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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我等统兵将领唯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做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12月1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贺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使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3日下午7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3）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支持蒋与汪合作，先后离南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1928年2月1日*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唯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
1928年8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2月7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之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唯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1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时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白崇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1月15日发动，17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1月21日我军发起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拼死抵抗。双方在汨罗江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猝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已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辏А⒑斡η铡⒗盍揖臀业奔囱芯空娇觥Ｋ且恢轮髡畔靼资纤炕卦涛浜海俏业呐卸嫌胨侨巳创笠炱淙ぃ抑髡乓幻媪畛套苤富邮杖莸谒穆肪鸩降挚梗僦偷芯苯灰幻媪畎壮珈还艘磺校髌频泵嬷校杆傧虺ど惩平３ど橙缈耍涑ぢ飞系牡芯匀徊徽蕉＃思垂湃恕拔壕日浴钡恼铰浴＠盍揖绕奈斐馊粑揖コど呈Ю涑ぢ飞系牡芯票爻诵橹比∥浜海蛭赫跃闶В巴静豢吧柘肓恕Ｎ宜担芯乘粕窃缫研嫦乱埃袈虐苤啵幕辽ⅲ绨次业募苹葱校壮珈乜顺ど常婢种溉湛啥ǎ怀鲅盏庇薪荼ā＠睢⒑巍⑻啡唤沤桑芩玖畹笔币蚴赂吧虾＃患扒胧尽Ｗ詈螅蠹彝馕业募苹畎浊暗凶苤富硬还艘磺校惫コど场０资显谇跋叻畹降缌詈螅嘶泳龌鳎浇越荨Ｎ揖送鏊渲兀坏谄摺⒌谑帕骄溆�1月27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4）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溃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时，李烈钧跷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2月28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1927年11月14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亟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因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做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认为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骁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已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第七军军长一职，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唯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第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在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之常情。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1929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重建中枢，绥靖两湖（5）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1921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1949年*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平均每月税收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擅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掌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分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量，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因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厅长严重、建设厅厅长石瑛、财政厅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1928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全国最壮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