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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恋说。李叔同在俗时的结发妻子俞氏是旧式妇女，他们的婚姻为父母包办，并无感情可言。而李早年曾“浪迹燕市，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名伶、名妓有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后在日本又娶日妾，感情不错。但香港曾有载文，云此日妾红杏出墙，东归日本。这种感情上的打击，使李叔同生出遁世想法。但此法反对的意见很多，认为理由牵强，不足为信。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学生丰子恺以“三层楼”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他这样写道：“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他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中记载了他与李的一段对话：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弘一法师曾谈及自己出家的原因：“非童年所宜。……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全杖宿因，时若非即剃度不可，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一切无他顾虑，惟以妻子不许为忧，竟亦一叹置之，安然离俗。”
【修行】
弘一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颇为后悔，因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人劝道：“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这才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弘一剃度后，由人介绍，挂锡灵隐寺。方丈对他很是客气，安排他住到芸香阁中。几日后，弘一在客堂里遇到慧明法师，他对弘一喝道：“既是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于是，弘一在灵隐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读《宝华传戒正范》、《灵峰辟尼事义集要》，与现实相印证后，动悲心，开始关注戒律之学，他立誓学戒宏律。
灵隐受戒后，弘一前往嘉兴佛学会，准备阅读佛教典籍，开始研究律学。他挂锡精严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字，他极为难，因其已出家，应抛弃俗页。范古农劝慰道：“佛法利生，本有多种随缘善巧的途径，书法又何尝不能成为弘扬佛法的一种方便呢？若能用佛语书写，令人见而生喜，以种清净之因，这不也正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吗？”弘一听罢即释然，他当即请人买来笔墨纸砚，先为精严寺书一联：“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从此以书接人，以字弘法。
马一浮到应佛学会的邀请到嘉兴讲《大乘起信论》，弘一每次必去听讲，受益良多。在嘉兴，弘一与范古农多有交往，他是继马一浮之后第二位对弘一法师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弘一对他也推崇备至，称其为自己最为钦服的居士。
1922年，弘一法师在温州庆福寺挂单。寂山对弘一很是敬重，为照顾弘一过午不食，他将全寺的午餐时间改为上午十点。弘一很是感动，一日，到方丈室与寂山畅谈，让寂山上坐，请求拜寂山为师。寂山很是惶恐：“老衲德鲜薄，何敢为仁者之师？”反复退让，不肯就座。次日，弘一请人劝说，寂山坚决不肯受拜，但弘一坚持尊寂山为依止师，终身执弟子之礼。
弘一法师在庆福寺曾患痢疾，多日不愈，他对方丈寂山法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大病，从他死好。惟求师尊俟吾临终时，将房门扃锁，请数师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即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寂山老人听罢泪下。
弘一法师因持戒，不能用公共碗筷，回杭州时，从庆福寺借了一副碗筷随行使用。抵达后，他立即托居士林赞华将碗筷带回庆福寺。
净土宗的大德印光法师的《文钞》编录出版后，弘一应编者之请，为该书题赞词，二人结下法缘。其后二人开始有书信往来。弘一年年恳请印光大师将其列为门墙，但印光大师未答应。1924年底，弘一终于得偿所愿，印光法师答应为师。1925年，弘一至普陀山，正式拜师。
弘一法师在上海时，老友穆藕初到其挂单的太平寺拜访，穆对弘一说，他觉得佛教是一种导人出离世间，逃避家国社会责任的宗教，当此国家衰微，正需国民奋发图强之际，佛教于世又有何益呢？弘一法师答：“佛法并不离于世间，佛教的本旨只是要洞悉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教人求真求智，以断除生命中的愚痴与烦恼，修学佛法也并不一定都要离尘出家，在家之人同样可以用佛法来指导人生，利益世间。就大乘佛教来说，其菩萨道精神，更是充分体现着济物利人的人世悲怀，凡有志于修学佛法者，皆需发大菩提心，立四弘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欲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此自励精进，无量世中，怀此弘大心愿，永不退失，只要是济世利人之事，都可摄入佛道之中，佛教哪里会是消极避世的宗教呢？”
弘一法师到安徽九华山去朝拜拙藏菩萨，途遇苏浙军阀混战，滞留宁波，在故乡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丐尊得知后，迎他至上虞白马湖暂住。姜丹书的《弘一律师小传》中记载：“时丐尊任教于春晖中学，傍湖而居。见其启担，一敝席，草已稀疏零落，欲为易之，不可；一敝巾，本白而变灰，欲为易之，亦不可。且曰：其色虽不白，而无害于洁也，尚可用几许年月焉，说罢便至湖边洗冷水面，夏君心焉恤之，而无如何也。供张素食，累用香菰，却之；用豆腐，亦且却之。依其意，只许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耳。夏君心欲厚之，而无如何也。作客犹然，其平曰之茹苦，可想而知。”
弘一法师到绍兴后，学生李鸿梁、蔡丏因、孙选青前来迎接，将他安顿在李任教的学校寝室中。李鸿梁去送饭菜，法师告诉他，斋菜太好了，非出家人所宜，李只好将每餐四色减为二色，可是法师仍觉得过精。
弘一法师与弘伞法师曾发愿，重新修订《华严疏钞》，两人计划用二十年完成。弘一担心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还特地嘱咐蔡丏因，嘱其将来绍续其业。但因耗费时间精力太大，他们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弘一一直引以为憾。10年后，他听说黄幼希居士有此愿望，还特地致函鼓励。
弘一法师写下了许多佛家经典著述。1924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记》定稿，由因弘法师侍编，并由上海穆藕初独自出资影印一千部。1926年，弘一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为近代写经杰作。1930年5月，法师至白马湖，住夏丏尊、刘质平等为他集资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钞》。他在厦门万寿岩安居时，用两个多月时间，搜集资料，编写了《地藏菩萨圣德大观》……1938年10月，常法师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师回泉州，道经安海，弘法一月，法缘奇胜，有《安海法音录》问世。
1927年3月，当局有灭佛之议。时闭关于杭州吴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师请地方政要到寺中，向众人出示一短简，每人一张，所备墨宝与前来与会者恰好相符，竟似有前知之智。席间，法师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众人读短简，汗颜不已。散会时，无人再提灭佛之说。来谈者中，先前态度最为强烈的一位，正是法师的学生，出得寺门来，早已是惶恐不安，汗流浃背。此短简中，所言何事，世人不得而知。17日，为灭佛一事，弘一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等人，提出整理佛教意见。
夏丐尊的45岁生日时，请弘一法师与经亨颐两位老友到自己的小梅花屋叙旧。经亨颐想起昔年3人共事之往事，感慨不已，弘一也不禁为之潸然泪下，书《仁王般若经》偈，劝慰友人，偈曰：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空，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弘一法师到慈溪的金仙寺访亦幻法师，每日斋后，弘一必诵《普贤行愿品》数卷，而亦幻住其隔壁，常略带点孩子气地偷偷躲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诵经，觉得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更有启示的力量，于是每每站上半天亦不觉疲倦。
弘一法师在厦门编写完成《地藏菩萨圣德大观》的前两日，一位素不相识的地藏菩萨的崇信者卢世侯居士，前来拜谒法师，并呈奉他割指滴血而绘成的地藏菩萨圣像一尊。弘一以为是奇缘，颇觉不可思议。弘一法师当即请卢居士再画一幅地藏菩萨九华垂迹图，自己为之题赞10阕。
三十年代，潘天寿曾向弘一法师表示过想遁入空门的想法，法师说：“莫以为佛门清净，把持不住一样有烦恼。”潘这才打消了出家的念头，终成一代国画大师。
某次，弘一法师病未痊愈，宁波白衣寺住持安心头陀邀他同往西安讲经募款、救济灾民。头陀伏地跪请，法师难以推辞，只好答应，临行前写下遗嘱。刘质平闻讯赶到宁波码头劝阻，径自将法师从轮船的三楼背下船来。到岸上，师生二人不禁抱头痛哭。
1929年4月，弘一法师自厦门回温州，途经福州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篡要》。法师倡印二十五部，请内山完造分赠日本著名的寺院及大学的图书馆。有两个不在其列的日本寺院得知此事后，还专门托人向内山完造求赠，弘一知道后又向补赠了三部。
弘一法师曾允诺为上海开明书店书写活字字模，因当时坊间所用的活字字模，字体常参差不齐，印成文后行列不均，法师曾发愿，得闲暇时，为开明书店书写一套铜字模，用于刻印佛书。1930年5月，他开始着手书写字模，但半个月后即放弃，一来因身体不适，二来，他认为有些文字不适宜出家人书写，如尸部、刀部、女部中便有许多凶恶污秽的文字，入眼妨心，实在不愿执笔。
刘质平、夏丐尊、经亨颐、穆藕初、周承德、朱稣典和丰子恺等7人发起募集净资，为弘一法师在上虞白马湖建三间平房，法师为它取名为“晚晴山房”。但因山房中诸事不便，法师放弃在此长期闭关的念头。
1932年11月，53岁的弘一法师第三次去闽南，到厦门挂单万寿岩，与性常法师结法侣之缘，自此，弘一法师定居闽南。
弘一法师曾作题为《人生之最后》的讲演，内容是关于净土修行的，分为5个章节，分别讲解病重之时、临终之时、命终后一日、命终后荐亡