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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28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1918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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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1）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5月下旬在广州召开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5月28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1931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消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12月15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1927年8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1949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所主持。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1月25日孙科辞行政院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最好的txt下载网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2）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以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
1934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如此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的。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彝、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铤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即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的团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3）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校”，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化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干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长、乡长和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长、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在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1933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贷，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借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廪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相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售。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赂，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事。
1934年，一日我问省财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4）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
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么，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