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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么，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较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1932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之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1931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厂的机器，大都购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于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才。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5）
1936年，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1935年冬季，*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进，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州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1928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撤退。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的武器、兵员毕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挟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队更不堪作战，时为*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踞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急欲利用*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1933、1934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转移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此次西进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后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走投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1927年贺、叶南走，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西进。
*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的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1934年9、10月间，*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肖克率领之下，抵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入境。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仓皇撤退，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 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6）
［附注］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1934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编者注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道。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走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离去后的地盘。
1934年底，*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失守，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乃舍贵阳，北走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宁，贵州省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去。”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省主席。所以*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开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得讯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血战于滇边，*不支而北走，与朱、毛在遵义会合，往川边进军。四川省省主席刘湘又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势夹击。龙云复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办理。中央不得已，乃将顾祝同所部主力北调，然*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铩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朱、毛的才略远过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死力而已。蒋先生玩火*，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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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1）
一
“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1936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