委派采写董锋因网络举报而被“双规”之事。吴湘韩特别强调，从政府重视舆论监督的角度做。28日深夜，我抵达徐州。次日，完成对举报人及其他人士的采访后，转而向官方求证，先后联系了徐州市纪委“董锋专案组”、市委宣传部等，采访颇不顺利，但董锋因网络举报而落马的事实已经明朗。我曾发短信给江苏省副省长、徐州市委书记徐鸣，徐鸣8月31日委托秘书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接受采访，并再次证实网上的帖子促使市委“加快采取措施”。遗憾的是，当时我已在返程的火车上。
中国纪检、检察机关对网络反腐越来越重视，网络举报固然纷繁芜杂，但相较传统举报方式，是一条便捷、高效的通道。北京大学法学家姜明安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指出，王培荣采用了网上实名举报的方式，敢于将举报材料公开接受监督，即使不可能字字准确，至少也值得重视。
9月1日，四大门户网站均在首页要闻区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网上曝光区委书记“一夫二妻”徐州市委重视网上举报迅速查处》一文。这则新闻的四家网站网友跟帖数量总计达到57000余条，居于国内热点新闻排行榜首位。人民网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制作了专题《“一夫二妻”的区委书记被网友赶下台如何开辟网络反腐新战场》。新华网将网友评论制作了专题《好色书记落马，网络举报功不可没》。全国各地许多报纸转载或刊发社论、时评，一些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或整版转载。法新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跟进报道。
报道引发了各界对网络反腐的思考。评论大都指出，举报应该“条条大路通罗马”，网络反腐为我国反*斗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渠道，网络民意是对专门机构反腐和主流媒体监督缺位的有效弥补。学者谢泳9月5日撰文，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网上“信访局”。他指出，现在网络在反腐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民间维权机构通过网络传播达到上访者问题公开化的追求，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最近徐州“董锋案”的查处，网络传播就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不久，“因涉嫌受贿犯罪”，董锋的江苏省人大代表职务遭到罢免。这名荒唐书记的案情扑朔迷离，他的面孔也会很快被人忘记，但没有疑问的一点是，互联网的力量日益显现。
仇和新政（1）
文／ 张文凌
十年砍柴评点
传统中国的政治清明，往往需要某些才智德行出众的官员来推动。因此，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重要人物往往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现代社会不应拒绝有个性的能吏，但个人的魅力决不能代替制度的建设。
2008年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党政领导的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尽管昆明不是第一个公布领导干部工作电话的城市，但是伴随着“仇和”这个备受瞩目和争议的名字，这个消息仍然成了媒体最热的话题之一。仇和入滇不到70天，他在昆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被人们认为是“昆明新政的一缕阳光”。
仇和新政扑面而来2007年12月23日，仇和带着他的秘书“空降”昆明。
12月28日，昆明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宣布仇和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此前，虽然坊间传说仇和要到昆明履新，但人们仅仅把它当做一种“传说”。当传说变成现实后，不少干部感到“没有准备”、“措手不及”；而让更多干部感到“措手不及”的，是仇和强势推出的系列新政。
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昆明电视台、昆明电台进行了现场直播。昆明市委全会的首次直播，把“小会场变成了大会场”，让昆明人感到“仇和新政”的扑面而来。
昆明圆通街的一位社区工作者说，她在社区工作10多年，还是第一次知道市委的会议怎么开、都讲些什么。她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参政体验，第一时间里知道了市委全会的工作报告。过去媒体上刊发的工作报告都是一些摘要，对一些工作的不足我们无从知晓。直播减少了会议精神和会议内容传达上的信息流失。”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仇和提出了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并要在媒体上公布所有市级领导及各部门领导的政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让市民随时可以与他们联系。
2月4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活动的实施意见》，其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要在《昆明日报》、昆明电视台上公开亮相，要就进一步抓好软环境和机关效能建设作出公开承诺，并将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公布，接受监督。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位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一时间，“昆明纸贵”。
电话号码的公布，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兴奋、好奇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人们纷纷拨打各部门电话，目的和心态各异：有的反映问题，有的提建议，有的想试试电话是否打得通、打通后接电话的领导是什么态度。拨打书记仇和、市长张祖林电话的人最多。为了更顺畅地保证在工作时间以外与市民的联系，2月19日，市委书记、市长在原公布电话的基础上再各新增一部联系电话，打这两部电话的时间是当天18：00至次日8：30。
2月22日凌晨1时，记者分别拨打了书记、市长的两部夜间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后接通。接听书记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晚上平均接听160多个电话。电话开通的第一个晚上，一夜到天亮，电话没有间断过；接听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平均每隔10分钟就会有一个电话打入。
仇和新政（2）
电话公布的同时，也正是昆明市“两会”召开的时候，不少领导因参加会议导致工作电话无人接听，这使市民对政府接受监督的诚意产生了质疑。2月18日，昆明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接听领导干部公务电话的通知》，对接听电话、落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指出对不按规定接听群众来电，或故意刁难、语言不文明，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认真及时进行处理而导致发生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按照《昆明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对责任人进行问责。对媒体公布的“打35个电话22个无人听”的问题，昆明市纪委对全市进行了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以文件形式公布。
针对电话公布的一系列措施，公众反响热烈。
“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市民杜先生说，每年政府机关都会印制一本党政机关及有关单位电话号码，上面都有8个字“内部资料、妥善保管”，并且注明：“本电话号码仅限内部使用，发放时请登记造册，使用者按保密规定严格管理。”有这本电话号码簿的都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有关系的人。“现在，昆明市主动拆除了这堵墙。我从网上下载打印了这些电话号码，共76页。如今我们老百姓也知道了各部门的领导叫啥管啥。”
“监督渴求”的背后是公众长期以来的情绪释放“我是一个外来打工者，现在的食用油价格越来越高，我们承受不了。你是仇和书记的秘书吗？你跟书记说一声，我想和他谈谈。”
“我刚才在网吧里给仇和书记发邮件，手机放在旁边被人偷了，你跟书记说说，叫他帮我找回来。”
“我今天晚上在市区被人抢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帮我。请书记抓抓昆明的治安。”
“我家隔壁邻居的狗每天夜里3点就叫，影响了我们睡觉，请书记来干预一下。”
“领导电话公布以来，老百姓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向领导反映。从整理出来的情况看，电话内容五花八门，除了一些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之外，更多的涉及治安、环保、交通、噪音、房改、投资、冤假错案、村民选举等。”接听书记、市长工作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能当场答复的就当场答复，不能答复的上报书记、市长，书记、市长看后签字、批示，交相关部门落实处理。“我们有5个人轮流24小时值班，忙得不可开交，连上厕所都要小跑着去。”
一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我们的电话号码公布了，但市民反映问题，不找我们而是直接给书记、市长打电话。书记、市长作出批示后，我们既要对市民作出答复，也要把落实和解决的情况报给领导。这一个对上一个对下，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2月21日，网友“北梢之风”在网上发布了一份《昆明市市民拨打领导办公电话自律公约》，向网友征询意见。他认为：“领导电话应该是为民服务，而不要成为各种垃圾信息的接收器”，“大家别一根葱一头蒜也要找书记、市长，那样做是占用公共资源。”
有人对此赞同，也有人认为，“公众对此反响强烈，说明公众对公权机关有着一种强烈的‘监督渴求’，‘监督渴求’的背后，既反映了当前公众*法治意识的成熟，也是公众长期以来的一种情绪释放。”
仇和新政（3）
还有人认为，这不能不说明“官员与老百姓的交流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一个合理的官僚组织机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建构，每一级的领导有每一级的菜单。当这个规则被打破时，市民是不分菜单反映情况的，这很容易造成官员被电话绊住，而疏于其他事情的决策，这实际是违背管理原则的。”一位社科研究者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合理性。它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各级‘菜单’不作为、乱作为、不听取民情的毛病。如果是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环境中，民意能够顺畅表达，民众能够监督政府，市民的问题都能够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到解决，这样的办法还用得着吗？”
然而体制上的欠缺，让“市长专线”运作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
这位负责人说，“市长电话”是代表政府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和批评，协调督促政府各职能部门切实为民服务、依法行政的一个窗口单位，但体制的缺陷，使该部门陷入了服务宗旨与受理范围的冲突、体制缺陷与市民需求的冲突、任务繁重与力量薄弱的冲突三大冲突之中。
“市长专线的工作成效更多地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支持力度和市长电话工作部门的努力，受理的各类市民投诉都是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办理完成的。但由于不能直接介入处理，对所涉及的职能部门不作为、慢作为、作为差、乱作为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处置条件，使市长专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服务真空，甚至带来市民的信任危机。”这位负责人说。
显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一部市长电话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不能不承认，如今我们的‘政务公开’在很多方面仍然是‘百废待兴’。许多政府网站上要什么没什么，发给它的邮件很少有人答复。人民对城市的发展不满意，却没办法、没地方反映，投诉无门、倾诉无门。公布电话是最起码的政务公开，没有这一步，后面的一切都免谈。”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说，“公众对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需求，不仅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沟通无碍的对话机制的渴求。”
2月21日，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闭幕式上，仇和说：“不久前，昆明公布了一批公务员的电话，我们进行了抽查，发现仍有少数打不通。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如鱼水之情、血肉联系，如果连电话都不能联系，何谈血肉联系？公务员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主人找公仆都找不到，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仅有一个仇和是不够的仇和的系列新政推出，特别是公布领导干部分工、职责和工作电话以来，昆明人出现了过去少有的对一个官员的好奇和期待：“领导干部的电话公布了，人民代表的电话能不能公布？”“政府大楼能不能是开放的？门口能不能做到没有人检查证件和要求登记？”“听说仇和书记的办公室里有张行军床，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的办公室什么样？”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过去许多人把现代新昆明建设理解为建高楼、修公路，但实际上打造新昆明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