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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辏АＫ欠唇睦碛刹煌馐耍阂皇撬担谥圃炀�*。他在广东已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再则说，蒋氏个性偏私狭隘，北伐各军待遇悬殊。蒋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势力，于德于法，均不足以为全军主帅。还有就是说，蒋氏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旧官僚相勾结等。总之，蒋氏必须打倒或撤换。至少“总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防止其*的倾向。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你说工人*就叫作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终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思想激进，一切都以共产党员的准则要求自己。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大家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中央北迁问题与反蒋运动（4）
大致就在1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体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吧！”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导致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张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沧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
“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绝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辩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只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领导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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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流而下，底定东南（1）
一
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唯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时，敌方浙江省省长夏超突于10月16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江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唯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12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一部也和第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1927年1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溪、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会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2月18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1926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